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汉代的简政放权
郑连根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个盛世之一，对此，《史记·平淮书》有一段经典的概括：“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意思是，汉朝通过七十多年的持续建设，国家无大事，只要不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就会家给人足，国家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国家仓库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以至腐烂不能食用。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骑母马的人都会受到歧视，不好意思参加聚会。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能上肥肉，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为姓氏名号。在这样的盛世里，人人知道自爱，崇尚礼义，不愿意干作奸犯科的事。
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固然与汉文帝与汉景帝两朝的开明统治密不可分，但若将此全部归于这两人的名下，似也不尽然。原因就在于，自刘邦建立汉朝以来，一直奉行“无为而治”的简约主义治国理念，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萧规曹随”的典故，曹参当上丞相之后，一切都按照前任萧何订立的规则去办，绝不为了自己刷存在感就瞎折腾，打着创新的旗号改变前任的政策。可以说，西汉自建立之时起便奉行“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
针对文景之治，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说：“有为之治求有功，无为之治则但求无过。（无为）虽不能改恶者而致诸善，亦不使善者由我而入于恶。一统之世，疆域既广，政理弥殷。督察者之耳目，既有所不周，奉行者之情弊，遂难于究诘。与其多所兴作，使奸吏豪强得所凭藉，以刻削下民，尚不如束手一事不办者……故历代清静之治，苟遇社会安定之时，恒能偷一日之安也。”这段话道出了“无为而治”理念的精髓：民间本有安居乐业之本能，有求富求强求仁之动力，兼有创业创新之冲动，只要帝国的权力不过多干预，给民间以充分发展的空间，假以时日，“人给家足”的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当然，汉文帝和汉景帝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德君王，他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薄姬最初是魏王魏豹的臣妾。楚汉战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又叛汉，后被韩信、曹参击败。薄姬由此成了汉军的俘虏，被送入织室织布。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遂纳入后宫，并于公元前202年生下了刘恒。刘恒在八岁时被封为代王，并在治理代地的过程中赢得了“宽厚仁慈”的美名。
刘恒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封赏诛灭诸吕有功的大臣。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随他从代地入朝的宋昌等人也得到了较高的封赏。随后他又通过平衡功臣与刘氏宗室的权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他立长子刘启为太子，立窦氏为皇后。从这些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帝沉静性格之下的干练和老道，他仁慈而不懦弱，理性克制而不优柔寡断。
当然，文帝最受称道的就是他的宽俭待民。他历来节俭，曾想建造一座露台，但一算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财富，于是就取消了修建计划。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很少添置，即便对他宠爱的慎夫人，也令“衣不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他为自己修建的霸陵，“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用的全是瓦器，坟墓也“因其山，不起坟”，就着山势而建，不用人工将坟墓修建得高高大大，可以说一切都本着节俭的原则，以省钱省力为目的。汉文帝靠着自己厉行节俭、爱惜民力的作风，确实压缩了国家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汉文帝还重视农业，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晓喻百官关心农桑。汉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一度把原来“十五税一”的田租降为“三十税一”。汉文帝十三年，他还下令全免田租。这些轻徭薄赋的政策无疑大大有利于百姓和国家的“休养生息”。
最令人感动的是，汉文帝临死之际仍不忘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美德。他特意留下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死是世间的常理，万物的自然归宿，有什么值得过份悲哀呢？当今世人都喜欢活着而不乐意死去，死了人还要厚葬，以致破尽家产；亲人死去之后，活人还要加重服丧以致损害身体。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况且我生前没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带来多大的恩惠，现在死了，还要让人们加重服丧、长期哭吊，让天下的父子为我悲哀，这样只会加重了我的罪过，我怎么向天下人交待呢！我当皇帝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我凭着天地的神灵、祖先的福德，才使国内安宁，没有战乱。我时常担心行为有过错，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羞辱。我如今侥幸享尽天年，被供奉在祖庙里享受祭祀，能有这样的结果，我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呢！我现在诏令全国官吏和百姓，我死掉之后，百姓哭吊三日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百姓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应当参加丧事、服丧哭祭的人，都不要赤脚。服丧的麻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动员民间男女到宫殿来哭祭。宫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上和晚上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可以了。不是早上和晚上哭祭的时间，不准擅自哭泣。下葬以后，按丧服制度应服丧九个月的大功只服十五日，应服丧五个月的小功只服十四日，应服丧三个月的缌麻只服七日，期满就脱去丧服。其他不在此令中的事宜，都参照此令办理。要把这道诏令通告天下，使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我的心意。葬我的霸陵周围山水要保留其原来的样子，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直到少使的女子，全都让他们回家。
汉文帝的这道遗诏饱含着一代明君对天下苍生的拳拳之情，其对生死的达观和对百姓的体恤，千载之下仍让人为之动容。
汉文帝当政期间，还有几件事干得比较漂亮。其一，汉文帝自己带头，模范守法，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一次，汉文帝出行，路过渭桥，有人在桥下走出，御驾上的马受惊而跑，文帝自己也受到了惊吓。文帝很生气，要求廷尉张释之处死惊吓了御马的人。可是张释之却只判处此人罚金四两。他向文帝解释，这种处罚是法律上规定的。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所以，不能处死此人，只能依照法律来判决罚金之罪。汉文帝听后说：“廷尉当是也”，认为张释之做得对。
其二，文帝下诏重新制定法律，废除了“收孥相坐法”，即一个人犯罪不再连累他的家人，此外还下令废除了黥、劓、刖、宫四种残损肢体的肉刑。
其三，汉文帝还于公元前178年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以鼓励进谏。他在诏书中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这段话的大意是，古代贤君治理天下都鼓励进谏，可现在的法律却还有诽谤、妖言的罪名，这会导致众臣不敢尽情发表意见，而皇帝也不能听闻到自己的过失。还保留着这条法律，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者？老百姓中有的人诅咒皇上，他们自己也相互谩骂，官吏就以为他们大逆不道。老百姓有其他对朝廷不满的言论，官吏也认定他们诽谤朝廷，并判处重罪。其实，这不过是一些平民百姓愚昧无知罢了，他们因此就要被处死，我觉得这实在不应该。从今以后，对这样的百姓就不要治罪了。汉文帝能果断地废除了因言获罪的法律，确实体现出了一代明君的不凡气度。
此外，汉文帝还废除了“盗铸私钱令”，意思是百姓自己私自铸钱也不治罪了，要铸就铸吧；原来归属国家的山林川泽，汉文帝也下令开放给民间了，百姓有愿意来采伐、开矿的，那就来吧。总之，政府能不管的就一律不要管，全面贯彻“无为而治”，大搞“简政放权”。
汉景帝在道德水平上不如老爹汉文帝高，但他在位期间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他在统治期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大力“削藩”。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控制的郡由汉高祖时的四十二郡减为二十六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汉高祖时的十五郡增加至四十四郡，汉王朝中央的郡数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国的郡数，这对帝国的巩固意义重大。汉景帝在“削藩”的同时，还逐渐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诸侯国的官吏任免权，还从诸侯国的手中收回了盐铁铜等矿产的税收权，诸侯国仅保留“食租税”之权。如此一来，诸侯国的权力被削弱了，而汉王朝的权力则得以大大巩固。
文景之治是中国帝制历史上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它主要是通过奉行“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以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的治理手段而取得的。“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而是凡事量力而为，顺势而为，不瞎折腾，不扰民，是“简政放权”，是帝制时代难得的“小政府，大社会”。它让我们看到，只要政府能提供人民一种和平安静的生活环境，只要政府把权力作恶的种种可能降到最低，只要政府不过度地搜刮民脂民膏，那么，人民就会主动创富创新，并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