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间，清朝与英国之间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不但是对清朝自身的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大冲击，也影响了清朝周边的藩属国。而越南阮朝做为英军进袭路线上的重要国家，受此次战争的影响自较其它诸国为大。当时的阮朝为明命（1820-1841）皇帝在位时期，明命帝识见英敏，素来重视对清朝情报的搜集，因而对鸦片战争诸种事状自有独特观感，并且由于感受到鸦片战争带来的冲击，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避即将到来的风险。
法国人绘制的明命帝画像
明命十一年（1830）冬十一月，法国商船泊于沱瀼（今岘港市）汛，曾告知英国即将入侵广东之事，明命将法商之言视为“借以结恩于我，以遂求通之计”，因而反应十分冷漠，说：“红毛欲侵广东，与我何干？”最终也未将此时通告清朝。这种态度不但透露出清阮关系固有的隔膜，也显示出明命认为事不关己、闭关自守的态度。不过，虽然明命刻意与清朝保持距离，但他对鸦片贸易、清朝军队以及其中的关要人物，自有其独特看法。
1、明命对鸦片贸易的看法
早在阮朝嘉隆时期，就对鸦片的危害有所认知，因此素来奉行禁绝鸦片的政策，对买卖、吸食鸦片者严厉打击，明命亦曾多次颁布鸦片禁令，有违反者，虽宗室人员也概加处罚，因而阮朝境内虽亦有人吸食鸦片，但“习染未深，犹人病在皮肤，尚可医治”。对于阮朝的禁烟政策，西方商人素知之，如当时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载：“鸦片在（越南）被严行禁绝，犯此例者，重则杀头或处以绞刑，轻则流放或充军。”在林则徐宣布广东搜缴鸦片后，明命帝敏锐的预见了清朝禁烟对大宗鸦片流向的影响，他认为：“兹闻清国广东破出吃烟大案，正方搜查严禁，则洋人之带来鸦片，不免转向下洲贱卖。”“下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语义，广义的“下洲”指暹罗湾及马来半岛以南的海域，狭义的“下洲”则指新加坡。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中，下洲地区在海岛商贸网络中地位重要，不独阮朝官民商贸船只于此中转，此地亦是西方商船的重要驻碇港。因此，在英国鸦片船只北上受阻的情况下，不但原已北行的船艘会南返，而且此时尚在北行途中的船只亦会就近销货。由于阮朝一贯奉行禁绝鸦片的政策，检防甚严，洋商无机可乘，因而下洲无疑是理想的鸦片转销地。后来的事实发展印证了明命的判断，“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得知由于他采取的禁烟措施，致使1840年孟加拉、新加坡等地的鸦片价格暴跌”。
由于阮朝位于英国鸦片贸易的必经之路上，因此鸦片南流下洲，可能会对阮朝产生不利影响，故而，明命颁布了一些条令，以期加固禁烟防线。这些条令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严格检查来往船只。阮朝西山东海，河流多为东西向流通，因而境内海口众多，据《南北诸汛口》载，阮朝沿海共有海口一百三十处，其中广南沱瀼汛依律可供外商停泊，但在鸦片重利的刺激之下，难以排除沿海边民或驻防官吏在其余海口走私的可能。因此，明命要求严行查检，除了搜查定例
之外，还进行临期抽检，以期周到。第二、密查铺市人家。阮朝虽厉行禁绝政策，但由于鸦片的暴利，总不乏铤而走险者。为防止沿海铺市商贾贪利盗卖鸦片，因此明命命令密访铺市人家，“捕获盗卖人赃，令各按治其罪”。第三、重治犯鸦片律者。明命除了继续禁止吸食鸦片外，认为除害之要，“在乎拔本塞源”，是以严惩煎煮和买卖者，提高犯律者的罪格，“自今煎者卖者，宜按强盗杀人律科断，其轻纵失检，俱重罪，寻命申定条禁施行之”。而对于巡检官吏犯禁者更为严厉，“检得真赃，业为情面不发，或受贿放犯，或通同贸买、以图利者，听于三日内自首免罪，若不首，觉出必坐死不赦”[5]。这些措施对整肃内部防线出力不小，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绍治时期（1841-1847）。嗣德时期（1848-1883）尤其是嗣德十一年（1858）之后，随着法国和西班牙势力的步步紧逼，阮朝群臣在鸦片禁、弛上产生了分歧，明命时期坚定的禁烟政策才逐渐废弛。
阮朝水师
2、明命论清朝军队
军队为国之干城，由于阮朝的前身广南国奉行武装割据政策，阮朝自身又以武力平定天下，因而其政权的军事性向来十分浓厚。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明命虽已在其国内进行了政治改革，将地方政区由军政合一的城-镇-营三级制，转化为军政分离的省-府-县三级制，从而削弱了政区的军事色彩，使军政官员各有专司，但军队在其政权体系中份量仍然极重，因此，明命对其自身的军事力量十分重视，相应地，也就对清朝军队的战力相当关注。
起初明命对于清军的战力所知较少，因而对“红毛兵船不过数艘，林则徐以全省之兵，何乃攻之不克”这一情状颇为费解。《大南实录》记载了明命询问阮知方、李文馥之言：“尔等往年如东，观他卒伍兵仗如何，而红毛乃敢顽梗如此？”阮、李二人对曰：“清人械仗，恰与事神仪卫一般。”明命进而评论道：“兵贵精，不贵多，广东兵仗，若是红毛人往来商贩，已素知之，故敢与之抗耳。”其后，明命对清军的战力颇觉悲观，言：“清人懦弱，我知之矣”。同时，他还拿八旗初入关时的盛况与今日比较，说：“大清当初以一旅取天下，兵力何其雄也，此又何其萎靡也，朕心实为之不平。”在昔盛今衰的对比下，明命从清军的萎靡中，也感到了危机的迫临，这成为他后来强化阮朝海防的心理驱动，此点笔者将会在下文阐述。
3、明命论林则徐
林则徐是清朝禁烟的主将，因此也是明命瞩目的焦点所在。明命不但对其禁烟政策做了品评，还质疑了林则徐的个人操守，并且预估了林则徐的政治结局。对于林则徐的禁烟政策，明命基本持肯定态度，但同时有所补充。明命二十年（1839）夏四月，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阮朝时，明命说：“鸦片之害，本在于煎煮之人，转将卖买，清人止禁吃者，而煎煮与卖者则不之问，抑亦左矣。”明命认为林则徐只禁吸食，是其偏颇之处，但他主张吸食、买卖、煎煮三道并禁，无疑比林则徐更进一步。明命这种看法，其实也是阮朝此前长期禁烟政策的经验总结。
对于林则徐的个人操守，明命则有些不以为然，甚至直斥为“罪人”，《大南实录》记其言：“况闻林则徐吃筒纯用金饰，则亦自蹈其恶，身之不正，如正人何？今乃借此罪人，弄出许多事来，微之不谨，其流将至于不可遏，此后又未知其何如也。”吃筒，即抽鸦片。关于林则徐抽鸦片的说法，显系当时英商厚诬之语，而阮朝商探未曾甄别，明命即潦草认同。明命之所以愿意相信林则徐吃烟的谣传，恐怕应与他对清朝官场的反感有关。他曾说：“朕闻北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鸦片，城门市肆，亦有公然排列。其国如此，何以律外国乎？”在举国俱吃鸦片的前提下，他据此认为林则徐亦不例外，显然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
明命还预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结局。明命二十一年（1840）夏四月，瑞龙号派员参知陶致富自江流波公干回，明命问以红毛（笔者按：即英国）之事，陶致富对曰：“红毛因两广总督林则徐拏获彼国人犯禁盗卖鸦片，或截其耳，或割其鼻，逐回以耻辱之。”陶致富此言，系得自法国商人转述，并不可靠，但当明命听说后，出于本身已有的对林则徐的否定心理，也竟不加细辨的相信了这种说法。如果说之前在明命的眼中，鸦片战争的起因，是因为“林则徐捡出鸦片、抄没船货”的原因，那么此后明命则认为中英鸦片争端之爆发，亦因林则徐不顾国体、私刑外商的不当做法。因此，他认为在“清人懦弱”、“去年红毛在广东岛屿徜徉许久，不闻画一策、驶一舟以攻之”的情况下，英国如果勾结法国、西班牙再度来犯，则“其势不能御”，那么届时清廷的举措必然是“托以林则徐之启衅为辞，复与他合市耳”。此后林则徐被革职、中英签订通商条约，这种演变轨迹，正与明命当初的判断不谋而合。
阮朝水军
4、明命论关天培
关天培的军事思想，体现在氏著《筹海初集》中，明命帝曾亲自阅读过此书，并对关氏其人和书中的战法提出了批评。他对关天培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为关天培尚文辞而乏将略。《大南实录》载其言：“朕尝观清将关天培《筹海》一集，见得清人不但文臣多尚文词，以饬其才，如武将亦习用此术。彼集中所言，不过饬诈以欺世人，何关实用？不然红毛侵扰，何不将操演机略以破之，而狼狈若是。”又言：“关天培特一武弁，乃以文辞粉饰，自谓才名，朕视之殆同儿戏耳。”须知关氏乃武秀才出身，武秀才虽以武艺为主要考量因素，但亦须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将这种造诣运用于其《筹海初集》的撰写中，实有助于其思想的精确表达和世人的理解，而明命以“文辞粉饰，自谓才名”论之，是有失偏颇的。
此外，明命还对关天培的具体战法提出了质疑。在《筹海初集》中，关天培曾提出了火攻战法，以兵勇泅渡至敌船处，而后放火烧之，明命认为：“若夫浮游水上，而欲以火烧贼船，如《筹海集》之所谓火攻等法，岂不为贼射杀，何能烧人？”应该说明命认为火攻战法收效甚微，是比较中肯的看法，但他所提出的改进之法，却也并不高明。他说：“水师十五卫，宜拣出善泅水者，有能一吸氽得约一箭之地，候朕优赐以待有用。如遇贼船，使之从水氽入，以火烧之，其船外油艌之橄榄脂，才著火药，势必延烧，无有不破者矣。”明命作此言，表明他对英军舰船了解甚少。当时英军舰船船身高大，且多包金属，势难延烧，且英国军舰机动性较强，对于此种战法亦有合宜应对之法，因此，明命这种泅水放火的图谋实难奏效。且他所不知的是，清军中亦有类似的“泅水阵式”，但多不可切行。明命此言，表明他其实也未脱出传统水战的理路，与他所贬抑的关氏战法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第二、关天培的武德堪议。同否定林则徐一样，明命亦对关天培的操行加以挞伐：“询之清人，亦言天培督战，一闻炮声便走，则将略果安在哉？”此处他明确交待了他的信息来源，即“询之清人”。“清人”应指清朝来此商卖之人。关天培作战素以勇武著称，严明军纪，身先士卒，最后更以坚确殉国，何来临阵脱逃之事？关天培是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抗英将领，林则徐评为“功高靖海长城依”，说关氏临阵脱逃，显系当时英军的舆论战，厚诬敌军将帅以离间清朝军心而已，而明命竟不加甄别，粗率信之，这也暴露了他自身先入为主的认知局限。
明命禁教
明命帝素来重视对阮朝外部环境，尤其是清朝国情的查探，鸦片战争使他对清朝的看法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他对清朝大臣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评价，既有中肯之语，亦有偏颇之处。造成偏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复杂、未加仔细甄别，以及他自身在评判人物时的预设立场。为了应对鸦片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他建立了近海和海岸结合的检防体系，致力于提高水师的训练和技战水平，在维持正常贸易的同时仍禁绝鸦片，限制西洋商人的内陆流动，并增强外洋活动以期加深对西方的了解。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实施，在当时对遏制鸦片内流和殖民势力的渗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好景不长，其后在内因为继位的绍治、嗣德缺乏明命的英睿果决，在外则有法国、西班牙的挑衅进逼，致使这些设计逐渐失去了效用，阮朝也变成了鸦片流布、国门洞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