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春正月壬子日，天色阴冷肃杀，渭河河面还没有解冻，河边上的垂柳枝上光秃秃的，见不到半点绿意。这天一早，汉景帝刘启派遣执掌京师禁军（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员）的中尉陈嘉到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晁错府上，诏令晁错入宫觐见。
晁错换好朝服，出门登上马车。车声辚辚，却并没有驶向长乐宫，而是径直来到长安东市。
东市是长安城里最大的市场，同时身兼一种特殊的职能：处决犯人。下车以后，惊愕的晁错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身旁的执戟士兵挟上刑台。中尉嘉简单宣布了晁错的罪名，一声令下，晁错被腰斩而死。
按照汉朝律令，大臣犯法，需要经过廷尉（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审判后方可定罪、执行。御史大夫位高权重，是二千石的中管干部，在帝国职官体系中地位仅次于丞相。虽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晁错莫名其妙地被汉景帝诓骗到东市处死，没有逮捕手续，没有审理，没有宣判，如此儿戏之行为，实在是帝国建立以来所仅见。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
封建的“逆流”
就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七国诸侯兵锋所指，一时之间，天下震动。
七国打出的旗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要帮助景帝清除身边的奸臣，这奸臣就是晁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晁错长期在中央做官，与诸侯国之间没有交集，刘濞等诸侯王之所以对晁错恨之入骨，只不过是因为晁错长期坚持的削藩政策。自从晁错担任御史大夫以后，对景帝的影响越来越大，削藩也日益成为中央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
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危机感爆棚。
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汉初郡国制度的源流。
周灭殷商以后，在政治制度上采用了“封建制”，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周天子是各诸侯名义上的共主，然而对各诸侯国却没有实际控制权，整个周朝，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春秋之后，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相互侵略兼并，到战国时期，数百个邦国就只剩下七个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了，即所谓的“战国七雄”，连周天子自己控制的地盘都被秦庄襄王所吞并。
战国后期秦灭六国，以“郡县制”统治天下，“封建制”寿终正寝，诸侯国消亡，中国进入了崭新的集权官僚制时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政府通过郡县制牢牢掌握了每一寸国土的控制权。
汉高祖刘邦推翻暴秦统治、打败项羽后建立汉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采取了一种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政治制度，称为“郡国制”。在清洗了他亲自封赏的七位异姓诸侯王后，所有的诸侯王都是他老刘家的龙子龙孙，即所谓“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刘邦看来，天子居中，众多刘姓子孙以众星拱月的姿态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周围，足以使大汉国祚绵延不绝，不蹈前朝覆辙。
可是，汉初的诸侯国是不折不扣的独立王国，诸侯王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可以征收赋税）、人事任免权（除了王国的太傅、丞相由中央政府任命，其余二千石以下官员均可自行任命），并且可以拥有武装力量（没有调动权）。从地图上看，各诸侯国所管辖的区域，竟然比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区域还要大！时间一长，渐成尾大不掉、分庭抗礼之势，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所以从文帝初年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向中央政府呼吁削减诸侯王势力，以免影响国家的安全稳定。晁错就是继贾谊之后，最为坚定的削藩主义者。
晁错的履历
晁错的个人履历表十分漂亮。
他是法家出身，少学刑名之学，因为文学造诣深，在朝中担任太常掌故，大概相当于负责宗庙礼仪的咨询委员会委员。文帝时期，被领导安排去学习《尚书》，由法入儒，身兼两家所长。他不惧人微言轻，多次向文帝上书言事，受到文帝赏识，先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太子府总管），可以说是景帝刘启的元从之臣、肱股之臣。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九月，文帝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亲自拟题策问，晁错回答最好，文帝十分高兴，提拔晁错为中大夫（皇帝身边的决策咨询顾问）。
景帝即位以后，晁错先后担任内史（长安市市长）和御史大夫（监察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从而达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
晁错的升迁，可以说是个人能力突出和上级领导关心爱护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文章写得漂亮，对当时国内、国际的热点焦点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精到的见解，所提的意见建议多次被皇帝采纳；刘恒、刘启父子两代帝王，对晁错都十分信任关爱，尤其是景帝刘启当太子时，晁错长期在他身边工作，两人名为君臣，实则师生。当朝堂之外的师生之谊被带到朝堂之上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职位不断升迁，荣宠不断加深，地位日益尊贵，以及在国家大事上的言听计从。
史记上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意思是刚正、严肃、刻板、苛责。这种性格的人很难交到朋友，尤其是在官场上。对自己要求严格倒也罢了，如果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就很容易招来别人的怨怼。在官场上，可以谨小慎微，可以圆滑老练，可以宽容大方，就是不能太过刻板苛责。做官，即使是做一个清官好官，也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实现自己从政的抱负，又不会四面树敌，危及自身。
晁错的悲剧性下场，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出自于他本人的性格问题。
官场的恩怨
从史书中可以推定的事实是，晁错在官场上一直都不受人待见。
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晁错作为太子属官，就已向文帝上书三十余篇，史载文帝“虽不尽听，然奇其才”，对他的才能是相当欣赏的。“虽不尽听”的意思，一方面可能是文帝自己有治国理政的一套思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要适当的压制一下晁错，以免他过于张扬。太子当时却是“善错计策”，对晁错言听计从。这时，“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当时袁盎（此人我们后面还要重点讲）的职位、地位应该都在晁错之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元老重臣，对晁错就已经很不以为然了。
景帝即位之后，晁错的地位直线上升。他先是担任长安市市长，在此期间“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说晁错多次避开众臣单独向景帝汇报，景帝无不听从，对晁错的宠幸甚至要超过九卿。根据晁错的建议，对法令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和修正。
我们可以相信晁错的行为皆是出于公心，然而他进言的方式是否合适？对国家政策的意见建议，可以堂堂正正的在朝廷上公开提出，确乎没有必要利用和景帝的私人关系在私下里进行汇报。晁错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可是别人呢？
丞相申屠嘉就十分不爽。老丞相是武人出身，上阵打仗是把好手，处理政务却有点力不从心。看见晁错大出风头，两相一比较，他心里自然极不是滋味。
非得找个机会好好修理这小子不可。
没过多久，机会果然来了。
内史府位于文帝宗庙的外墙之内，大门朝向东边，进出多有不便。晁错就自作主张在南面凿出了一道门，这道门刚好就凿在宗庙南面的外墙上。
这件事情，我始终有一个疑惑。晁错学刑名出身，对大汉律令应该十分熟悉，以臣下的身份破坏皇帝宗庙，这个罪名的分量有多重，他不会不知道。他是执身严谨的人，难道会恃宠而骄到如此地步，连大汉的法律都不放在眼里了么？然而关于这件事情《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都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史料，这里面是否另有隐情，我们是永远搞不清楚了。
申屠嘉得知此事后，大喜过望。他抖擞精神，准备第二天上朝以大不敬的罪名弹劾晁错，奏请景帝将其诛杀。没想到晁错提前从其他渠道得到了消息，他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并说明情况，掌握了主动权。第二天在朝堂上，景帝轻描淡写地驳回了申屠嘉的奏疏，老丞相回家后痛恨自己没有提前采取行动先斩后奏，急火攻心之下，吐血身亡。
老丞相的意外身亡，让其他的大臣们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兔死狐悲、同仇敌忾之感。晁错没有杀申屠嘉，申屠嘉却因他而死，这背后隐藏的逻辑链是：只要有景帝的庇佑，他晁错就可以为所欲为，就算是丞相也奈何不了。官场的秘诀在于平衡，为官的要点在于懂得适可而止，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阴阳调和、百官各安其位，则天下安定，所谓“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二章，意思是名分既然有了，就要有所制约，做到适可而止。知道制约、适可而止，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失去平衡的官场是危险的，对弱势的众臣来说如是，对强势的晁错来说，同样如是。
是的，现在没人敢把晁错怎么样，但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道德经》里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物壮则老”，盛开的花朵会衰败，陛下的宠信也终究会冷淡下来，到了被拉清单的那一天，没有人会介意在他身上多踏上一只脚。
叛乱的危机
吴王刘濞到底是早有反心还是被朝廷所逼才走上谋反之路，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考证，然而我们知道的是，当时中央政府对待各诸侯王的心态，实在是复杂而微妙的。基于宗室在诛灭诸吕中所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经验，在文、景看来，危难存亡之际，宗室是拱卫中央、捍卫刘氏的可靠臂助；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文帝本身就是以藩王之位入继大统，他登上帝位之后，又不能不对各诸侯王生出防范警惕之心，以防止历史故事再度重演。这两种心态互相矛盾，无法调和。所以我们看到，文、景对待宗室诸侯的态度，一方面优容厚遇，有时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减一些大的诸侯国的封地，限制、弱化他们的力量，一边怀柔一边严防，这正是皇帝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之下，吴王刘濞也搞不清楚，皇帝陛下到底是要闹哪样。
刘濞是高祖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年轻时曾经随同刘邦参加过清洗淮南王英布的战争，立下战功。后来论功行赏，被封为吴王，《史记》上介绍他“王三郡五十三城”，势力范围很大。据说刘邦册封刘濞后，曾找人给他相面，相者说：“吴王的样子，有造反之相。”刘邦十分后悔，但是印绶都给了，不好厚着脸皮收回来，只好手抚其背说道：“有人说我大汉立国五十年后，东南方向有人作乱，是不是就是你呀？不过，天下姓刘的都是一家，你小子可千万别造反呀。”
刘濞顿时五体投地汗出如浆，筛糠似的颤声道：“不敢，不敢。”
他就国之后，大力发展经济，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再加上吴越本来就是膏腴之地，国内物阜民丰，百姓连税都不用交，吴国富甲之名，冠绝天下，刘濞在国内的声望也是水涨船高。
四十多年来，他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虽然期间也有龃龉，但是总的来说君臣还是相安无事，文帝还赐给他几仗，同意他年老不用定期入朝觐见，可以说是十分优容。但是，权力的天性在于扩张，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争夺，是专制集权国家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始终是中央政府的心头之患。正如后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因此，削藩的问题，迟早会摆到中央政府面前。
老丞相申屠嘉死后，按照惯例，御史大夫陶青递补为丞相，晁错被特别提拔到御史大夫的岗位上，成为仅次于丞相的重臣。这一年是景帝二年（前155年），距离七国之乱的爆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晁错上任之后，一贯坚持削藩政策的他，立刻向景帝上书，请求削除吴国。他说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他敏锐地看到，中央和藩国的矛盾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最终必然以战争的形式爆发，与其养虎遗患，不如在对方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尽早解决，如此才能把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不至于使国家陷入长久的动荡。
在晁错的强烈建议下，景帝开始了削藩的实际行动。他先后削除了楚国东海郡，吴国的豫章郡、会稽郡，赵国的河间郡和胶西王治下六县。
景帝的行动，使刘濞感到了严重的危机。吴国是他的地盘，他的禁脔，他决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哪怕是当朝天子。可是晁错这家伙是个二愣子，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偏偏景帝又对他言听计从，看来没有办法让皇帝收回成命，中央削藩的决心是不会更改的了。
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说不得，只好扯起大旗造反。
下最后的决心时，他又想起了四十多年前，高祖皇帝摸着他的背说的那番话：你小子，可千万别造反呀。
袁盎的谋算
七国起兵，迅速打起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如果七国的目的只在清除晁错，那又何须如此大动干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寻常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只有用战争来解决，所以七国之乱，其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无法调和，无法用战争以外的其他办法解决的地步，再进一步说，七国之乱的根源在当初汉高祖立国时所创立的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分封制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汉朝以后，凡是重走分封制老路的朝代，无不陷入动荡和兵灾——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和宸濠之乱，乃至于清康熙时的三藩之乱，无不如此。
有的糊涂人，就把这六个字当真了；有的明白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要利用这六个字来做篇大文章。
这个明白人叫袁盎。
袁盎不是个坏人。在朝中做官时，他经常直言进谏，不被皇帝喜欢，调为陇西郡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太史公评价他“仁心为质，引义慷慨”，可以想见他的为人。
但是，他在直言进谏之后，往往又能为劝谏的对象保住面子，留好台阶，这说明他做事情是留有余地的。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至少不会过于排斥，有些人送够来的财物，他也不会拒绝。他不像晁错，晁错是一柄出手后就绝不回头的利刃。
袁盎有他明哲保身的一面。他曾经担任吴国的相国，在出发上任时，他的侄子袁种劝他说：“吴王骄横惯了，国内奸人很多。您去后如果奉行朝廷法令加强管理力度，那么吴王即使不向中央弹劾您，也会用利剑来刺您。南方湿气重，您不妨天天饮酒，时不时地劝告一下吴王不要造反，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这样也许就可以脱离灾难了。”袁盎上任之后，果然依袁种之计而行，很得吴王刘濞的欢心。
对于削藩的态度，袁盎和晁错其实观点是一致的。早在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从封地入朝觐见，在长安城里公然诛杀了辟阳侯审食其。袁盎劝谏文帝说：“诸侯王太过骄横，必生祸患，可以适当削减他们的封地。”可见他也知道削藩之必要性。
但是，政治见解上的一致，并不代表平时相处的和谐。袁盎和晁错都是极有个性的人，他们的个人性格和处世哲学完全不同，就像水和油一样不能彼此相融，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平时工作和生活当中彼此尖锐的矛盾、对立甚至斗争，也为晁错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种子。《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两个人相互敌视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不愿意共处一室之内。
晁错当上御史大夫之后，手握监察大权，抓住了袁盎在当吴国相国时曾经收受过吴王财物的把柄，对他进行了弹劾。景帝将功抵罪，废袁盎为庶人，没有进行更严厉的处置。
七国之乱爆发以后，中央政府筹备平叛事宜。晁错对手下官吏说：“袁盎此人收过吴王很多金钱，在朝廷面前替吴王说好话，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果然反了。我想向陛下奏明此事，把袁盎抓起来重重拷掠，一定能从他身上问出吴王谋反的计划来。”
后世有人质疑，晁错是否以此为借口公报私仇，比如太史公就说他“欲报私仇，反以亡躯”。然而从晁错峭直刻深的性格来看，像他这样一心一意要做孤臣的人，应当是不屑于以如此下作的手段打压对手的。即便是此前申屠嘉之死，究其原因也并非是晁错故意为之，他在主观愿望上并没有要置申屠嘉于死地的想法，也没有相应的实际行动。他和袁盎之间其实并没有深仇大恨，只不过是性格不合、价值观难以相容而已，所以我相信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
晁错这番话，本来属于工作秘密，未曾料到竟然通过某个隐秘的渠道传到了袁盎耳中。袁盎得知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如果有所谓谋反计划存在的话，他作为吴相没有及时向朝廷报告，往少说是极其严重的渎职行为，往大了说甚至可能被安上同谋的罪名。
袁盎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采取反击行动。
他去找了窦婴。
窦婴是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侄子，是外戚中难得的人才，为人正直廉洁，能力也很强。他有一次在朝堂上公开站出来反对晁错的削藩意见，由此两人结下了梁子。在窦婴的帮助下，袁盎得以面见景帝，陈述吴王谋反的原因。
按照袁盎的说法，吴王刘濞之所以谋反，是因为晁错屡次提出削藩建议，挤压了诸侯王的生存空间，换言之七国诸侯王起兵完全是冲着晁错来的，和景帝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只要陛下杀掉晁错以谢天下，恢复诸侯王封地，派出使节赦免他们的罪过，那么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这场危机。
正如我们之前分析过的那样，七国之乱的根源在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只要矛盾存在，则危机终有爆发的一天，和晁错的生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然而短视的景帝却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他虽然知道其中的关键但是仍然对诸王抱有侥幸心理。老谋深算的袁盎掌握了景帝的心理，从而也就掌握了晁错的生死。
我们很难去指责袁盎的行为，如果没有晁错的苦苦相逼，他倒也不一定非要置晁错于死地。即使是被废为庶人，他也没有向晁错展开报复，最后的谋算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非如此则不能拯救自己的性命。他和晁错，两个人已经走入了零和博弈的死局，至于为什么会到你死我活的境地，两人到底谁是谁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袁盎最后的陈词是：“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臣愚钝，想不出除此之外的其他计策，请陛下您定夺吧。
景帝陷入了沉默。
景帝的猜疑
景帝的沉默里包含着十分复杂的情绪。
前面说过，他对晁错非常信任，对袁盎的建议，从情感上来说，他难以接受。
但这种信任并非无懈可击，它的前提是晁错不能越线。
《汉书》记载，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向景帝建议，由景帝御驾亲征平叛，而自己居守京师。
当年高祖刘邦无论在楚汉争霸时还是在建国后清洗各异姓诸侯王时，都身先士卒亲自带兵作战，由萧何坐镇后方统筹后勤粮草。也许晁错认为景帝和自己的关系已经足够亲密，君臣和谐如鱼得水，在他的心目中景帝足可与当年的高祖皇帝相比，自己也可当仁不让地效法萧何。
可是景帝不是高祖。
北宋大文豪苏轼对景帝有一段十分精彩精辟的评述，兹录于下：
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
苏轼认为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这个评价应当是公允的。他为此举的第一个例子出自《史记·吴王濞列传》，原文为：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吴太子骄横估计是有的，然而他作为诸侯王世子，在皇太子面前无论怎样不恭，想来也不敢太过分，可是刘启却一言不合，拿起棋盘，生生把吴太子砸死。
蛮横、刻薄、残忍，用这几个词来形容景帝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恐怕并不为过。
所以，当晁错提出这样的建议以后，景帝出自本能的反应，不能不对他产生怀疑，认为建议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晁错并没有二心，但是说者虽然无心，听者却已有意，在景帝看来，他已经越线了。
信任产生动摇，就如同冰面出现裂缝，景帝对晁错的猜疑，如同荒原上的野草一般慢慢滋长不可抑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袁盎出现了，他在已经出现裂缝的冰面上又重重地跺了一脚。
况且，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景帝对来势汹汹的七国联军也许有着本能的畏惧，也许还抱着对七位刘姓宗室的幻想，幻想着用晁错的一条命，可以换来七国的退兵。
于是，在天平的两端之间游移许久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袁盎建议的可行性。
师生之情再深厚，总厚不过祖宗传下的江山社稷；再者，既然晁错如此狂悖，要朕亲自带兵平叛，自己却好整以暇地在后方坐享其成，那朕也不必顾念这点师生情分了。
他这样说服自己。
于是在沉默良久之后，他对袁盎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不这样做还能咋办呢？我不能因为爱惜他一个人而做出对不起天下的事情。
晁错的命运，在此刻决定。
晁错的结局
袁盎献策后十几天，丞相（国务院总理）陶青、中尉（首都卫戍区司令员）陈嘉、廷尉（最高法院院长）张欧三人联名向景帝上书弹劾晁错：
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景帝批复道：可。
身为朝廷重臣，晁错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匆匆诛杀。
其实在七国起兵前十余日，危机已现端倪，晁错提出削藩建议，更改法令三十余章，招致诸侯、众臣怨恨，晁错的父亲专程从老家颍川赶来劝诫晁错。
晁父：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
晁错：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晁父：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
晁父回家之后，服毒自杀而死，临死之际说道：我不忍心见到大祸降临。
我每次读到史记所记载的这一段文字，都不免像太史公一样，“废书而叹也”。
连老父亲都感觉到了危险和不祥，晁错难道就没有丝毫察觉？
非也。他之所以逆流砥砺前行，一方面出于对景帝的莫大信任，另一方面出于士大夫对国家、对君权的巨大责任感。即便在老父亲以死相劝之后，他也没有停下冲锋的脚步，直至最后死在他最信任的人——他的学生手中。
《汉书》收录了晁错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和《贤良对策》等多篇文章。其文质朴深刻，简洁明快，逻辑严密，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形势分析切中肯綮，所提之建议也很有见地，表现出他对时事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性的远见卓识。鲁迅先生称赞他的文章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尤其是他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分封制的危害，坚定地提出了削藩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地推而行之，虽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
他也有缺点，但他的缺点无损于他身为那个时代最伟大变革者的形象。
他的悲剧在于：在举世皆醉的时候，他是那个最清醒的人。
尾声
晁错死后，以刘濞为首的七国联军并没有退兵，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景帝派周亚夫、窦婴领军平叛，三个月即告平定。
平叛过程中，校尉邓公从前线返回京师，谒见景帝。景帝问道：你从前线回来，吴、楚军有没有因为听说晁错的死讯而退兵呢？邓公回答说：吴王想要谋反，已经有数十年了。这次因为封地被削而谋反，以诛晁错为名，其实意不在晁错。晁错削藩的计谋，是有利于万世的事情，计划刚刚开始施行，就横遭杀戮，使得忠臣不敢开口进谏，诸侯王却因此报得大仇，臣窃为陛下所不取。
景帝没有发怒，只是默然良久，才终于说道：你说得很对，我现在也十分后悔。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采用主父偃之策，颁布推恩令，终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诸侯王封地过大、实力过强、对中央政府威胁严重的问题。
此时距离晁错被诛，已有二十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