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屈原，实在是没什么故事可讲，但他在历史上又是如此出名，且慢，真是在历史上很出名么？他只是近几十年来一个全民造神的结果。时代需要偶象，于是，一个故纸堆中单薄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陌生人。
说起屈原，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粽子节呀，不管你爱不爱吃粽子，端午好歹还放一天假，东挪挪西凑凑，也是一个“小黄金”，可以让你稍喘一口气了。
感谢楚国、感谢湖北、感谢荆州、感谢屈原。
就这？当然不，屈原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粽子和端午节。下面这些有关屈原的资料，基本出自《史记》，也有一点是“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整理出来的，大致的内容大家可能都知道，但还是得先说一说。
屈原，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芈（mǐ）姓屈氏，名平，字原，楚国丹阳（现湖北秭归）人，他的生卒年各家推算不一，按郭沫若的说法，在公元前340—前277年，享年62岁。
屈原的出身，与楚王同宗（楚王的祖先姓芈，但这个姓又分为几个氏，楚王一支为熊氏，另外还有屈、景、昭等氏，这些氏就相当于现在的姓），家族已经没落，但还算是贵族，有机会接受教育并入朝为官。屈原青年时曾任怀王的左徒。他“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深得怀王的信任。
屈原受命起草“宪令”，还只打了一个草稿，就被上官大夫靳尚瞄到了，靳尚觉得屈原写得真是太好了，就跟屈原打商量：小屈啊，你看你弄这个东东也累了，你克休息一哈咧，这个“宪令”，让我来帮你誊正吧。
屈原不傻啊，这一交给靳尚，最后的成果就成了靳尚的了。屈原不干，坚决要求自己独立完成，以捍卫他的著作权。
靳尚见屈原不上当，心中老大不痛快，愤愤地跑到楚怀王那里告状：大王啊，您让那个屈原制定法律，每次法律公布的时候，屈原就在外面给自己评功摆好，说除了他，别人都弄不出来。
于是，楚怀王就生气了，就不再信任屈原了，就开始疏远屈原了，就把屈原的官职给免了。按史记后文一笔带过的说法，此后的十来年中，屈原可能在楚国的外交部做一个小小的外交官员，因为他被罢官后还出使过齐国。
再后来，楚怀王被秦昭王骗到秦国去软禁了起来，死了。顷襄王继位，这时小小的芝麻官屈原写了一篇什么，讽剌楚王和靳尚及宰相子兰。子兰听说了不高兴，让靳尚去向楚王说屈原的坏话，这个新上台的楚王也生气了，两次流放屈原，一次比一次更偏远。
在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时，他经过湖南的汩罗江，碰到了一个渔夫，他对渔夫说：世人都是混浊的，就只有我一个是清白的，世人都是昏醉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渔夫听了教训他说：你为么事要这么固执咧？你就不懂得权变一哈？你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唦。
屈原听了大怒，抱着一块石头就跳到汩罗江里淹死了。据说这一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老衲努力地想多写一点关于屈原的英雄事迹出来，可惜，史记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找了很多资料，但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没有更多。
有一种说法，说楚国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因为在《史记》之前，没有任何史料上出现过关于屈原的只言片语，所谓屈原，只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一个人，借这个人来抒发心中的怨气，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
司马迁把屈原捧得很高，可惜，他讲述的关于屈原的事情却很没有说服力。
首先，屈原的才华体现在哪里？只有论点：“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论据就只有很简单的几笔：上官大夫想夺署名权，再就是劝楚怀王杀张仪（失败），劝阻楚怀王入秦（还是失败）。
这实在是太单薄了，根本没办法体现出屈原的优秀、杰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人，在战国时期实在是太多了，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比如苏秦、张仪、苏代（苏秦的弟弟）、陈轸（也是楚国人）、甘茂、虞卿、范睢、蔺相如、鲁仲连等等等等，司马迁在他们的列传中，也不厌其烦地记下他们上书的表章、与相关人物的辩论，或者实施的计谋、推行的政令，让人一看就觉得他们厉害。倒是司马迁无限推崇的屈原，除了引用几句屈原的“楚辞”证明他的精神高洁外，实在没有办法能让人相信屈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精英，反而会觉得屈原此人过于偏激、固执、孤傲，很难相处。
其次，关于屈原的官职。史记开始说他是“左徒”，后面讲到他和渔夫相遇的时候，顺带提起他担任过“三闾大夫”。这两个官职都是楚国特有的。
先说“左徒”，这倒底是一个什么官，现在也说不清楚，有很多人考证过，一部分人为了证明屈原是一个有非凡能力的人，认为“左徒”是仅次于“令尹”（即楚国宰相）的大官，相当于上大夫一级，只要稍微加把劲就可以升为令尹了，这就能配得上《史记》中说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左徒”其实是一个小官，相当于后来唐代的“左右拾遗”中的左拾遗，而且，与后世左比右大不同，楚国时尊右，右比左大。那么唐代的左拾遗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拾遗，顾名思义，就是捡起（领导）遗漏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一个言官，有点类似现在的监察部门，他们的工作就是挑皇帝的毛病。这个官职不算大，大概居于七、八品左右。杜甫就当过左拾遗。也有人说“左徒”主要是负责外交事务，兼掌一定内政（主要是法律文书）方面的工作。总而言之，屈原因为是王室宗亲，又写得一手好“辞”，所以和当时的楚怀王走得有点近，但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屈原被免“左徒”后，还担任过“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就更加是一个虚职了。所谓“三闾”，就是楚国芈姓中，除了熊氏之外另外的三氏——屈氏、景氏、昭氏——的宗族人员，“三闾大夫”就是这三家宗族的管家，负责宗庙祭祀和教育工作，屈原有学问，写得一手好“辞”，看来这个工作是蛮适合他的。
最后再说说楚辞。百度上面是这么介绍楚辞的：《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也就是说，楚辞基本上就是屈原的个人作品集，另外点缀一点宋玉、刘向等人的篇目。近代一些学者如胡适等人，说屈原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世上并无此人，但是《楚辞》的存在（1977年出土过《楚辞》的残片），证明历史上是有屈原这个人的。但是近代文学史家朱东润又认为，除了《离骚》是屈原的作品外，其他的都不是的，因为西汉初年，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楚辞，于是有很多人就模仿《离骚》写了不少，假托是屈原的作品进献给皇帝，以此寻一个进身之阶。
且不管这些吧，单说楚辞本身，老衲就很是不喜欢。当然，老衲只是自己不喜欢，不妨碍您去喜欢。老衲觉得楚辞佶屈聱牙，相比诗经的朗朗上口，楚辞兮来兮去的像绕口令，还有好多字让人不认得不懂是什么意思，揣摩半天，兴味索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而求索”这句话，估计是里面最通俗的了，但除了这个，一般的中国人还记得哪句？老衲只是一个俗人，可以背上几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却实在是望楚辞而却步。
写到这里，已经不是在讲故事，反倒像是一篇议论文。对于屈原，实在是没什么故事可讲，但他在历史上又是如此出名，且慢，真是在历史上很出名么？非也，司马迁之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学史上偶有提及屈原之外，把他当作一个“爱国主义”名人来谈的，好像还真找不出什么东西来。
屈原的出名，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1942年，拜“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所赐。1942年正是抗战步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也因为“皖南事变”而关系紧张。为了激励民众的抗日决心，更为了讽刺国民政府，郭沫若便写了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屈原》一剧在重庆公演后，民间反响很大，共产党方面更是给予极高评价，屈原的“事迹”由此发掘出来，此后经过不断地修饰、论证、拔高，屈原的光辉形象越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了现在的“全民偶象”。六七十年的耳濡目染，几代人的灌输，躲也躲不掉啊。
据说，毛泽东就很喜欢楚辞，特别喜欢宋玉的作品，像《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以及《九辩》等，毛泽东都读得很熟，还多次将《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推荐给高级干部们阅读。
宋玉据说是屈原的弟子，屈原的很多作品都是宋玉帮忙整理的（郭沫若的《屈原》中，把宋玉描绘成一个叛徒、小人，这是没有史料依据的）。最高领导人喜欢屈原的弟子，屈原本身又有着高尚伟大的形象，唉，不红也难啊。全民造神的结果，就是把这一个故纸堆中单薄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