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群言》2016年9期
“李约瑟谜题”是个困扰中国乃至世界学界多年的难题。
李约瑟博士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于世。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过程中曾大惑不解：中国在世界科技发展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明确提出“李约瑟谜题”这一命题，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分析辩难，“李约瑟谜题”一说不胫而走，引起了广泛重视。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仅国内关于“李约瑟谜题”已发表论文260余篇，著作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凡是关心中国前途和未来的人，几乎都或多或少对这个问题抱有兴趣。甚至有一种说法：一旦解决这个问题，就能够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赶超西方。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谜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李约瑟谜题”的提出，建立在以下三个隐含假设的基础之上，如果这三个假设不成立，该谜题就不能成立。
假设一：
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相同的
学者们（包括李约瑟本人）预设了世界上各个科技文明或迟或早都会发展出现代科学——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每个国家的特性和发展道路都不相同，一个国家出现的事物在另一个国家未必一定会出现。正如西方不会创生中医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也很难创生现代科技。西方社会在其文化深处就存在与中国不同的基因。
如果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就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研究科学史就可以看到，现代科学在形式上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
中国传统的认知模式与西方有很大区别。正如很多人一直强调的：中国文化比较强调综合、整体与和谐，对知识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对逻辑体系内部的完整、矛盾和自洽性不太重视。无论是佛教还是老子、孔子，其著作都是其生活经验和思考的结晶，但基本上都只有结论，很难看到其推导过程，甚至对于其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性毫不在意，“道可道，非常道”与“如来说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之类的说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比比皆是。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与科技、经济发展之间不曾发生过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火药、指南针与造纸术等技术对社会造成的推动作用是逐渐表现出来的。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分析和演绎，强调逻辑体系内部的完整与自洽性，宗教与科学、经济发展之间，由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一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火药、指南针与造纸术等技术对社会造成的推动作用是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国的这一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能够接受现代科学，却难以自己发展。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自卑的。虽然西方传统上有现代科技的基因，但优良的种子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地，也仍然不能发芽。明代中期以来，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并把中国的世俗主义、辩证法和自然经济等观念传播到西方，促进了西方世界最终从中世纪走出，并发展到现代社会，这才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沃土。
因此，现代科技虽然是西方的直接创造，却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产物。
假设二：
不同国家科技发展的经济要求相同
经济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仅从文化基因方面不足以解释现代科技的产生，它的发展需要巨量的资金支持，而只有被市场所呼唤的科技才会得到充足的资金。这正是现代科技的种子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播下，而直到近代才生根发芽的另一重要原因。
以蒸汽机为例，推动工业革命的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灵感，而是长期艰苦努力及巨量资金支持的产物。
蒸汽机的原理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了，原始的蒸汽推动装置也早已被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比较正规的蒸汽机是由古希腊数学家希罗于公元1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发明的汽转球，然而它只是一个玩具而已。约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的工作模型，随后萨弗里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提水机，纽可门及其助手卡利在1705年发明的纽可门蒸汽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得到推广。瓦特所做的，仅仅是对此进行改良。从1765年到1790年，他进行了一系列发明，使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原来的三倍多，最终发明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蒸汽机。
西方科技史上的这种接力赛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是最新的研究却发现，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统一的政权，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由此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对国际市场和科技发展的要求不高。而在近代以前，西方世界分割成大小数十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内部也相当不统一，比如法国内部就分成30多个相对分割的经济单位。正是其国内市场的有限性，导致了西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强烈依赖，并由此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一篇文章说：没有改变世界的技术，便没有真正的赶超。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良好的经济背景与市场要求，就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技术。
描绘北宋时期汴京城市面貌和生活状况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需要强调的是，联合国发展专家麦迪逊的研究表明，1600—18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西方相近而略胜一筹。到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因此，中国实践的并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增长模式。
假设三：
强者恒强
强者恒强的确是一条真理。但是其有效性不如另一条真理：物极必反，盛极则衰。
周期性无处不在。有起必有落，有生就有死。一个国家也总是要衰落的。历史上先进强大的国家层出不穷，但是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强盛？没有，就算是被视为现代文明标杆的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强大一时者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不都衰弱了吗？
《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左传》曰：唯命不于常。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周期性的作用。我们可能改变一个国家衰落的直接原因，让它强盛得更久些，但是衰落却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这是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的永恒规律。
李约瑟曾经总结说：在公元3—13世纪，中国的科技保持了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至少到明末，中国的科技水平总体上还未必落后于西方，真正的落后要到18世纪末甚至更晚。1500年已经够长久了，要求中国继续保持领先不是太困难了吗？
三个假设都不成立。因此，“李约瑟谜题”其实并不能成立。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并不是谜题，持续领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历史上诸多国家都由强盛而衰落，直至灭亡，为什么唯独中国能够做到长期维持、衰极复振？——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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