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秦老师的精彩文章。
公元前4世纪末，被梁启超称为“黄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开始推行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所谓“胡服骑射”，按照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的说法，就是：
“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由发展骑兵，训练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
战国策之胡服骑射（李志刚国画，来源于雅昌艺术网）
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深入，更有学者指出，胡服骑射对中原内地骑射和畜牧业的发展，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南北各族之间的互相依存、杂居和融合，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赵武灵王力挽狂澜的改革，使得戎狄环伺、四战之地的赵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军事强国。可赵国投入血本的骑射部队缺席了赵国后期与华夏诸国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即使在赌上国运的赵秦长平之战中，几乎没有任何赵军使用骑射部队的记载，反而是秦国军队充分利用了骑兵断绝了赵军的粮道，完成了对赵军的分割包围。
之后的邯郸之战、李牧攻燕之战，乃至最后赵国被秦国所灭，一系列战事中也鲜见赵国骑射部队的身影。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仿佛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没有留下什么涟漪，这无疑是一件启人疑窦的事情。
赵武灵王雕像
人类最早的骑术可能起源于距今6300-5500年前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胡服骑射改革之前的4个世纪，军事性骑射技术已经成熟，弓骑兵已经成为一支的独立军事力量，也是欧亚草原最主要的作战方式。
但是，在赵武灵王之前，骑射并没有在华夏国家内流行，也没有华夏国家组织骑兵部队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赵武灵王开始大规模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或者换言之，为什么向与华夏国家生态相去甚远的内亚民族学习军事技术？
如果放在亚洲东部农耕文明和欧亚草原游牧部落竞争逐鹿的大格局中，放到战国以来华夏诸国军事发展的大脉络中，胡服骑射就有了深刻的意蕴，也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胡服骑射的浮雕与发源于近东影响东到高丽的帕提亚射法如出一辙，帕提亚射法的起源是骑手射猎大型凶猛动物时被迫边退边射的技术动作，但后来成为主动选择的骑射战术，由于在狩猎时候可以锻炼，大大降低了战士的训练成本。
帕提亚射法
赵武灵王之所以推行胡服骑射这样的军事改革和技术创新，是赵国已基本不能向中原各国拓展疆土，不得不从赵国北部攫取土地和其他资源。
在《战国策 ·赵策》和《史记 ·赵世家》中都将胡服骑射的作用描述为“备边”，也就是强调了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给赵国造成的危机，突出了胡服骑射防御性的一面，而刻意回避进攻性的一面。
狄宇宙教授在《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的游牧力量的崛起》一书中指出：“采用骑兵是适合解决赵国所有军事问题的办法，它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
胡服骑射就是为了“计胡狄之利”，赵武灵王对中山国的蚕食、对三胡之地的攻略与胡服骑射在时间轴上是一致的，赵国最终征服中山国、代，在林胡、楼烦等三胡胡地“拓地千里”，并且获得了土地、人口、马匹等战略资源。
战国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对人口资源的争夺和占有，实际既是胡服骑射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胡服骑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赵国的骑兵部队要像游牧战士一样弓马娴熟，赵武灵王必须，事实上也正是从三胡地区的军事人口中直接选拔骑兵，通过军事化手段将被征服土地上的人群编入自己的军事体系之中。《战国策》中不断提到的所谓”北地之众“、“并将胡、代”指的就是非华夏民族的兵源。
赵武灵王在将非华夏族的骑射之士编入军队的同时，也打破原来的兵役制度，采取“破兵散卒，以奉骑射”的，调整抽取一定的原来赵国士兵专门从事骑射训练。
一系列组合拳，加上掠夺马匹，使得赵国具备了一支常备骑兵部队。但根据文献记载，这支部队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因为后勤等因素只集中在赵国北部。这可能就是在长平之战等战役中，赵国骑兵部队并没有唱主角甚至根本没有出现的原因。
说句题外话，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组织能力去考察赵国的后勤保障，事实上不可能维持一支四十万人的部队，所以白起在长平之战之后坑杀四十万赵兵，数字上很难令人信服。
长平之战
但是，从后来赵国名将李牧的事迹看，赵国北部从代（今河北蔚县代王城）到雁门（今山西西北部）存在着一支对抗匈奴的边境部队，这是赵武灵王骑射部队的后身。
这也就是赵武灵王的遗产。
汉文帝曾对冯唐感叹：“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 吾岂忧匈奴哉！”汉文帝并不是在文艺范地感怀，而是对赵武灵王肇端的师胡长技以治胡的骑射训练和作战传统的致敬，这更是赵武灵王的遗产。
汉文帝感叹的同时，一个步兵骑兵混编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的新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 推荐阅读 <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冷热军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