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王茂荫的人并不多，但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在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全世界有680多人榜上有名，王茂荫是其中之一。
出现在《资本论》注脚
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此人系徽州府歙县人，1853年出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他上疏反对铸造大钱，认为低值铜币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但此一建议未被皇帝采纳。翌年4月，王茂荫再度上疏议论钞法，请求将已发行的不兑换钞币改为可兑换的钞币，并规定最高的发行额，以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经济之运行，结果却被咸丰皇帝斥责为受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
稍后，马克思从驻北京俄国使馆的调查报告中获知王茂荫的主张，遂将之视作货币理论和历史的“新材料”，在《资本论》卷1注脚中论及：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因《资本论》的提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80多年来，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郭沫若、吴晗等著名学者都对此发表过见解。不过，以往人们据以立论的文献，最成系统的资料是《王侍郎奏议》之类的官样文章，极少私密性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对于庙堂之外王茂荫的生活世界所知甚少。
王茂荫与徽州茶商
近十数年来，随着民间文献的大批发掘，有关王茂荫的新史料亦层出迭现。在这方面，《霁月轩往来信件》应是最成系统的一种新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更为细致地了解王茂荫的生存环境及其日常生活实态，从而更好地认识其货币主张之时代及地域背景。
1798年，王茂荫出生于安徽歙县杞梓里村，其祖父王槐康、父亲王应矩都是徽州茶商。从现有的文献追溯，至迟自19世纪晚期的乾隆时代，王槐康就与族人一起在北京一带经商，并在通州创设了森盛茶庄。
王茂荫虽然髫龄就学，但他在科场上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830年，王茂荫北上潞河，准备弃儒经商。适逢翌年北闱恩科取士，他以监生的资格应京兆试，不意中举。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由此经历可见，王茂荫之步入官场，实际上颇为偶然。在此之前，他已做好了从商的准备，因此，其人应掌握了基本的经商知识。在北通州，他曾参与森盛茶庄的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茂荫就是一位徽商出身的中央级官僚。此后，为官仕宦期间，其家族在华北的茶叶贸易仍未停歇，他与活跃在北京的徽商仍然有着频繁的互动，这促使他对于19世纪的商业运作以及商人之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
王茂荫的货币主张
咸丰年间，中国的铸钱铜材严重匮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银荒”和“铜荒”。概括说来，王茂荫货币思想的要点在于：一是保障纸币的流通和发行，“以实运虚”，也就是用有价值的金属货币来保障纸币的流通，通过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的相互兑换，来增强纸币的信誉。二是对纸币的流通和发行，需要有宏观上的控制，以免引起货币贬值。三是主张在推行这一改革的过程中，应以商人（特别是从事钱庄、票号经营的金融商人）作为纸币发行的中介，给商人以一定的报酬，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其中，尤其是“以实运虚”，是王茂荫货币思想的核心。针对当时发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的贬值现象，他反复强调——虚、实之间可以相互兑换，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纸币的信用程度，制止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这一主张，实际上与同时代徽商西贾常见的汇兑并无二致。
也正因为如此，咸丰皇帝认定王茂荫“为商人指使，不关心于国事”。为此，他被“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来源：北京文摘）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