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诊疗同床异梦真的很厉害……过去的时代，的确有很多地方做的不错，我们不应该把以前所做的地方都抹杀掉。”6月16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受邀出席在京举办的“中国大学附属医院交流与发展促进”沙龙，并做出上述表态。本次沙龙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主办，健康界传媒协办，同时得到了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的支持。
“理性回归也是思想解放”
谈到中国过去的分级诊疗，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有话要说。“几十年前，中国的分级诊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提分级诊疗，好像以为是一个新事物，其实大错特错。”
“理性回归也是一种思想解放，就是敢于承认前人所做过的工作已经很好了。我们不要把前人做的很多正确的事都推翻了，再另起炉灶。”
“几十年前，中国的医疗体系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分级诊疗、很好的就诊秩序、很好的病人补偿办法。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已经补充了没有的，完善了已有的。”
过去的分级诊疗究竟什么样子？刘玉村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15岁（1975年）时做胰腺炎手术的经历。“先去医务室，医务室看不了，去县医院，县医院看不了。就去天津的大医院，然后开刀，康复。花掉的300多块钱，合作医疗全部报销，自己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掏。但是后来，我们又把原来拥有的、符合规律的东西都给放下了。”刘玉村说。
分级诊疗“同床异梦”
现在，医改提出“小病在基层、大病进医院”的口号，还通过挂号费和报销等经济杠杆推进分级诊疗。不过，马昕认为，政策规定和经济杠杆作用有限。
马昕告诉健康界，为了实现大病不出县，有些地方给异地就医做了明确规定，要把大多数患者“摁”在当地。而且，大型三甲医院的挂号费也涨到了30块钱。
不过，马昕说：“经济杠杆限制不了病人。大型三甲医院挂号费30块钱，涨了，但是打车费来回100块钱，患者不在乎30块钱的挂号费。患者宁可自费，也要到外地看病。在上海、杭州一些大医院有些病人是自费的。这侧面说明我们的费用不是很高，病人能够自费得起。而且医院不敢得罪病人，病人可以用脚说话。”
在马昕看来，患者端的分级诊疗不彰；医疗机构内部也是“同床异梦”。
“医联体的任务都完成，都上交了，看起来很漂亮。实际上，在上海的医联体当中，很多下级医院的想法跟大医院一样，大医院想做的，小医院也想做，大医院不要的，小医院也不要。”马昕说，此类情况，显然有违分级诊疗的初衷。
想要划清不同医疗机构的权责界限，避免利益冲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孙虹提议，应该由政府出面，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全国性、区域性的医疗体系构架，明确、合理地界定医院之间的责权分配、利益分配、转诊问题。
孙虹认为，公立医院是经济实体，公立医院之间病人的流动、医务人员的帮助，还要建立分配机制，否则相关帮扶不能长久。“任何一个合作体，如果参与合作的成员不能得到他想得到的利益，或者他应有的利益，这个合作永远不会长久。”
“不要为改革而改革”
“我们不要一听到为改革而改革，把好的东西改掉了，”孙虹继续说，“好的东西改掉了，换了一个领导又是一套，这样就把以前的工作全部废掉了。”
实际上，刘玉村2008年就提出了“理性回归”的主张。刘玉村认为，当年我国医疗体系有很多创新，但走过的路未能得到医务人员的普遍理解，没有得到患者多么大的推崇，也没有赢得社会的一致认可。
“现在我们又说，分级诊疗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回到从前，不就挺好的吗？”刘玉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