由山曲儿到二人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起初，人们并非是要自觉地去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只是由于山曲儿唱了若干年若干代之后，有的人不再满足于这种“自说自话”，渴望进行更大范围的交流。于是，劳动之余，农闲之时，雨雪之日，不耐寂寞的人们便三五一群，七八一伙，或聚集于某个公共场所，或相约于某个光棍汉的炕头，纷纷展开自己的歌喉，倾吐自己的喜悦或悲苦，并辅以枚（笛子）等乐器的伴奏和“舞鞭”“耍扇”等秧歌舞蹈动作，使整个演唱变得像模像样起来，俗称“打坐腔”。
在围观者的喝彩鼓励下，演唱者信心大增，便又走下炕头，走出院门，出现在水旱码头、村落街头、田间地头以及节日庙会、红白事筵等场合。他们的表演无须舞台之类的专门演出场地，有把椅子就行，甚至连椅子也不要，就那么站着唱，站着演，所以又被称作“打地摊”。
这一表演形式一经出现，便被纳入“社火玩艺”之中。“社火玩艺”是河曲民间逢年过节文艺演出活动的总称，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凡有音乐伴奏的如秧歌、道情等，通成“打玩艺儿”；纯舞蹈性质的如龙灯、旱船等，通称“耍玩艺儿”；花灯、烟火等则通称为“社火”。
渐成雏形的二人台在其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又借鉴和汲取秧歌、高跷、道情、八音会等姐妹艺术的有益营养，表演手段日渐丰富；关注和演唱的内容也突破了演唱者自身范围，小至邻里趣闻，大至国事民情，都成了演绎故事的素材。河曲大埝墕村古戏台上，至今留存有该县五云堂玩艺班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风搅雪”演出时的题壁；日场演《小寡妇上坟》，夜场演《打经堂》。
五云堂玩艺班是清同治二年即公元1863年前后，由唐家会村艺人李有润、邬圣祥、“天明亮”等创办。此前，该村的“三官社”曾请神池县著名道情艺人郑根喜到河曲教唱道情戏，“打经堂”便是一出道情传统剧目；而《小寡妇上坟》则是李有润等整理改编的二人台剧目，其手抄本现仍保存完好。这一题壁表明，一是二人台已经登上舞台，发展到了“风搅雪”阶段；二是二人台尚不能独立支撑门户，还需暂时依附于别的表演艺术；三是二人台已经有了自己的剧目，也就标志着这一表演形式已经比较成熟。
二人台更为成熟的标志是《走西口》的问世。
日趋完美的二人台，翅膀硬了，胆气壮了，“风搅雪”一段之后便与道情“分门另户”，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独立之初的二人台也有一个称呼，叫“打软包”，意思是服装、道具装几个包袱就可到台演出。又因其大都为一丑一旦表演，故又称作“二人班子”。——“二人班”与“二人台”只一字之差，后来这一艺术表演形式被正式命名为“二人台”，或许就是从“二人班”演变而来。
这期间，走西口的移民大潮已经涌动多年。“男人难活唱大戏”，作为走西口的先驱和主力，晋西北的汉子们在用汗水与生命书写内蒙古中西部发展史和繁荣史的同时，还扯开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嘹亮歌喉，一路辛苦一路歌，将二人台也带到了茫茫草原。走西口便因二人台而多了几分生机和豪迈，二人台也因走西口而成长得更加茁壮，一大批优秀的二人台演艺人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河曲，有“老百灵旦”樊贵桌、“小百灵旦”樊二仓、“串话王”王半师、“芝麻旦”营二毛等“七大名旦，八大名丑”；在保德，有“麻角旦”“石匠旦”“洪顺丑”；在偏关，有李万科、贺斌、秦丙全；在阳高，有“常变鬼”；在陕西府谷，有降改良；在内蒙古，有老炳申、毛发子、双狮子、老双羊、老板达、阿力亚等名丑名旦，从而形成一支蔚为壮观的二人台大军。
在这支二人台大军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曾任包头市剧协名誉主席的樊六。樊六出生于河曲县樊家沟村，十多岁便走西口到了内蒙古，边作装箩手艺边演二人台，长期活跃于河套、萨拉齐、土默川一带，成了誉满晋、陕、内蒙古的二人台名角，得艺名“六牡丹”。
人们常说，二人台“发源于河曲，发展于内蒙古”，而发展于内蒙古的前提便是走西口。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没有走西口，就没有二人台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没有二人台的今天。走西口，二人台，一支并蒂花，一支团结花！
由于鲜明的世俗性、民间性、人民性和喜剧性，二人台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的认同和喜爱。但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便一直被视为“下里巴人”，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穷人演，演穷人”的二人台才有了“出头之日”。就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们到河曲采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的3月，河曲县就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民歌二人台会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共有170余人参加了演出。如果我们要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曲二人台的发展历史，那么真正的起点应该是这次会演。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54年春，县里的会演刚刚结束，中央音乐学院的采风队刚刚离去，山西省歌舞团的任艾英也来到了河曲。任艾英是河曲人，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演员。但由于家贫，她刚满十岁就随哥哥离开河曲参加了革命，所以并不会唱二人台，这次回故乡就是想学几个二人台剧目。于是，她回到河曲后就直接到岱岳殿村找见了“串话王”李法子。李法子是个热心人，当即满口答应。任艾英年纪轻，记忆力好，有时头天晚上刚学，第二天白天就能登台与李法子配戏演出。加之她从艺多年，功底扎实，扮相漂亮，因而一登台就引起轰动。而且，过去二人台旦角一直由男性担任，虽然抗战时期旧县的女教师苗韶琴曾登台演过二人台，但苗并非二人台艺人，只是临时“客串”，所以在河曲真正正式登台演二人台的女演员任艾英是第一人。之后不久，山西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举办全省各县文化馆干部培训班，便专门开设二人台演唱课，请任艾英教唱二人台《打金钱》，又将二人台的种子撒向了全省。
这一切，如春风鼓荡，似春雨浇洒，使河曲的二人台演出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夫妻班”“姊妹班”“父子班”“娃娃班”遍布全县，多达40余个。1956年，河曲县政府又决定正式成立县级二人台剧团，使全县精英荟萃一堂，其中最为突出者是小名补莲子的吕桂英。后经任艾英指点，《走西口》演得甚为精彩，名高一时。人们编顺口溜说：“听上补莲子唱两声，过了三年看戏瘾。”
其间，无论是县二人台剧团还是业余班社，在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还根据二人台这一小剧种的固有特点，排演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小戏。如县二人台剧团演出的《木匠招亲》《三丑会》《一把镰刀》和曲峪大队二人台剧团演出的《水上南梁》《相亲》等小戏，都很受群众欢迎。《相亲》一剧先后演出300多场，1964年还参加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彭真、乌兰夫、李雪峰、李立三等领导观看后均给以好评。《文汇报》则刊登长文，赞扬河曲二人台剧团“道路越走越宽广”。
1964年，忻县地委、行署根据地区尚无歌舞类艺术表演团体的情况，决定将河曲二人台剧团整体调到地区，以此为班底成立地区文工团。可是地区文工团成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无论是河曲还是地区，“哥哥妹妹”“亲亲爱爱”俯拾皆是的二人台自然难逃厄运，顿时沉寂了下来。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二人台再度换发青春。虽然，1964年县二人台剧团整体调往地区时，吕桂英、吕玉根、尹占才、张美兰、许月英等一批优秀二人台演员均离开了河曲，但二人台的根须在河曲扎得太深了，土壤也太肥沃了，而且到处是二人台的种子，就像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即便没有人专门去播种、培植，那草粒儿随意落到什么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于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河曲本土很快就又涌现出杜焕荣、刘兰生、刘爱兰、王掌良、苗俊英、王永茂等一批二人台新秀。同时，家庭和民营二人台演出团队也大量涌现，全县的二人台从业人员达500多人。这些演出团体一般只有十几二十个人，行动极为方便，演出市场相当广阔，演出活动颇为红火，不但活跃了城乡文化生活，也使二人台的薪火得到了传承。
2004年，在中宣部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山西省联合内蒙古、陕西、河北组织了一次四省、区二人台大赛，推出一批优秀节目和优秀人才，并于当年9月举办了晋京演出活动，取得巨大成功。这一盛举，给河曲二人台以巨大鼓舞，该县的民歌二人台演艺中心便应运而生。可以想见，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有二人台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已有成就，二人台这枝艺苑奇葩定将在河曲大地上绽放得更加艳丽璀璨，更加光彩夺目。
到河曲来吧！听听风情独具的山曲儿，听听原汁原味的二人台！
田昌安 《娘娘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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