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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通常会被过度使用，直至资源耗尽，经济学上管这个叫“公地悲剧”。
因为是大家共有的东西，就很难有节省的意识，社会保险正是这种重灾区。就像看到有人吃不饱，就说从公地里多挖几个土豆吧；生病的人那么可怜，治病的钱，也都医保买单吧。
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土豆挖不挖，怎么挖，还得掰开了细说。今天公号推送一篇关于试管婴儿涨价新闻的评论，欢迎各抒己见。
昝馨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7月6日，财新网报道，随着公立医院价格改革推进，深圳等多地都上调了辅助生殖技术价格，其中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上调行为引发患者不满，拉起横幅、集聚医院。
报道介绍了发生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冲突，包括价格调整的起因、成本测算以及调整、冲突过程等，并采访了一些专家，谈对辅助生殖涨价的看法。报道暗指的一个方向是，辅助生殖是基本需求，不应该列入特需医疗，应该进入医保目录提供补偿，降低患者成本。不少读者在文后表示对患者的同情，以及希望国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不要在这种民生问题上让民众绝望”。
确实，不孕不育的患者让人同情。想要为人父母，是再基本不过的需求，这一点毫无争议。但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医保来说，是不是不孕不育一定应该社会援助和保障，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讨论、轻易地断言。
首先，社会医保的一个突出功能是二次分配，通过强制筹资，实现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风险分摊、互助共济。如果不孕不育的患者并非低收入群体、甚至是高收入群体，是否也应该由社会医保给予补偿报销呢？
其次，社会医保的资金是有限的。一位读者在报道文后评论说，“他们只想要个孩子”，但是，存在医保支出封顶线的情况下，不孕不育的患者“只想要个孩子”，先天耳聋的儿童“只想要个人工耳蜗”，八十岁的癌症老人“只想再活两年”，优先满足谁？
哪些项目可以进医保、哪些人可以得到待遇倾斜、以及这些都通过哪些决策机制最终确定，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话题。即便全社会都对某个医疗项目纳入医保呼声很高，医保管理方也仍然需要对其做出精算与评估，综合考虑人群覆盖、服务供给、基金风险等多重因素。最终决定是否以及多大范围内将该项目纳入医保，除了医保自己在执行层面的测算评估外，还应有机制设计保证兼顾了公共选择的价值考量等。这是医保管理应有的负责态度，因为管理的是社会共有的保险基金，基金花穿了，就要财政来兜底，财政的钱，说到底也仍然是大家自己交的钱。这些都不作考虑，只是简单地说“我真同情你，医保应该帮助你”，不过是一种“慷他人之慨”罢了。
回到事件本身。结合新闻报道以及文后读者提供的信息，引发医患冲突的并不仅仅是调价行为，还包括医院未能做好事前告知，以及没有处理好正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过渡问题。试管已经开始了，储存在医院，突然通知说价格翻了近四倍，接受不了的话，正在孕育胚胎的试管就可能变成医院废弃物，这个确实极易引发争端。患者拉起横幅抗议，当然值得同情，但此处更值得关注的，是当社会发生争端时，为何总要挑起横幅，才可能换来问题解决的希望？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讨论清楚，那么读者们得到的启示就是，拉横幅才是解决问题的利器，这似乎不是一个面向现代公民的激励机制，也不应该是媒体致力于传播的信号和方向。同样，如果政府的关注和回应一直把焦点集中在横幅以及横幅的大小上，“发声”不易的老少边穷地区未免就太吃亏了。
此外，一部分患者确实因为国家早年实行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错失了生育年龄，“二胎”政策放开后，想要借助辅助生殖怀孕，认为国家应该有所补偿支持，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想法。对于这部分人群，更值得讨论的是，如何降低对他们的识别成本、提供补贴的执行操作成本，以及确定符合财力民情的国家补贴标准（国家的财力并不允许支持每个人都去美国接受不孕不育治疗）。在报道中，没有针对这部分人群独立分析、采访，也是一个缺憾。
将所有受到事件影响的群体“打包”在一起进行报道，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情况。引发大众关注的是流泪的A，然而最终受益更多的可能是旁边的B。又或者，其他同样需要帮助的人，因此被“挤出”了关注视野，使得公平离得更远。这些应该都不是新闻报道的本意。媒体是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权力的使用应该是审慎、理性进而避免滥用的。至少，当我们长期批评什么，我们不能变得跟“什么”一样；制造民意的暴力，也是暴力，希望不要用暴力去对抗暴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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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昝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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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潘雨晴 戴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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