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继春
时间：2017年7月26日
共计7448字 ｜建议阅读时间5分钟
编者按
张继春，北京协和医院原药剂科副主任、主任药师，中国药学会安全用药科普传播专家团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长期致力于安全合理用药咨询、药学教育、药学科普工作等。特别是退休后，她仍然奋战在我国药学事业的最前线。1974年5月至1975年7月，张继春老师受国家的派遣，作为中央赴西藏阿里地区医疗队的队长奔赴阿里，在条件恶劣的高原上奉献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下了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本文就是由张继春老师撰写的她在阿里地区那段难忘岁月的点点滴滴。
在当前这个变革飞速、日新月异的时代，关于道路，关于选择，榜样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张继春老师舍小家顾大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终生奋斗的精神，为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青人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学习的楷模，鞭策并指引我们在祖国医药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向张继春老师致敬，向同她一样为祖国药学事业无私奉献的前辈致敬！
时光荏苒，42年前，作为中央赴西藏阿里医疗队的一员，我从阿里归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阿里的故事。
一、临危受命 奔赴高原
文化大革命中，已身患重病的敬爱的周总理听说阿里地区军民缺医少药后，对协和医院说：“你们能不能带个头，派个医疗队到阿里地区去为当地的军民服务？”于是卫生部决定以协和医院为先锋，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属其他单位组队，每年派一批去阿里，共派10年，于是就成立了中央赴西藏阿里医疗队。第一批医疗队成员由周总理亲自接见。
我是第4批医疗队的成员(1974年~1975年)。接受这个任务前几天，当时院长顾方舟对我说：“继春，咱俩去甘肃医疗队，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后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要求第四批赴阿里医疗队协和医院要派一个年轻的女队长。当时我不到31岁，又是院党委委员，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我一家三口分居三地，我立即写信让我母亲带着3岁的儿子从东北老家来京，随后我带儿子去山东诸城我爱人处，一是临走前让爸爸看看儿子，二是要取他的棉裤、棉袄、绒衣、绒裤、棉帽子、棉鞋去阿里穿。可刚到第3天，一封“速回院组队”的电报到了，我只好立即返京，让我妈和儿子返回绥中老家。记得那天送站时，列车开动后，我回头找陪我送站的一位山西的男同学，却没看见人。后来看见他站在老远的地方，一问，原来他是怕我哭，受不了。他说：“这次你一去，不死也要扒层皮。”
周总理嘱咐我们：“你们既是医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同时也是慰问队，代表党中央去慰问边疆的军民。当地牧民藏族同胞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以为首都是新德里。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
阿里的地理位置：西藏的西南，“世界屋脊”的“屋脊”，有人生活的最高地方。
阿里的气候：高寒缺氧，氧气量只是平原的40%。
阿里的人口：人烟稀少，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一个人。
阿里的吃住行：吃羊肉，喝酥油茶，住干打垒的土坯房或帐篷，出行靠骑马或牦牛。当时卫生部长接见队员时曾问：“你们会骑马吗？”队员王胜利回答：“不会骑马，会骑驴。”
医疗队的组成：共16人，其中男10人，女6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11人：协和医院8人，阜外医院2人，劳卫所1人。
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5人：东直门医院1人，西苑医院1人，广安门医院1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1人，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1人。
协和医院出队长，阜外医院出副队长，北京中医学院出指导员。
二、横穿新疆 西去阿里
1974年4月10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乘坐4天3夜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由乌鲁木齐市卫生厅接待，准备上山的车辆，准备皮大衣、皮裤、皮帽子，大头鞋，带领我们学习阿里的情况及高原病的知识。男生每天自发地围着昆仑宾馆跑几圈。我们共在乌鲁木齐待了14天。4月28日启程，经过鄯善、库尔勒、阿克苏、库车、喀什，4天后到达叶城——海拔2000米的地方。为适应高原气候，同时也要检修车辆，准备上山路上吃的用的，我们在叶城待了3天，然后开始上山。到达狮泉河后分组，我们小组到达措勤县后又走了4天。南疆的搓板路坑洼不平，一路沙石，不停地射向车窗，汽车颠簸，不时把人抛起，头撞到车顶棚。汽车过后黄尘滚滚，下车时一个个跟孙悟空一样像个毛猴。一眼望去，荒无人烟，满眼看到的是长满骆驼刺的大戈壁滩，好不荒凉。然后开始翻越高高的昆仑山，只见峰峦重叠，山道弯弯。为了保证司机清醒，我们指派一个同志坐副驾，陪司机说话，递烟，其他人昏昏欲睡。突然有一位同志说：“如果车子翻下去，滚到山底，怕要用扫帚才能扫起我们的英雄身躯了。”许多人都郁闷地想：“这个乌鸦嘴。”这时，叶启彬大夫笑道：“哈哈！到那时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大家哈哈一乐，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翻过无数个大坂(高峰)，弯弯曲曲走过几十个盘山路，最后来到了界山大坂。这是个最高又最长的大坂，海拔6300米。突然间遇到了险情，4月的昆仑山地表积雪融化，汽车不小心陷进了冻土融化后的洼坑里。只见车轮飞转，发动机轰轰作响，汽车就是纹丝不动。全体人员下车，稀薄的氧气，人头疼欲裂，几位女同志和出发前有些感冒的男同志斜卧在山坡上，抱着氧气袋哼哼着，只有假小子队长我和其余男士一起捡石头垫到车轮下。抱两三斤的石头走二三十米，气喘吁吁，心跳在120次/分以上，跟跑百米一个滋味，心跳到嗓子眼。嘴唇和指甲都发紫，还要齐声喊“一二，加油！”地推车，但还是不成功。记不得是谁喊了一句“脱大衣，往轮子底下垫。”好主意！呼的一声车轮子冲上了地面，大家欢呼。“不然，在这里过夜那就不知道有几位要永垂不朽了！”真是死里逃生啊！
过了大坂，来到了多玛沟，人称“死人沟”。一个个相互搀扶着下车，路都不会走了。一问吃什么，都摇头。我让兵站给煮面条，一碗碗端给他们吃。
到了日土县，见到一个大湖，真是天蓝蓝，水清清的。我们下车在班公湖留下了一张合影。过了日土县就到了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
三、妙手仁心 抢救战士
到了狮泉河，我们先完成了给藏族孩子们查体。这些孩子将被到西安咸阳民族学院学习的。另外，给我们找来几匹马，让我们练练骑马。
突然，有两个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医生赶快，帮我们抢救一位战士，他昏迷了。”病人就是命令，我带着几位骨干医生赶快随他们赶到军分区卫生所，却忘记了我们只在高原上待了3天，应该慢一点。进了卫生所，看到床上躺着一名年轻的战士，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四肢不停地抽搐。这个战士叫王海，是北京架线部队的战士。头一天感冒了，但坚持带病工作，当天中午突然昏迷了。他患的是一种很凶险的高原反应，战士们极度焦急地望着我们，我们几位大夫果断地做出抢救方案，措施如下：
吸氧，保护脑子，用冰袋降温，捏皮球(代替呼吸机)，吸痰，注射氯丙嗪(冬眠)，上激素，上抗生素，输液(维持血压)，调节电解质平衡，保护肾脏，观察尿量。
一切快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结果：第1天，患者脸色红润，抽搐从减少到消失，呼吸均匀，心律平稳，尿量增加；第2天，患者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喉咙里有痰，我们进行气管插管，捏皮球吸痰，输氧；第3天，患者出现痰鸣音，导管进去吸不出痰，气管切开。经过7~8天的抢救，王海苏醒了，40天后病情好转，下山回京。
当地领导评价：你们医疗队不仅抢救了王海的生命，也给当地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中央医疗队在，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后来，王海给医疗队写信，充满了感激之情。
四、一专多能 全科医生
医疗队16个人分3组：狮泉河4人(外科、放射科、眼科、护士)，普兰6人(骨科、内科、普外、针灸护士、妇产科护士)，措勤和改则6人(骨科、内科、检验科、护士)。
普兰是农业县，海拔3000多米，有菜吃，氧气含量稍高，医疗队派中医研究院5人加协和医院一位护士前往；改则、措勤海拔4700米，牧区，缺氧，没菜吃，医疗队派协和医院5人加劳卫所一人共6人前往。大夫们一专多能，都是合格的全科医生。
下边讲几个小故事：
1- 叶大夫的3个“女儿”
叶大夫出发前，夫人快临产了，只好让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广东梅县的老妈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护士楼顶层的临时加层找一间房，来照顾儿媳妇。军令如山，一声令下勇往直前，生死不惜——这是形容军人的。我们医务人员何尝不是如此！病情、灾情就是命令，一声令下，抛家弃子，奔赴抢险救灾第一线，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在阿里巡回医疗的8月份，收到“母女平安”的电报。女儿出生了，取名叫阿里。
第2个女儿出生在措勤县。一位藏干胎位是臀位，转不过来，必须剖腹产。县委书记在手术室门口坐镇指挥，小发电机照明。叶大夫操刀，潘孝仁大夫负责麻醉，黄明芳大夫负责血压监测，李桂芬护士做器械护士，刘桂芝大夫负责接小孩，我负责前后策应及负责土制吸引器——用橡皮管一头接高压锅，一头接到产妇肚子里。锅里放上棉花和95%酒精。叶大夫一声“点火”，我就执行命令。卫生员负责牛粪炉子的火。
手术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手术室除了刀剪声一片肃静。孩子剖出来了，是个女孩。突然哇的一声，女婴发出了洪亮的哭声。回头一看，潘大夫哇地吐出一大口羊水。原来孩子的口腔存满了羊水，哭不出来，有窒息的危险，潘大夫赶紧拍背，把吸管插入婴儿口中，猛吸羊水，才有了婴儿的哭声，孩子脱离了危险。
室内外充满了欢笑，此事很快传遍了小小的县城。碰到藏族妇女，她们指指点点，一边笑一边说：“能从肚子里把难产的孩子取出来，简直太神啦！”从前，难产不知夺走了多少母子的生命啊！她们把我们当成天人了。
第三个女儿出生在改则县，有了前1例，这例就熟练了。
背后的故事：
北京出发前几天，林巧稚大夫在医院西门碰上叶启彬大夫，说：“叶大夫，今年妇产科派不出大夫(派了一名护士)，妇产科的工作就交给你啦，你要做好。”叶大夫当时压力很大，心想，除实习时见过剖腹产，没做过呀。难产时可是两条生命交到我手里呀！就请求能看一次剖腹产手术。林大夫说“好！我一定办到。”林大夫向全科交待了这个事，并亲自写在小黑板上，落上了大大的一个签字。过段时间，林大夫问叶大夫看了没有，叶大夫说还没有。林大夫说：“一定让你看到，协和医院没有我找妇产医院安排。”就在出发前的前一个星期日，叶大夫接到通知，让他去观看手术。当时是吴葆贞大夫主刀，他认真地边做边讲，叶大夫心里踏实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
剖腹产的产妇自带帐篷，就搭在院子里。叶大夫关心她有没有排气，让我陪他去看看产妇。我说：“没有翻译，怎么问呀？”他说：“你就跟我走吧，没问题。”我和他钻进了帐篷，他一拍自己的屁股，来了一个现场表演，说来就来，当时就放了一个屁，然后用他只会一句藏语问：“有没有？”这位藏族妇女双手捂脸，羞羞答答地笑着点头。我开玩笑对他说：“你的屁功劳不小啊！当了翻译了。”
2- 木匠的钢锯
一位藏族老人因左下肢动脉硬化堵塞左脚已经坏死，很痛苦。因上批医疗队没有骨科大夫，把这位患者留给我们了。叶启彬大夫胆大心细，就地取材，缺少锯子没法截肢，就去木匠的工具箱中翻找，找到了一把钢锯，经过刷洗消毒，就用这把钢锯给藏民做了截肢手术。后来，小木匠逢人便说：“你知道吗？我这把钢锯是锯过人的大腿的，嘿嘿。”骄傲地拍拍他那把锯子。那时医疗队还做过输卵管结扎术、包皮环切术、阑尾炎切除、眼球摘除、肝包囊虫手术等等。
3- 下乡巡诊
我们改则、措勤小组只有6个人，后来从狮泉河专区又调过来王胜利，我们轮流交替着，几个人留在县城，另外几个人要下乡巡回出诊。每天骑马要跑100多里地才能找到三四个帐篷，这就算一个公社的牧业点。我们送医送药送温暖，几乎每人都要听听心肺，量量血压，摸摸肝脾，问问头疼不疼，牙疼不疼，肩背疼不疼。感冒了发一包APC，哪疼就发一包止疼片，咳嗽了发一包复方甘草片，嗓子疼，有炎症就发几片磺胺嘧啶片，连四环素、土霉素都没有！
我们每到一地，搭起帐篷，衣服不脱，帽子、大头鞋都穿着，倒头就睡，第2天再赶到另一个牧业点。记得有一次，牧民骑着牦牛送信，说先遣公社有病人，让我们出诊。我们就派黄明芳大夫(劳卫所)和王胜利(协和医院)配一个当地民兵当向导，骑马出诊。他们很晚才归队，高原上伸手不见五指，县里也没有路灯，我们3个女队员拿着4节长的大手电筒站在空荡荡的高原上，不停地打着信号灯，迎接他们返回。听说第二批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大夫有一次出诊，一天到不了目的地，只好露宿半路的羊圈里，第2天醒来翻不动身，其实是被夜里下的大雪给埋上了，只因为口鼻呼出的热气把厚厚的雪吹出了一个洞才没死。还有一次，县里用惟一的一辆吉普车送潘孝仁和阜外医院的小李及一个赤脚医生、一个民兵和我去先锋公社海拔6000米的牧业点。原来报告说有病人肚子疼，等我们到时病人已经好了。我们睡上一夜，天刚亮司机就赶紧拉着我们下山。原来是司机受不了缺氧，把带去的氧气袋都吸光了。要是司机出了问题，我们都下不来了。
4- 采雪莲
在改则县有几天因为患者太少，我们没下去巡诊，潘孝仁和我决定上奶头山上采药。我们带着阜外医院的小李，一人一匹马，配上一名藏民当向导，骑马上山了。走了大半天，山也有点高，骑着骑着马猛一回头。原来是因为马累了，也饿了，肚带松了。往下一看，吓我一大跳，没有树木阻挡，如果我摔下去，就会一直滚到山下。藏民把我扶下来，把马留在原地，我们4个人接着往上爬，竟然真的爬到了山顶。我们采了半麻袋的高山雪莲。下山时更难了，有一大段路必须走“之”字，也不能骑马了。回想这一幕真是后怕呀！如果当时摔下去真的要埋在阿里了。至今，讲起这件事，我10个指尖都发凉啊！
5- 别开生面的解剖课
我们除了下乡巡诊，还要培训赤脚医生，留下不走的医疗队。
有一次，潘大夫让我与一位民兵队长说，需要解剖只狗，给学员讲解剖，讲解心、肝、脾、肺、肾。民兵队长掏出手枪，啪的一声就打死了一条狗，给我吓了一跳。我问这是谁家的狗，他说没关系，是生产队长的。解剖课上完了，潘大夫让我和小李把狗肉炖了吃。我们就用小李的小铝盆在牛粪炉子上把狗肉炖了。我和小李都不敢吃狗肉。那些学员指指点点看着潘大夫大口大口地吃着，后来告诉潘大夫，小李的这个盆是用来洗脸洗脚洗屁股，还当尿盆。潘大夫下顿也不想吃了。
五、大难不死 奋斗终生
1975年5月的一天，我已经写好了交班总结，在准备与上山的第5批医疗队交班时，突然发病了：心慌气短，说话无力，心跳52次/分。潘大夫嘱咐我口服阿托品0.5毫克，过一会儿没见效，又让我吃一片，心跳又快到120次以上每分钟，血压120毫米汞柱/100毫米汞柱，脉压差太小，仍然心里难受。当年1月27日查体时就发现我肢体导联普遍低电压，心电轴右偏。可这3个月我还是不停地下乡，骑马巡回，直到这次发病才认识到其实那就是高原缺氧的一个改变。医疗队请示县里任书记，马上把我转移到狮泉河，因那里海拔4300米，也该到医疗队集中的时间了。
经过4天时间到了狮泉河，我的情况严重了：全身无力，四肢抽搐，特别是上肢，手抽的都变形了，很疼。立刻做心电图，提示不正常，T波倒置，低平，双相无一个直立波，严重心脏供血不足。我的队员们围着我默默地流泪，王胜利不停地掰着我的手都掰不开。他们说这么好的队长下不去山了。假小子队长怎么变成这样啦？
后来我大难不死，遇到了贵人。新疆军分区刘副司令员上山慰问，潘大夫向他报告了我的病情，请他下山时带上我，潘大夫和小李护送。同时医疗队给协和医院发电报“张队长心源性休克，请求提前下山。”后又给我爱人部队发电报，请求部队准假，批准他回京照顾。可他等了28天见我不归，假期就剩两天了，他心想：“老婆见不到，得见见儿子。”就回东北了。刚到东北，接到我已抵京的电报，他即刻返回北京。
在叶城我们和下一批医疗队交接班后，通过新疆和田到达乌鲁木齐。
在和田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刘大夫的同学在和田，她找到她同学说：“我们队长病了，什么都不想吃，请你给她煮几个鸡蛋送来。”我非常感谢这位女大夫，她很快送来了。走时刘大夫和小李送她，小李一边走一边给那位大夫鞠躬，不停地说“昂可剋、昂可剋”，那位大夫笑的直不起腰来，忙摆手说：“小李，快别说了，那时一句骂人的话，意思是去你妈的。”小李进屋就告状说：“队长，这是王胜利教我的，他说是新疆巴郎子(小男孩)教他的，是谢谢你的意思。”可见学习语言要准确，否则闹笑话。
到了乌鲁木齐市，我的病情又有新的变化。肝大，肋下2cm，剑突下5cm；脾大，肋下1cm。恶心，呕吐，更吃不下东西了，闻到牛羊肉味就想吐，至今我都不吃牛羊肉。从5月份发病到7月份回京，我的体重由112斤降到92斤。在乌鲁木齐，卫生厅易克沙江厅长和文教主任马林克夫听完医疗队汇报后到床前探望，立刻决定让我和潘大夫乘飞机回京，其他队员坐火车回京。马林克夫说：“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火车上太热，时间太长，乘火车会出事的。这不能听队长的，一定要乘飞机，如果你出事了，下一批医疗队还怎么派呀？”于是，7月9日我们俩乘三叉戟回京，医院救护车接的，直接收到8楼3病房。一化验，我的血钾才2.5毫克当量。经多次会诊又确诊了“肝炎”，住院1周出院。感谢自治区领导果断的决定，感谢队友们的关心照顾，感谢院领导及大夫们及时的抢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1975年7月算起，我今年42岁。叶大夫开玩笑说：“花圈都做好了，可烈士陵园不收你呀！”真的，我爱人已经做好去新疆抱骨灰盒的准备了。这之后42年，我自认为不论在职还是退休，我都竭尽全力地去工作，现在仍在药学战线上工作。在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我们完成了60多项部委级的课题，我直接参与30多项。有很多受到部委好评，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还编写科普书籍40余册，开展科普讲座120余场。我志愿做一辈子安全合理用药志愿者，补上我在职时因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的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忙碌着，快乐着，幸福着。
昨天看到解放军上将罗援的一篇调研西藏军区的感悟的微信上说：生物学家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不适合人类居住，4500米以上是生命禁区，这些边防战士长年累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缺氧的环境下工作，心脏病，高血压对西藏军区的官兵们来说是常见病，他们透支着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保证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他们镇守着祖国的西南大门，发誓“决不把祖国的领土守丢！”自分区组建以来，有6000多名官兵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定格在祖国的雪域高原。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将军(49岁)，高明诚团长(39岁)，战士古努(藏族19岁)，什么叫风华正茂？这就叫风华正茂！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就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叫绝对忠诚？这就叫绝对忠诚！比起这些解放军官兵，我们能为他们服务，吃那点苦算得了什么？我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这段记忆刻骨铭心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都能承受，因为我还活着。我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部分资料采自叶启彬《慢慢行医路》)
写于2017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