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大家见面总是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人们偏爱“铁饭碗”的稳定保障，也深陷在等级秩序里。即便是本应更加自主的专业化职业群体，比如医生，有着深厚“单位情结”的也不在少数。
今日旧文重发，就聊聊单位的前世今生。文末有针对公立医疗机构这一高度专业化“单位”的小调查，欢迎大家分享身处其中的感受～
孙梦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福柯曾言，历史由空间写就，并与权力的演变密不可分，从地缘政治学的宏大战略，到居住性或公共性建筑的微小策略，从经济与政治的设施，空间中的停驻点是一种值得细致探究的政治经济形式。受此启发，悉尼大学社会学系David Bray(薄大伟)教授将目光放至于中国特有的城市空间组织——单位，希望通过研究这一空间形态的塑造过程和影响，来探究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空间和权力的互动过程，以及中国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本质。
单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作场所及其包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总称，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基础。它手握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就业、生活、福利资源的分配权，在截然分开的空间单元中形成整合的共同体，使单位成员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已得以初步建立的当下，单位体制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单位”研究的兴起，也就是近十几年来的事。不同于大多数学者采用的“国家中心”分析框架，即将单位视为国家或政党权力的衍生物，Bray教授认为应当采取跨学科的框架加之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单位的形成不仅受党和政府政策意图和运作方式的影响，还与文化实践、历史偶然性、地方抵抗和其他无法意料的因素相关，是一个不同实践因素层层叠加的复杂过程。
一
单位谱系：从高墙大院到延安根据地
Bray教授对单位谱系学的探索，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围墙与院落开始。Bray教授提出，墙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其所起到的封闭和排外作用，而在于其所构造的院落空间，及其主体和实践情况。由墙围合的城市和家庭院落，是中国传统两个最主要的空间领域。空间内的各种特定主体被不断生产和塑造，空间形式也与治理体制息息相关。具体而言，由墙围合的城市，属于帝国政府的领域，管理对象是地方群体。通过里坊和保甲制的实施，具有自助和自我监管等其他功能的居住空间得到划定、合法化和强化。由墙围合的家庭院落，则属于儒家家庭范畴，管理对象主要是家庭。通过院落空间的分配以及“礼”的约束，儒家思想下理想的家庭秩序得以生产。因此，围墙内的空间实践，促进了集体取向主体的形成，也为今后集体社会的治理方式提供重要借鉴。
其次，在现代场所中，作者通过两条独立的谱系线索，即民国时期工业化城市中的行会帮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描绘了单位雏形的形成过程。第一，行会、帮派脱胎于同乡会，组织形式以传统儒家家庭为模式，实行等级制度，领导人扮演类似于家庭中家长的角色，维持成员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公司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行会、帮派的功能开始拓展，开始介绍成员进入公司工厂工作，并帮助成员争取各种社会关系和福利保障。与此同时，行会成员的个人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也在实践中慢慢形成，传统集体主义模式的主体性最后成功渗透进了现代化的城市工业企业之中。
第二，作者重点考察了同一时期下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并提出单位制度最早就出现于延安阶段后期。这一时期的基层单元特征开始靠近于单位，例如，虽然基层单元属于集权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但仍拥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地方自治权的获得，一方面源自于当时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所有单位都要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战略的成果。群众路线旨在动员一切潜在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同时避免官僚主义和过度集权带来的问题。群众路线在基层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过培训的干部，他们要承担革命模范、牧人式照料者和技术专家的角色。因此，干部在将地方人口编入单位雏形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单位不仅仅是生产单元，还是按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生活共同体。
总结以上两个场所，虽然所处环境背景大不相同，但都以集体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为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传承了儒家伦理。民国时期的行会帮派完全承袭儒家家庭伦理，延安根据地却选择吸取“公家”的概念，发展出另一套集体主义伦理。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本土因素，单位空间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现代欧洲城市治理与规划理念的影响。19世纪，城市规划学科开始于欧洲兴起，该学科认为良好的社会治理与人民福利可以通过对城市空间的规划来进一步提升。20世纪初，受世界范围内改革浪潮的影响，城市规划应与革命性社会项目相结合，推动社会转型，这一激进的新空间干预策略被广泛提出，并在苏联得以实践。为最大化地促进工人参与集体生产，苏联设计出一种全新的集体生活空间——“社会浓缩器”，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完全集中在一起，完全听从组织安排，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完全剥夺，只剩下一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的集体化日常实践。这一城市规划思想与延安时期的基层单位实践一起，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治理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
单位形成与中国城市治理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具体如何治理城市？苏联模式对中共实现城市的社会主义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下，城市劳动组织受到高度重视，工作场所的角色及其与工人的关系被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身份特征，是通过阶级而非籍贯或血缘构成。因此，是劳动行为本身决定了人的主体特征。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向组织成员提供社会保障，并动员其参与政治活动，工人对工作场所的依附性不断增加，集体开始超越个人，成为组织价值的核心取向，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政治组织中的关键性单元的“单位”最终得以形成。
其次，空间秩序和空间构造的建立，又进一步巩固了单位系统的存在。就空间秩序而言，中央政府以项目为主的投资方式，为单位空间治理提供了极大的自主性。大量资金不经过城市政府，直接投向单位，由单位自主进行分配。相关的配套政策、规划又进一步强化了单位和城市之间的条块分离，这使得每个单位在其所辖的空间范围内能行使近乎绝对的权利。
此外，就空间构造而言，单位建筑大多采取一种高度统一的单位空间形式。这不仅是出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的考虑，也可以归因于50年代初激进的集体化运动影响。标准化的空间形式也服务于空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一方面，沿着轴线来布置关键性建筑的做法，象征着社会主义政权在单位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劳动的中心性；另一方面，居住空间和公共设施的布局，旨在培养成员的社会主义集体性和无产阶级意识。总而言之，在多重治理策略下，单位成为了培养优秀社会主义者的最佳空间机器。
三
经济改革与单位重构
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体制，能够适应任何的时代背景。一旦外部条件变化，政策体制的内部调整总是必不可少。1992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城市生活开始以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适应于计划经济生产的单位体制显然已无法满足当下物质资料生产的需求，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亟待改革。然而，单位在成为改革对象的同时，也是影响改革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下，“科学化”劳务管理方式的出现，例如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奖金制度，使得工作机构压力倍增，劳动力日渐原子化。过去社会主义时代集体性的工人主体，开始转变为自由劳动力市场中个体化的工人，附着于单位“铁饭碗”制度下的权利与利益也开始慢慢消失。9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集中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政府大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下岗工人发挥自身能动性，“创造自己的饭碗”。与此同时，国有部门的衰落也伴随着私有部门的兴起。各类商铺在城市的街道大量涌现，过去由单位大院内的集体劳动和共同消费所主导的日常生活，如今却被繁华的商业街道、店铺所环绕，强大的商品化和个人消费主义思潮所占据。
另一方面，尽管单位已不再占据城市生活的中心，但仍发挥重要作用。当下，政府不断推进城市空间转型，提倡将单位转向社会，实现福利的全面普及。为此，一种新的基层组织——社区得以建立，来负责代替单位进行城市治理。然而，推动社区建设的关键却在于，恢复一种先前由单位为代表的、基于社区的稳定社会秩序。由此看来，单位体制内包含的集体和共同性仍是社区建设的关键性资源，中国社会、空间、经济和政策转型还充满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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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罗彤 潘雨晴 戴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