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喜欢阿谀逢迎的皇帝有几位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周围，总有很多的帮闲者，他们投其所好，进谀词、表忠心、舞文弄墨、移花接木，为统治者抬轿子、吹喇叭，制造太虚幻境。很多统治者就是在这种自己喜欢的虚幻氛围中，喝多了这些人进献的迷魂汤，以至忘乎所以，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当然，也有少数统治者是清醒的，他们不喜欢阿谀逢迎。他们不但会掷还谀词，甚至还会怒斥阿谀者。
宋人龚鼎臣在《东原录》中记载：赵匡胤登基后，曾将丹凤门修葺一新。有个文臣梁周翰，急忙写了篇《丹凤门赋》，大肆渲染丹凤门的壮观，大拍皇上的马屁。谁知赵匡胤并不买账，带着鄙夷的神色问大臣：“为何要写此赋？”身边的大臣们回答说：“梁周翰是做文字工作的，国家取得了新成就，皇帝开创了新气象，他撰文歌颂，是他的职责啊！”赵匡胤却说：“不就是修了一个门楼吗？也值得讲这么多废话？这些耍笔杆子的‘措大’，也太爱拍马屁了！”说完，就把那篇梁周翰精心炮制的《丹凤门赋》扔到了地上。
“检点做天子”的赵匡胤，本是一赳赳武夫，从他嘴里冒出来这句辱骂读书人为“措大”的粗话，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可在舞文弄墨的文人眼里，却被一句“措大”羞了个颜面全无、灰头土脑。而赵匡胤这一看似粗鲁的举动，对于曾经被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般歌功颂德的文字，看花了眼和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来说，应该为赵匡胤的这一“英明”举动拍手叫好。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春，贵州布政司报告说：“去年北征班师时，皇帝的恩诏传到思南府，听到太岩山接连喊了三句‘万岁’声，这是皇帝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礼部尚书吕震看到报告后，觉得这是一次向皇帝献媚的好机会，于是，请求上表祝贺。永乐皇帝朱棣不但没有允许这样做，还把吕震狠狠地骂了一顿：“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坚守道义。阿谀取容，不是贤人君子应该做的。人在山谷中呼喊口号，远处的大山产生回音，在道理上是解释得通的。布政司官员不懂事理，以为是祥瑞，尚且可以理解，你身为国家主管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长官，不能辩别其荒谬，还想带头进献贺表，逢迎取悦朕，难道符合人臣以道事君的大义吗？”责骂过后，吕震这才闭上了嘴（载于《典故纪闻.卷七》）。
像宋太祖、明成祖这样不图虚名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不多，更多的倒是喜欢阿谀逢迎、甜言蜜语的昏君和庸君。在此情况下，大臣们，特别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在君主糊涂时直言相谏，有时也能使昏头昏脑的统治者稍微清醒一些。下面列举两个例子，以便举一反三。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宦官吐突承璀为了拍唐宪宗的马屁，在安国寺建了一座高大壮观的碑楼，准备用来宣扬皇帝的功德。唐宪宗把起草碑文的任务交给了翰林学士李绛。李绛不但没有起草碑文，还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以尧、舜、禹、汤等圣人都未立碑自言圣德，只有秦始皇巡游所过，立碑刻石自吹为例子，说明不写这类拍马屁文章的道理。唐宪宗听了李绛的劝告，遂下令，以百牛拽倒了碑楼（《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记载）。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汴、曹、单、濮、郓等五州。后晋朝廷组织了几个道的民夫参加抢险，终于堵住了缺口。抗灾成功后，后晋皇帝石重贵准备刻碑记载此事，并打算把抗灾成功的功劳全部记到自己头上。但是，此事却被中书舍人杨昭俭制止，他进谏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记载）石重贵也不错，他认为杨昭俭说得对，遂停止了这一好大喜功的荒唐行为。
战胜一次大灾难，竖立一块纪念碑，歌颂一下英明领导，这种在如今看来都“十分正常”的做法，却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刻石纪功，还公然要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这个官员的胆子也真够大的！不过，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大灾过后，满目疮痍，连恢复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高唱颂圣之歌呢？况且，古人都是深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和学说的。他们认为，上天在冥冥之中能干预人事，而人的行为在冥冥之中同样能感应上天，这就是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的道理。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异或祥瑞，表示了上天对人间当政者的谴责或褒奖。杨昭俭认为，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正是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是由于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此，让后晋皇帝石重贵颁“罪己诏”，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就合情合理了。由是，“纪功碑”变成了“罪己诏”。
杨昭俭敢于直谏固然不易，但在惯于把坏事当成好事办的国度里，石重贵能听得进如此刺耳的批评，也殊属难得。
面对谀词，领导者如果能够像赵匡胤一样把献媚的谀词“掷还”给献媚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现在的部下，还有多少能像李绛与杨昭俭这样做的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