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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轻松赢得了普选的多数票（他得到910万票，对手只有850万票）和总统选举团的多数票（277票对254票），然而，由于美国选举制度的特性，他实际上只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微弱优势而获胜。如果他的对手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加州的100万选票中再多得3774票，威尔逊就会输掉大选。而国内问题影响甚大（帮助他赢得1912年大选的信誉也很重要），总而言之，威尔逊的再提名和竞选结果都决定他对战争问题的处理方式。
1914年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反应夹杂着惊讶、同情和一丝伪善。人们普遍认为西欧先进而“文明”的国家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传达了一种普遍看法，该报纸认为，如果文明的欧洲是在抵抗印度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战争“还情有可原”。可是，如果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公认具有最复杂和最精致文明的国家，使用大规模死亡机器残杀人民又摧毁城市的话，一切就不堪设想了—我们将失魂落魄，并十分希望能够从这最可怕的噩梦中醒来。
然而，没有被卷入其中的宽慰感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情感。“这个国家爱好和平的公民们已经站了出来，”《芝加哥先驱报》（Chicago Herald）表示，“为感谢哥伦布发现美洲投出了衷心的一票”。《沃巴什老实人报》则写道：“从来没有这样诚挚地感谢先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先见之明。”
威尔逊是长老会牧师之子，在他成功竞选成为新泽西州州长以及后来在1912年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本人将自己复杂的感情投入与超然的理性归因于苏格兰与爱尔兰民族背景。他从1911年到1921年的私人秘书约瑟夫·图梅尔蒂（Joseph Tumelty）记得，在一次谈话中，威尔逊说：“一方面，我体内有爱尔兰血统：敏捷、慷慨、冲动、热情、总是乐于帮助和同情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而另一方面，我也有苏格兰血统—节俭、顽强、冷漠，也许还有一些专断。”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威尔逊从自己的宗教和学术背景出发，结合高度的正义感和对美国利益的理性认识，他明白美国人民内心深处希望美国不要被欧洲战火波及。他挚爱的第一任妻子于1914年8月6日撒手西去，此事令他深受重创。两周之后，他写出《向美国人民呼吁》一文，在文中他要严格公正地对待交战双方，宣称美国可能要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写道，美国是“唯一处在和平状态下的大国，它的人民正时刻准备着在公正的调停工作中发挥作用，以朋友而非党徒的身份谈论和平与和解的建议”。然而，威尔逊同样也敏锐地注意到在国内不同移民族群间派系纷争的危险性，他担心那些来自许多国家，主要是来自于现在正在交战国家的美国公民的同情心出现分歧。
伍德罗•威尔逊，第28届美国总统，一位苏格兰、爱尔兰混血的道德家。威尔逊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远离战争，他认为自己体内有爱尔兰血统：“敏捷、慷慨、冲动、热情、总是乐于帮助和同情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他的苏格兰血统也混在其中—“节俭、顽强、冷漠，也许还有一些专断”。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年
威尔逊（图左）和即将卸任的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H. Taft)握手。
根据美国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在9200万人口中，有250万人在德国出生，其次是“俄国和芬兰”有170万；爱尔兰和意大利各有130万人，奥匈帝国120万。这些数字体现了20世纪初，中、东、南欧移民的多数地位，但并不代表“归化”群体的总体规模（例如，1914年爱尔兰裔美国居民据统计就有450万人）。不过，也暗示了在面对战争时，他们可能会保持对家乡所属的国家的忠诚。不过国家来源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例如，美国的犹太人群体总共约400万人，其中就包括了那些为了逃避迫害离开俄国的和强烈反俄的人。
芝加哥的经历表明，战争的爆发以种种意料不到的方式激发了人们对国家最原始的忠诚。一名爱尔兰裔美国爱国者招募1000名爱尔兰人，组成两个团和一个医疗队，只要都柏林一传来讯息，他们就随时准备同英国作战。塞尔维亚示威者在南芝加哥向德国人寻衅滋事，9月初，艾拉·法格（Ella Fagg）夫人下达指令，禁止交战国家的孩子们在城市的运动场地上打架。甚至连芝加哥交响乐团也牵连其中。在拉文纳公园北湖畔举行的夏季音乐会上，乐团因预先安排的计划陷入分歧。为了表示公平，乐团计划演出不同国家的乐曲。然而，乐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德裔，他们的法国、比利时和俄国同事拒绝演奏《保卫莱茵》，而他们也在演奏法国国歌《马赛曲》时故意跑调。最后，演奏者们只得同意绝不演奏任何爱国曲目。
尽管威尔逊有意恪守中立，但美国精英阶层的意见已经倒向协约国。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源自早先英国的政治制度、效仿牛津、剑桥的顶级学府以及紧密而大量的经济联系（尤其对英国而言），都促使人们倾向协约国这边。协约国的封锁以及对海上贸易的支配都使得最后一种因素大为增强。
1914年年底，美国同同盟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个缺口却被不断增长的协约国贸易填补。美国对英法的出口总额从1914年的7.5亿美元上涨到1916年的27.5亿美元。英国一直注意尽可能地不疏远美国。当法国想要将（南部各州繁荣所系的）棉花列入禁运清单时，英国同意以稳定价格购买剩余棉花。“航海自由”—或者说，是美国不受损失横跨海洋、随意航行与贸易的自由，成了保持中立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政策具有如此煽动性的原因所在。
在美国，反战情绪体现在1916年这首直击人心的歌曲（与新媒介唱片）上：《我不想让孩子去当兵》。
然而公众的整体意见仍坚决反对参战。这生动地体现在1915年最畅销的歌曲《我不想让孩子去当兵》（I didn't raise my boyto be a soldier）上。苏珊·兹格（Susan Zieger）认为，这首歌是大众反战情绪的象征，以及免于亲军方者批判和平运动的“避雷针”。“千万将士上战场，没有一个回家乡，”歌中唱道，“千万母亲心欲碎，千万将士徒阵亡”。在合唱中的副歌部分，一位母亲谴责国家征募儿子们参战，她认为，母性的普遍力量可以被调动起来，用其他方式消除国家分歧：
我不想让孩子去当兵，
我把心肝宝贝抚养成人。
谁敢将枪架在他的肩上，
让他去射杀其他母亲的可爱孩子？
让国家去终结他们那些大麻烦吧，
现在该把枪、剑埋葬。
今日将不会有战争，
如果所有的母亲都说，
“我不想让孩子去当兵”。
这首歌体现了活跃在美国的妇女和平运动的愿望—该运动发起于1915年1月，到1916年2月，妇女和平党（Women's Peace Party）已经有4万名成员。歌曲同样也催生出效仿作品，诸如“我不想让孩子当懦夫”，但是这些歌远未能体现出自然而深刻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正是威尔逊的反战政策中所强调的东西。
1915年5月7日下午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对其惨烈的程度感到十分吃惊。在2000名乘客和船员中，1200人死亡，其中有128名美国人。威尔逊一如往常，没有立即表态；几天以来，他一直在认真考虑这件事。5月10日，他向在菲律宾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发表预先演讲，并利用这个场合重新思考美国的理念。
他讲道：“美国应当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榜样，这便是和平的榜样。这种和平不仅仅是不打仗的和平，而且是一种医治战争创伤、扩大世界性影响的和平，是一种不冲突的和平。”他进而用一段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话语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立场：“人会因高傲而耻于争斗，国家也会因一贯坚持正义，而不必用强迫手段使别国心悦诚服。”在此处，威尔逊无疑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并根据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表达了一种信念：强权并非公理，在暴力面前，宽容是最高贵的方式。对一些没有同情心的议论家（特别是在英国的议论家们）而言，这番“因高傲而耻于争斗”的话意味着胆怯与自负，它暗示美国自认为在道德上比交战中的欧洲各国更加优越。
威尔逊以一系列对德照会的形式对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做出正式回应。第一次是在5月13日，他谴责使用潜艇打击贸易，要求德国为攻击非武装商船的行为道歉，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采取措施以防悲剧重演。德国宣称（可能是正确的）卢西塔尼亚号载有军火，因此是合法目标。威尔逊无视这种辩解，6月7日在第二次照会中重申他的要求。德国私下里通过警告指挥官们不要因袭击了中立国船只或大型客轮而改变了潜艇政策，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依然命令潜艇不要攻击标有特殊记号的美国客轮以及飘着美国国旗的中立国客轮。然而，6月28日，德国潜艇依据制定了袭击商船的“巡洋舰制度”，在发出警告后击沉了从康沃尔出发、载有1400头骡子的英国商船亚美尼亚号（Armenian）。尽管据传有20名美国人同船一起沉没，但事先警告的行为还是令威尔逊立场变得较为温和。
在7月21日发出的第三次照会中，威尔逊总统认为过去两个月的事情已经说明“只要符合规定好的、公认的战争行为”，潜艇战就可以受到控制。他希望德国政府现在可以为袭击卢西塔尼亚号的行为道歉，他表明：若再次发生类似行为，美国将会当成是“故意不友好”的表现。美国渐行渐远以致会参战反德的可能令德国人惊慌失措，9月，他们同意搁置无限制潜艇战，这样就证明了威尔逊政策的正确性并使他的主张更具说服力，即无须牺牲荣誉，也可使美国远离战争—更具说服力。
《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Post）称：“（威尔逊）不费一兵一舰，凭着对公理矢志不渝地坚持，他使大多数傲慢无礼、兵强马壮的国家俯首听命。他不但凭借着完全的自我克制，还凭借对美国理念完全的、爱国的奉献完成了使命。”
1915年，威尔逊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防力量。除了战争之外，美国还同1910年以后就历经革命骚乱的墨西哥有许多矛盾，这几乎威胁到美国利益并在1914年引来了对韦拉克鲁斯（Veracruz）的实际干涉。
1915年年底，在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za）的领导下，一个大致稳定的政府成立了，但是派其奥·维拉（Pancho Villa）控制下的激进军队却还在这个国家的北边继续活动。考虑到美国已经强大到足以郑重介入国际事务，在1915年的夏天，威尔逊让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准备扩军计划。将这些计划在秋天公布，并在12月提交国会。他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计划，在五年之内建造16艘主力舰，陆军扩建百分之四十（至14万人），预备役40万人。
扩军计划引来了许多孤立主义者的反对。因第二次卢西塔尼亚号照会而辞职的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宣布：“这个国家不需要偷盗工具，除非它打算以偷盗为业。”于是，在1916年初，威尔逊奔走于几个州进行演说，强调“做好准备”的必要性。他在匹兹堡告诉听众，“这个国家应该为自己做好准备，不是为了战争，也不是为了任何具有侵略迹象的事情，而是为了充足的国防力量”。
在1916年1月31日芝加哥的演讲中，他认为在一年以前，美国人似乎还可以安然自若并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不会被卷入这场可怕的大漩涡内，但如今没人可以自信地说美国会（或不会）卷入冲突中了。在克利夫兰，威尔逊向一位听众发出警告：会有这么一天，美国不能维持他所谓的“双重义务”，即一方面“使民众远离战争，另一方面使这个国家的荣誉保持不坠。在托皮卡，他说后者可能包括动用美国军队维护各地美国公民的正义，并让其享有国际法的保护。
威尔逊的准备提案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干涉主义者的批判，如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就认为没有强大而可靠的武装力量，美国会暴露在一个日益危险的世界中。女性同样也决定做好准备。
1916年初，一部分著名妇女参政论者在缅因州成立“女子国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主要用来教会美国女性瞄准和射击。《纽约时报》称，该组织的目标是：一旦受到召唤保卫她们的家、她们的孩子和他们自己，她们不会像比利时妇女一样无助。俱乐部的成立者露拉娜·希尔顿·弗里斯（Lurana Sheldon Ferris）认为，与其被疯子强暴或杀害，她和她的同事们宁愿准备在“必要时刻去杀敌”。震动于传闻中的“比利时暴行”，美国妇女自卫联盟在纽约组织起步枪训练和其他军事上的操练。到1916年4月，她们招募到300名新兵，其中包括了牙医、律师、外科医生、部门主任、教师、私人秘书以及速记员。
在捍卫国家“荣誉”和巩固国防的同时，威尔逊还在研究可以让美国结束战争的方式。尽管他的最亲近的政治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明显倾向协约国（并相信美国肯定会参战），并希望美国能有助于建立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威尔逊却派他出任密使，到欧洲试探和谈意向。
1915年，豪斯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交换意见，格雷提出“国际联盟”的概念来帮助解决国际争端。豪斯制定的方案是：在私下征得协约国同意之后，美国将提议“和谈应在双方都裁减陆海军军备的基础上开始”，并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协约国按照预先说定的那样接受提议，迫使同盟国要么参加（或接受合理的条款），要么面对美国参战、同他们打仗的可能。尽管豪斯在1916年初游历欧洲各国，在伦敦、巴黎和柏林讨论和谈的可能，但他发现各国对于和谈实际上没有热情，尤其是因为威尔逊拒绝美国承诺任何具体的领土变更—他对这些“地方决议”置之不理，但各国—比如法国，却认为收回他们“失去的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应当是任何和谈都没有商量余地的先决条件。豪斯僭越了他的使命，2月22日，他同格雷达成一份备忘录，概述了他的计划并表明他对协约国领土要求的支持，其中包括了收复比利时，以及将那两个省份移交给法国。但是格雷这边却说，他不能替英国政府承认该计划。他补充道，在任何条件下，没有协约国各国的同意，什么事都办不成，他进一步考虑到，“内阁可能会认为，目前局势并不能说服他们在此刻向其他协约国提出这个计划”。实际上，他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威尔逊这个时候正执迷于战后成立国际组织，他决定把公开号召和谈会议以及由美国成立组织的计划放在一起解决。很快，威尔逊逮到了一个机会，5月27日在纽约举行会议的强制和平同盟会（League to Enforce Peace）向他发出了与会邀请函。这个组织由前总统塔夫特成立于1915年，它为建立一个让所有大国一致行动，通过可能的协商或必要的制裁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同盟而进行活动。同盟会由塔夫特和许多著名的亲协约国共和党员支持，这一事实让此次会议成为威尔逊争取11月大选（再选时）需要的中间派选民的良机。
派崔克·德芙琳（Patrick Devlin）认为，他的演说破天荒地打破了美国长期坚持的国际不干涉政策。威尔逊认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意味着美国无法不被卷入其中。“我们作为国家的权力，人民的自由、权利以及财产都深受影响”，他说道。“我们绝不仅仅是不相干的旁观者；无论我们是否参战，我们都是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参与者”。他认为，世界各国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团结起来，一同见证公理在同某些损人利己的侵略斗争中大获全胜。他保证美国“愿意成为任何切实可行的国际同盟的一员”，致力于所有国家的主权自由以及“所有小国”的安全。他还强调，世界有权从破坏和平的骚乱中解放出来，这种骚乱源自侵略和对人民、国家权利的不尊重。
军备充实、道德高尚与和平这几个元素的结合，令威尔逊顺利度过了1916年大选，这同他允诺在农村信贷、女工补贴和童工问题上采取的进步措施效果一样。8月，面对着全国铁路大罢工的威胁，他果断强迫立法通过8小时工作制的法案，化解了纠纷，并巩固了他的进步立场。
6月中旬，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塔基州参议院奥利·詹姆斯（Ollie James）凭借对总统巡回演说的辩护词，打动了场下的听众。他说道：“没有一个美国孩子会变成孤儿，没有一个美国母亲会成为寡妇，不用开一支枪，也不用流一滴血。威尔逊迫使那些笼罩在战场上的战斗精神承认美国的权利，同意美国人的要求。”
他的共和党对手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虽然没有遇到什么潜在的挑战—他从国防鹰派、极端干涉主义者、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处得到了提名，但他的竞选活动却因缺乏重点而处境艰难。他向美国德裔和爱尔兰裔群体发出的呼吁（后者因残忍的英国人镇压了复活节起义而异常激动）反而令他处于不利，而威尔逊却通过对美国无差别的忠诚进行辩护作为还击。当爱尔兰裔的美国真理会会长耶利米·欧莱瑞（Jeremiah O'Leary）强烈谴责威尔逊亲英时，总统却一针见血地回复道：“我对有你或像你这样的人投票给我而感到蒙羞。鉴于你可以接触到其他不忠诚的美国人而我接触不到，我想请你将这条消息传达给他们。”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7年
在发表就职演说一个月后，总统威尔逊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
无疑，威尔逊付出了他所能拥有的一切，而他对美国权利以及美国中立地位的捍卫也让他安全地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归根到底，前一点要比后一点更加重要。德国于1917年重启无限制潜艇战的糟糕决策令美国的权利及其人民自由贸易与游历的权利受到威胁，最终从根本上迫使这个国家于次年4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与此同时，大选的胜利重新鼓舞了威尔逊在各交战国之间调解的斗志，在这一年远去之前，他又提出了和平倡议。
【来源：《1916：全球史——转折：奠定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英）基斯·杰弗里（Keith Jeffery）著 海南出版社授权 转载请联系海南出版社并保持文章的完整，包括图书信息，否则按侵权处理。】
图书信息
【书名】《1916：全球史—转折：奠定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
【作者】（英）基斯·杰弗里（Keith Jeffery）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1
【图书简介】
本书除了对军事、政治对抗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汇集了各国平民百姓的故事，他们不仅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1916：全球史》结合了众多一手史料、研究著作甚至文学作品，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一战”全球画卷。和以往研究“一战”历史侧重于欧洲战场不同，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基斯·杰弗里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正是开启了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形成的转折点。
从一月份的灾难事件加里波利战役的尾声开始，杰弗里讲述了二月份和三月份争夺凡尔登的大规模战斗；四月份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几乎将英国从一战中抽离了出来。还记载了六月俄国发生在东部战线的戏剧性事件，以及有大约20万非洲人死亡的非洲东部战场上几乎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是十一月的美国总统竞选，在这场选举中，伍德罗·威尔逊宣称要让美国远离这场战争，并以此为竞选平台再次当选，然而，还不到五个月他就推翻了这一立场。作者以时间作为顺序，生动描写了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国家所遭遇的战争浩劫。有焦虑的军官、受难的平民、战死的士兵，他们都是这场战争伟大的脚注。而这一年，也是部分国家开始分裂的起点，开启了各国军事政治领域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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