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100周年，北京尤迈医学诊所整理出“协和人的故事”，以此表达对协和前辈的敬意。
【协和人的故事】喜欢就去做的呼吸内科朱元珏教授朱元珏教授简介
朱元珏教授，著名呼吸病学专家。1948-1951年在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1956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学院医疗系。1956年以来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先后任内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研究员、和主任医师。1985年起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1979-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肺科作访问学者。回国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主任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教授、主任医师。现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及国际呼吸杂志资深编委和 Journal of COPD编委。并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专家和中国药监局新药评审专家。1986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1995-2000），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辑（1992-2001年）。并曾经在北京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中担任多届委员。
不忘初心坚守医学信念
住啦老家住天津，曾就读于圣功女中（现天津市新华中学），这是个天主教学校。“学校里有很多修女，称为sister，负责教导我们外语，并监督纪律。修女们有很多是外国人，管理纪律非常严格”，朱老说，“我们在学校时都要穿制服，夏天穿白衬衫黑裙子，秋天穿蓝色，裙子必须在膝盖下方，头发需要留成短发。当时教学楼有四层，年级越高，楼层越高。有些高年级女生开始喜欢打扮了，修女们下课就守在楼梯那儿，见到头发长的同学就会带到教务处把头发剪了。”侵华战争后天津沦陷，学校由日本人管理，“我们每天早晨都得向东方敬礼。日本人给每个学校派了日本老师教书，但大家都不好好上课，一年也没把五十音背完。倒是那个老师是个普通日本人，很老实，最后只能想办法让大家及格。”
“战争年代不比现在，那时民不聊生，大家的生活都十分贫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如果想要入职工作，可选范围十分狭窄，所以很多人最后都做了秘书。听上去好像很光鲜，但实际上就是去做个花瓶充充门面。我考大学的时候心想：一定要选秘书之外的职业，要能自食其力。思来想去，觉得女生学医很不错，一是觉得不求人，不用趋炎附势，二是自家哥哥有一个好朋友也在协和学医。所以中学毕业后，我报考的三个志愿全是医学院：燕京医科、辅仁大学生物系、北大医学院。”朱老笑说。每个学校考试地点和试卷不同，报完名后老师就独自跑到北京参加考试。后来公布结果的时候，三个学校都榜上有名。“因为哥哥在燕京大学念书，所以我就选择了燕京医科。”1948年入学，燕京大学学习条件很好，学校倾向于让学生自己学习，有时上课就给一个大纲。这种自由化管理方式下，同学们就产生了不同的选择，有的没有念书到南边部队参军，有的去政府工作，“但是我就一直是傻读书，也不参加学生运动，我们班入学时一百多人，一年下来只剩下四十人左右。等念完医预要到协和的时候，又有一些同学转系了，最后只剩下了二十多个。”
自食其力的想法让朱老师踏上了医学道路的第一步，而在那么多人选择放弃时，不忘初心的精神让朱老师在医学道路上走到了今天。谈及现在许多医学生觉得当医生待遇差而且辛苦，难以维持生计，而对从医事业产生犹豫，朱老师说，“大夫这个职业就是吃苦的，如果你喜欢ICU，那就做吧，不就是苦点儿吗？房子没够的，钱也没够的。要是真追求享受就别学医，医生只有苦过来的，人们老说多少年的媳妇熬成婆，大夫也是这样，而且，学医也并不全是苦，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但是它吸引你，还挺有意思的，别人没诊断出来，我诊断出来了，而且治好了，多好啊！”
多进病房常以患者为师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朱元珏老师始终记得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患者，流产两次，第三次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一直发烧，一检查发现是胸膜炎。当时没有查出病原菌，但从病情上看最有可能是结核。然而抗结核治疗的药物会影响胎儿，患者和家里人都很宝贝这个孩子，舍不得流产。接诊的大夫就让患者来找朱老师。朱老师和她聊了很久，谈开之后劝她可以在密切观察下继续治疗，根据母子情况再决定是否引产。患者和家属理解了病情可能的发展，每月都来医院复查。幸运的是，吃过药后烧退了，孩子顺利出生。“这个病例其实很普通，但我帮助患者下了一个决定，人家信任我，我就需要负起责任。”在这几个月里一起走过，一同面对病情，对于一个医生而言，真的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朱老说，从医这几十年间，见过的疑难杂症实在太多太多，直到现在，查房时有些病例诊断起来还会觉得特别曲折。希望大家进入临床之后能多和患者交流，学医、行医的过程就是从患者身上学习的过程。现在的大夫都很少到病人床边去，一方面是大夫时间少了，另一方面是大夫想法不同了，想要做的话总会有时间去做。自己年轻时好奇心大，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事情，一门心思扑在临床。在外科轮转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做了痔疮手术，上课的时候讲有的痔疮可能是结核的病灶引起的。“我负责给这位患者换药，每天没事儿就到床旁去，后来发现他真是患了结核病。那时候病房里，别人组里有什么特别的病，不用说大家就都会去看，看完在底下相互交流，而现在的大夫不归自己管的患者的病情就不清楚” ，朱老语重心长地说，“有的大夫觉得学习理论知识比直接接触病人收获更多，其实这样学医的乐趣也就少了。”
抽丝剥茧依靠细节诊断
朱老师回忆道，以前做住院大夫的时候，虽然也不写大病历，但病程是要认真记录的。比如原来认为是什么病，后来发现有什么问题，自己是怎么想的，主治大夫怎么说，会诊的讨论又是什么，这些都会在病程上一一记录。但现在的病历就看不到这么详细的了，其实这个记录对于诊断、治疗都非常有价值。有的时候，轮转接了其他大夫的班，不管他的患者经过了多少治疗、会诊，对于你来说，这些患者都是新患者，只要去接班，就不能满足于以前大夫的结论，就得去问去查，这时候，就很可能发现新问题。朱老师在内科工作，有人说内科大夫就像做侦探一样。爱好侦探小说的朱老师很赞同这种说法。她说：“内科大夫很需要逻辑性，而且不能主观，得依据客观证据做出分析，还得言之有理。比如呼吸科得有病史，虽然都是咳嗽气短，但也有其不同，病史要问，体检要做，这样才有方向，然后进一步做些专科检查，比如肺功能。这样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才能把诊断做出来，才能把病人治好。”
“玉心慧质，妙手仁医”似乎是朱元珏老师的真实写照，与她接触的短暂时间里，我们可以想见她平时对待自己的患者也是贴心负责、亲切和蔼。朱老热爱临床工作，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在门诊工作到了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地步还继续参加内科查房。面对我们这些学医的后辈，她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倾囊相授：面对患者，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床旁去查体去交流，不放过一丝疑点，为自己的每一位患者负责。
在朱老师朴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的是协和精神的所在。
(说明：文字根据网络内容整理汇编，部分图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