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真，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中国历史上儿童生活与健康问题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孩子的历史:童年忆往》、《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等。
一个晚近人文学上的新徘徊
以文学与世变为双焦点，思考晚明与晚清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很有创意但实践起来难度相当高的一个议题。我决定试用学科回顾的办法，谈谈文学与历史间，在晚清跟晚明这两个时段的了解上可能有的关系，主要也是因为不完全明白目前任务的特性。世变中的文学世界，或者晚清跟晚明的文化景观，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宽阔的题材，作为一个引言人，想设法抛出一些感怀或看法，引起真正的讨论，望似轻松，实则不易。
回想晚近十五年来人文学的发展，跟过去三十年、五十年或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当我由一个学生到我现在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 ，大家一定会发觉现今人文学所作的一些尝试，本质上跟二十世纪最近十五年的社会文化经验很有关系。也就是说，三次战后的前四十年发展，在气质上有若干独特的转变;原来的人文学有相当长的时间借助社会科学、计量学，或者客观研究的理论，这个思考方式和求知风潮最近已在慢慢减低而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人文学的文史哲等学科，走向重视主观情意表达和文艺理论撷取灵感，以求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索概念，如大家所熟知的新文化研究( New CulturalStudy )或者新文化史，只是这个潮流中问的一部分现象，熟悉的性别研究、认同研究等等都可以看出这些新的取向。这类新取向在文化思想的发展上来讲，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发展，因为它代表人群社会的意向从理性慢慢游移而走向了感性，或者说逐渐愿意考虑除了客观知识跟了解外，主观的成分在文化发展上曾经有的力量。同时它还代表西方世界自启蒙时代两百年以来价值观的一次深刻的反省。
这个东西在中国研究或中国文史上展现的一些感染或影响力量正逐渐扩散而为人所意觉，当然它也引起很多的争议与不安。争议、不安或者兴奋欲试同样值得重视。譬如说从史学方面来讲，这个新的转折代表大家在晚明、晚清的领域中重新注意圆族、认同、性别、阶级、地域这些范畴或问题，它们除了是一个可认识的客观事实(一般历史上的发展)外，它还带有相当高的「营造成分 J 也就是社会主观文化所造成的。在文学上，新趋向影响下开始重视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主体性声音，以及读者自主性的阅读。对文学作品渐有一个更灵活、宽泛而带有参与性的了解。近来明清的历史与文学研究不少，展现了这些新议题和新看法所引动的一些新挖掘和新探索。
史学之转折与文学之新探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就不分家的文史两个领域，似乎又展现了男一个新阶段的重逢(或者相互擦身而过? )。这一新奇面貌让学历史的人感觉到历史的发展与史学的工作因有主观成分而显得既幻且真，历史的数据、史学的写作与思考，以及历史事实的重建，莫不带有相当的主体意识。而这层层堆塑，加重了大家对历史之幻的猜疑。
另一方面，文学既然强调起它的主体性与自主性阅读，反倒坚持起文字中找真情、叙述里见实事的作为。文字在此新解读风潮下，不只是关乎一个拟想虚拟出来的世界，而是某种真情实意的展现。这中间值得思考的议题，除了这股潮流从何而来，可能有怎样的引动力，又会带我们走向哪些新的挑战与陷阱之外，从学术史的发展上来看，它也代表了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时间，人文学的某种重新出发。
因为隐于此运动背后的，是整个知识界对近现代( Modernity )这个概念，包括近代的时间、近代特性这类东西开始发生相当深的好奇与疑惑。某种意义上说，还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科学笃定信仰下第一次深层的动摇。这个动摇令人雀跃，也令人惶惑。因为它在各学科、地方扩散开来之后，固然激起了对所谓近现代的起点、终点特性等本质性的反省，让大家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多年来深信不移的知识、客观科学，其明确性与可追求性醒了过来，看到一个游移不居的知识与世界。在这个游移与存在之间，确实展现了许多新鲜活泼议题跟文化底层的颠覆，但这中间更展现了一些只有问题没有解答方向或工作方针的「盲目的支解」。因为如果我们开始重视知识的主体性，将主观意识与它的客观气质一并而论，或者甚至对主观性、主体性的执着无条件地超过于而凌驾在客观、理性的认知努力之上，这时候，也就代表历史观上所讲时间之流，将突然赋予一种永远后续性的时间、回顾式的眼光，某种超过当时与过去的权势。虽然现代文化研究者均强调他们重视当时的文化景观( contemporarycontext ) ，但实际上研究者眼光上不断地反复折照，使我们想了解晚清、晚明之际，不但必持晚清的议题与角度来重看晚明的气质，当我们目前一起想象晚清与晚明之时，实际上无法脱离用二十世纪末的立场再来透视晚清:从而经过多层折照(后现代、现代与近代)设法考虑晚明。这样一再不断地折照，也许就像光学襄说透过时光的流，一如透过无嗅无味而透明的水一般，水虽是无味而透明，但任何一支筷子放置中间，人已经不再能够看穿直线或木质实体，只能看到一个有角度的折照。时间在现在强调主观成分的学术思考中，反复作用而折照，其效果与带来的挑战当然不只一端，应该也带来一些警讯。
二十世纪末的眼光与兴趣不但凌驾过去，独占文坛变成了一个不可氓灭的因素。赞成新人文研究者本希望借着新潮流让大家意觉到自己的主观因素。因为十九、二十世纪百多年来的学术思潮、政治文化，都曾在完全笃定而不自觉的情况下，坚持绝对的客观跟理性，斩钉截铁地说找到了历史或文学上所谓当时真实记录或文字工夫，而无关于某种手法、眼光、说法，也不在于某种特定的应用或者塑造的成果。
走到对面去了的文史研究
这类发展是否可能有过激或过度的倾向，使对历史之幻之质疑不断引导史学工作走向空虚之幻境，使得各种从事专史钻研的人，譬如说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的人会希望，历史发展或史学主观性的探讨，应含带部分能力，激发兴趣展现历史发展，除了实体现象、客观成分、理性内容外，是不是也会因为现在对于心态跟文化走向的加强探索而不被空洞化或者空虚化，反倒增加些微观( micro-analysis)与深刻化、细微化的特质。相对地，文学方面，如果过度坚持真实性、主体性、自主性的挖掘，也可能忽略文字本身营造想象之本质，即传统文学史或文学批评者所重视的文字的工夫，它的纪录性与载运性被目前大家有兴趣的主体意识与客观理性之辨所掩没。我们固不应也不愿完全忽略过去十五年人文学上新的徘徊、新思索之丰富生机，却仍可考虑，若文史间要维持一个理论议题往下讨论与相互作用的路，那么以新潮流冲击下晚清晚明的历史，以及晚清跟晚明的文学为例，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新思潮下，将如何维系一种互动、互勉、相互提醒、彼此浇灌的人文生命。这将如何进行，值得大家进一步讨论。但今时此地要比往前文史工作者在各自领域，分别找寻自己的理性客观知识之时，相互的对照了解较前更加殷切而不可或缺。因为目前强调历史之幻的史学研究更加需要征引了解文学世界，而强调作者自主声音与读者主体性阅读的文学批评已经不能不认真了解晚清与晚明的时代与文字之真实。不断的互通如何进行，可透过相互阅读、熟悉彼此材料，或共同进行一些讨论活动(譬如说今天的交集) ，不断搭建起一座人与人的桥梁，而借着一座人情的桥( human bridge) ，引渡那抽象的认知和学科的相互了解与赏识，使下一代的文化与历史领域，是此遭遇之结晶。今天何尝不是因有此人桥，使我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大发议论。希望这类桥梁不但迂回多见，载运更多人从桥上往来过去，深化对晚清晚明文学、历史双方面的熟识。也许在这中间，可以顺带对世变与文学有一些领悟，今天不能完全解决的晚明跟晚清的激变或固守，在新的史学跟文学的研究下，自有若平目前未及的新景况与新遭遇。
若我们一块臆想，由「本我」走向了「超我」以后的文学与历史，各自将走下一段如何腕蜓的路。两位恍有隔世之感的主角，还有没有牵绊下去的后缘?就晚明、晚清而言，当思考者走过世纪末的异样，重新立上世纪初的清新，故往无由之乐观使我想象，发现了主体性与真实的文学营造，与学得了扑朔性之历史虚拟，或将如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之洗炼后的禅机，再相遭过，亦未尝不可增添上「又是山水」的谦抑或素朴。
时间之流一一晚清与晚明之呼应
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上，最近中西文学界对晚明妇女文学的挖掘、对晚清至当代情欲论述的讨论，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例证。一方面，在明清女性相关作品(包括妇女自著自述、男女合着共作，以及男性拟女声，助女性之著作)中，寻访妇女的主体性声音，变成了一个新鲜的尝试。另一方面，由此女性自身书写或他述性文字的考订中，又有论者有兴趣于将之与当时真实的妇女生活相连，以叙说为经验之投射，以故事为事件之反映或拟写。如此的假设和作为，令人心动，对终日案赎劳形，与充栋之社会、物质与日常生活史料为伍的人而言，却可能像一种致命的诱惑。道理无他，文字之运用与事件之发展，在当时和后世的了解中，都有若干基本的差别，拟真、近真，就像仿古、近古，与真、古终属二事。即使有萧翁之隽语在前（“文学中除了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历史呢?除了前三者，都是假的”），后殖民、后现代的同工异曲之解构性呼应在后。文史不分家，并不应建立在率雨过河、孟浪行事，与不顾一切的混淆本事之上。
在史学工作上，以晚清近代之国族与认同关怀，上溯晚明顾、黄一代「民族大义」之雏形，是另一个眼前的例证。近来史学界在西风又渐的潮流下，不但欢喜说认同与国族本属营造，连带地「汉虏」、「家国」、「君臣」、「士庶」莫不是浮游之词汇。终而言之，今已有历史家愿掷地一声，叹言书生(不论是今、古)言论之下，可能并无任何具体事实可究( Is there areality out there? )。界域、身分、种族、群体全是子虚乌有。如此之激昂，是否逐将一切人文学均化为相对的社会语意学之末流，即收拾停当?再推下来，不但历史与虚拟现实问之差异被架空，连文史哲所求之学，所求之知，都可能因对表征化之展演，而成了筑自身之虚空于他人之无知上。知识世界之追求，无论是否为无涯之危径，终难靠消弭学科书斋之存在、消灭心耕笔耘之人口、削弱典籍卡片之志气而完成。
文史相映:中国与中国之外
晚明与晚清文史研究的下一步成长，在许多方面其实系于该领域的「本我」与「他我」之间不断地往来与睿智交织。这包括文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持续相互浇灌，明清与其他时段「中国经验」的彼此深交，以及中国时空之外所知所学的成果相融，大家一定有兴趣多做发挥。
文史之外，晚明、晚清而晚近热门议论，如性别、族群、身体、文化、真幻建构，最常涉及的一个知识领域，是生物医学。这包括明、清中国世界中的生物医学理解，以及笼罩于物质浪漫和科学主义裹的全球「现代文明」。承受文化解构与主体意识说洗礼后的文学批评，与经过文字虚脱和理论幻化了的史学领域，在晚明与晚清的新研究议题中，目前还没有衔接上明清生物医学论述的认识论，也尚未显现在当时「科技」概念检视上，妇女文学、族群认同，会有如何一番交相说明的作用。在这方面，二十世纪中国史与近代比较文学，刚开始有些小小的尝试，依议期望，明清蓬勃发展中的医疗史研究，将与其情欲论述、国族认同之抽丝剥茧酝酿双方更上层楼的契机。
在这样交叉型思考中，我们很可以发现，除了学科阔的互通音讯，领会各自的议论，熟读彼此的素料外:时至今日，对人文学者而言，穿越时空之互隔，也愈来愈将神奇变为一种通常，甚至某种必须。对晚明、晚清的解意，若要焕发新媚，引人沈思，则对此前魏晋唐宋，乃至近现代的汹涌诡谲，都不能全不措意。
尤其，中国文史变化之轨迹，再不可自外于其他人群之文史经验与关怀。台湾学界与文化界的五十年红尘翻滚与自我不安，可有的益处之一，是部分挣脱对中国(或汉民族、华人)历史文化之我执与沉溺更轻快而宽阔地吸几口域外异文化、异样历史的空气。最近余国藩先生《重读石头记》 (Rereading the Stone) 与王德威先生晚清小说史之新作，都展现了这诸般中外、古今与多学科神遇之欣喜。在他们的成果中，我想没有人会质疑明清史学工作者挖掘成果对深度文学解读的必要性。未来的明清史学生当然也不会忽略像这般丰盛的精神飨宴，及其后更须舒活筋骨、动手动脚、动情动思找材料，迎接新题的挑战。
本文为 1999 年 5 月 14 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晚明与晚清文化景观再探: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讨论会引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