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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即位后就忧心忡忡，他发现新政权有不少潜在的危机，一是老百姓对司马氏家族在改朝换代之际屠杀异己的行径有心理障碍；二是东吴和胡夷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天下仍未一统，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司马炎不得不考虑如何从历史和传统中获得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以稳定人心，增强新政权的内聚力。
于是他向朝廷智囊团征求意见。这个智囊团成员不是他的心腹何曾、卫瓘和贾充等元老级人物，而是向全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临时征选过来的。
泰始四年（268年），来自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的夏侯湛等十七人成为第一批成员。也不知是准备不足，还是献策水平不尽如人意，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智囊团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十七人中，史书记载仅存夏侯湛的对策“民之初生，未有上下之序、长幼之纪，穴居野处，慢愠游而苟作”等寥寥几句。其他人的姓名及对策均不见记载。
司马炎不甘心，在三年后的泰始七年（271年），又连续两次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重新组织智囊团，开展集中问政。太保何曾推荐的阮种、太守文立推荐的郤诜都被选中，此外还有刘伶、索靖等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其中以郤诜最为突出，他写的对策《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被列为第一。
既然是问政，那自然是围绕皇帝所关心的问题。
据《晋书》记载，自泰始初年到泰始七年间的灾害很多，地震、水患等灾害以及各种异象频频出现，的确不常见，老百姓的恐慌和社会的不稳定让司马炎也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不用怕，这是“自然理也”，“固非天之必害于人”。郤诜认为，灾异是自然变化，如果积极应对，就不会有大的祸患; 但如果“法度之不当”和“人物之失所”，那么灾异的确要导致百姓对政权的负面评价，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危。
同时，郤诜提出对策，对付自然灾害要充分发挥官府的作用，“宜勤人事而已”。官府要有粮食储备，“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官府要注意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调节赋税徭役征发，以均其劳苦。“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 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有关部门要恪尽职守，重农劝农，如果“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
新政权在治国之道上要实行王道还是霸道，司马炎也在纠结。要“王道”不要霸道，郤诜和阮种几乎异口同声。郤诜的建议是“圣王之化先礼乐”；阮种也认为“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结果，司马炎在听取建议后，就开始重视尊孔活动、加强太学建设、完善经典和礼制。
司马炎还非常关心教化的问题，他目睹了汉魏以来教化陵迟导致人心涣散的现状。对于如何修教化，司马炎同样有困惑。
郤诜一针见血地认为导致教化之不兴、进而王道不行的主要原因是选官用人存在弊端。他揭露了当“求爵”之风盛行，其原因是“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 求爵造成的恶果在于“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对于此，郤诜提出对策，这就是“使之静”，即抑制“争竞”之风，选择心静之人为官。“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
大凡新王朝建立，都要有制度创设，因为它蕴含着新王朝的价值取向，也是其治道的内容和保障。对此，作为政治经验颇为缺乏的新王朝首任皇帝，司马炎有他的困惑: 对以往的制度是因循还是革新? 制度当从繁还是就简?
郤诜从西晋初建的现实来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因循还是革新，不管是从繁还是就简，都应该从实际出发。从郤诜对策被列为高第这一结果来看，司马炎也是赞成郤诜的意见的。于是他在前朝基础上制定了《晋礼》和《泰始历》；又沿袭并创新汉魏以来的三省制，使其基本上取代了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这些对汉魏制度或因或革，或繁或简，或损或益的情形背后，都蕴含着司马炎在听取意见后对制度设计的思考。
当然，智囊团里也有一些另类的的声音。史载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在泰始七年也提出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提倡无为而治。因不合时宜，“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看来刘伶只会喝酒、作诗，治国的策略实在有些拿不出手。毕竟哲学理论和治国理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司马炎对流行于时的“贵无论”并不感兴趣，也就听听是了。
司马炎积极采纳智囊团的意见建议，同时跟他们的关系相处很融洽。当郤诜升官至雍州刺史，司马炎在东堂相送，问郤诜：“卿自以为何如？”郤诜对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意思是说：“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侍中认为郤诜过于狂妄，奏免他的官职，司马炎笑着说：“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
虽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司马炎十分缺乏政治经验，然而由于“留心政道”，“容纳谠正”，才使得他很快赢得了人心，稳住了天下。
除了智囊团，司马炎还重用大臣皇甫陶、傅玄两人为谏官，督促他自己和文武百官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司马炎与皇甫陶商量国事，皇甫陶敢于直言，有一次竟与司马炎在朝廷上争得面红耳赤。散骑常侍郑徽见状，想讨好皇帝，便上表说皇甫陶竟敢与皇帝顶撞，目无圣上，请求治其罪。没想到郑徽拍马却拍到了马蹄上，司马炎厌恶地说，忠直之言，唯恐听不到，怎能以皇甫陶敢于直言而治其罪呢？结果不但没治皇甫陶的罪，反倒把郑徽的官职给免了。
不耻下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在司马炎和智囊团、谏官的共同努力下，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这就是史称的“太康盛世”。
但好景不长，一方面是司马炎有意在回避矛盾，当郤诜敏锐地认识到吏治恶化及其严重后果，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司马炎因“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使认同郤诜的对策，亦不能“直绳御下”，有效地抑制当时选官上的弊端，导致吏治恶化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司马炎在平吴以后，日子越来越幸福，生活越来越安逸、工作越来越和谐，他“遂怠于政术”，不再重视智囊团的作用，甚至有人提批评意见时也大多爱理不理的，对一些潜在的隐患都无动于衷，任其泛滥成灾。
再好的做法如不坚持，终归等于零。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智囊团成员之一的索靖有先见远量，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便指着洛阳皇宫门前的铜塑骆驼感叹说：“大概以后会在荆棘中看到你吧！”
政治危机最终在司马炎去世以后剧烈爆发，并以“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的惨状，结束了西晋的统治。诗曰: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初的经验与教训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和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