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港像一朵张开巨蕊的花瓣，把铁轨和火车次第吞进深海。泛滥着腥味的洋流旋即重归平静，一如既往的幽暗、冷漠、心事重重。
这些生锈的机车，瘢痕累累的铁轨，都来自海峡彼岸。从上海到高雄，千里迢迢的跨海之路，持续数年的外交风波、权力倾轧，终于尘埃落定。只不过，旅程的终点是沉没，而不是重生。
这是可以预期的结局。
风波起自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强行修建的淞沪铁路通车，在上海引起轰动。铁轨两边的中国民众“立如堵墙”，但他们最初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恐惧与愤怒淹没。南洋大臣沈葆桢和上海道台冯光认为此举侵犯了中国主权，冯光甚至威胁英国人，如果火车继续开下去，将不惜卧轨自杀。
不久，冯光的预言就兑现了，一名中国士兵被飞驰的火车轧死。这起命案很快升级为外交事件，远在直隶的李鸿章被迫介入。
谈判桌上，两国外交官还在进行着漫无边际的交涉，危机已经伴随着谣言，很快升温、失控。
停开的淞沪铁路边，开始不断出现一些形迹诡秘的中国人，他们频繁地沿着铁轨游走，压低了帽檐，目光机敏却又变幻莫测。后来，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这些穿便衣的士兵离开后，铁路两侧就陆续驻扎了大批中国驻军。
租界里的传言则更加悚动，英国侨民们渐渐相信，很快就会有中国人前来寻衅闹事，并可能烧毁洋行。
事实上，感受到压力的不仅是西方的侨民。在租界之外，不安的情绪同样在大肆蔓延，据说有两艘英国兵船已从大连港起航，正星夜兼程赶赴上海。
一场因铁路事故而起的战争，似乎将一触即发。
然而，李鸿章知道，帝国已经不堪一战。对于交战的恐慌让他明白谈判必须加速进行，中国决定出资28.5万两白银，将淞沪铁路购回自办。
李鸿章所希望的，不仅是化解这场外交风波，他更试图妥善接管并经营这条铁路，将其经验向全国推广。
不料，沈葆桢已经率先下令，将铁路全部拆毁。无论李鸿章和远在欧洲的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决定一意孤行。
问题在于，无论是沈葆桢还是冯光，其实都不算是守旧的大臣，甚至，他们还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马尾造船厂和福州船政学堂，都是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兴办起来的，而冯光则担任过江南制造局总办。他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一向是开明的，不料，这次他们的举动却异常的武断强硬。是时代变了，还是他们变了？
沈葆桢的自述道出了其中的端倪：“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他并非不理解铁路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兴建铁路是大势所趋，但他不愿在这个保守的帝国里背负“激进”的恶名。
沈葆桢的顾虑，正是困缚这一代人的精神枷锁。
此外，令沈葆桢耿耿于怀的，是李鸿章过于积极地介入此事。尽管这件事属于外交范畴，也在李鸿章的职权范围之内，但它毕竟发生在沈葆桢的辖区。北洋大臣干预南洋之事，有越权之嫌，这让沈葆桢难以接受。
李鸿章
李鸿章、郭嵩焘与沈葆桢、冯光，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只不过，对名声的计较、对权力的重视，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绑架了理性的判断，由此引发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仇恨。
沉入海底的淞沪铁路，就像一则魔咒，不断地警告着后来者，并暗示着帝国复兴的艰难时局。连位居西化前沿的上海都如此保守、偏激，其他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淞沪铁路拆除后，福建巡抚要求把材料运到台湾，以助建造台湾铁路。但是此后，由于筹款无方，台湾铁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这些远道而来的铁轨和机车也只能沦为废物。这迟来的结局又一次激起李鸿章的愤恨，他写信给郭嵩焘抱怨沈葆桢“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事实上，“徒邀取时俗称誉”的事情，李鸿章在十多年以前也做过。1865年，同样是在上海，当时的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为了通商便利，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提出，要在上海到吴淞之间设置电报线。李鸿章不便明令拒绝，却暗中授意上海县令，鼓动乡民把英商刚刚树立起来的电线杆连夜拔除。
只不过，世易时移，现在的李鸿章却主动在直隶总督衙门和天津东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他还踌躇满志地试图继续兴办铁路，继续打造西式舰队。他宣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在他看来，国家此刻凋敝的时局未尝不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好机会。李鸿章的强国梦想自然也掺杂着公德与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鸿章，毕竟已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比他的同代人更远，也更加深入。
尽管曾国藩半生致力于洋务，他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所谓“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他始终相信，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中国漫长而神圣的传统中找到答案。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另一位国学大师王闿运的理解则更富戏剧性。同治八年（1869年），在点校《汉书》时，王闿运意外地发现了火车的起源，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点《汉书》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车之道，自梁属长乐宫，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轮车道始见于史传者也。”
王闿运甚至认为，《圣经》中引领众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实是西方人对“墨子”的误读。王闿运论证说，墨子当年离开中国，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读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实是墨子随身携带的矩尺。
王闿运所做的这些牵强附会的臆想代表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现代化的误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偏执的狂热；而在民间，这种情绪更加复杂。直到1910年，依然有人相信“修筑铁路，必须多数人灵魂镇压，铁轨始得安稳”。人们甚至认定，朝廷调查户口其实也别有用心，就是为了把这些写有民众姓名的调查册放进铁轨枕木中，用百姓的灵魂来维持铁轨的稳定。于是，人们不仅对铁路深怀恐惧，甚至满腹仇恨。
流言总是比真相走得更快更远，盛世末世都不例外。一句谣言就足以摧枯拉朽，让帝国长达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一直在反复的类比与猜度、傲慢与偏见之间徘徊。正如当代一位汉学家总结的那样，洋务派的态度其实只是“抽象地赞赏西方”，并不能解开帝国的心结，更无法疗救现实的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