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范
来源=《探索与争鸣》
王家范，男，1938年出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亦有探索，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
孙皓晖先以500 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走红于媒体，变而为近百集电视剧（已放映过第一部）亮相屏幕，几经炒作，身价猛涨。想不到孙氏意犹未尽，紧接着在上海推出两部专著，转身间成了“秦文明史论”专家、“开启中国文明史”著名教授，奔走游说于南北各地高校。据网上最新消息，小说还将以“最终修订版”改由另一家出版社隆重上市。
孙氏新版小说第六部的最后部分，脱出小说结构，撰写有长篇“史论”，题曰“祭秦论”，约5 万余字，估计是这次修改的唯一重头戏。幸得某网站惠赐，可先在“网上阅读”。一睹为快之余，心不能平静，挥发出了专针对“祭秦论”的写作冲动。
谁都可以从孙氏纸上、纸外的言论感觉得到一股强烈的主观意识，价值取向十分地鲜明，这并不奇怪。现在孙氏却要通过讲历史的曲折方式，诉诸主流媒体扩展影响，要把自己的这种价值取向架设成“国家话语权”与“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塑造“民族新灵魂”。这样，就有两个问题突出地摆在“公共空间”面前，必须为之一辩：孙氏讲的“历史”是否符合史实，有多少曲解与偏颇？他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养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
一
需要加以说明，“序言”所谓孙氏“历史观”批判云云，有火药味，在和平的时代似不甚合适。既然不妥，为什么还用作标题？一、针对孙氏“颠覆旧史观”的大话，还“批判”一词本意，加以层层剥析，非“文革”之“大批判”，但也不无稍寓讥刺之意；二、不少中学历史教师反映，电视剧对他们的教学冲击很大，担心青少年误信，希望做一些必要的历史澄清工作。所以，这个驳文系列主要是写给中学老师的，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耐心做下去，以史实辨证为主，但必须引伸到历史观与史学方法论。因为孙氏之论的危害，属于更深层次，已经涉及到治学方法与思想偏向。激进的“文革”思维幽灵仍在游荡，作为过来人，有义务为不熟悉那段历史的青年教师与中学生做些力能所及的醒世提示。
孙氏看不起“中国整个人文学界”，说他们专事“技术”考证，“没有市场效应”，认为长久以来解读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不是事实不清，而是是非不明”。且不说凭什么依据，所有事实必须以孙氏之“是非”为是非，“事实”的分量在孙氏那里如此轻飘飘，倒要请问：你弄清楚了多少事实？不知道的有多少？弄错的又有多少？中国历史上下5000 年，书籍、史料汗牛充栋，学界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万宝全书”，故而对于史实的搜集、梳理、考订都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孙氏以为讲历史就像街头巷尾说张家长、李家短那样容易，犯得着把考订事实的“技术”搞得这样复杂？！
孙氏在许多地方喜欢发高论，却疏忽于事实考订，实是源于他不知或不愿知之的学风。随手捡一例：孙氏要否认秦帝国暴政苛敛，总算很少有地关心了一下民众的生计。他从三本属第二手概述性的历史著作里引出的结论煞是离谱：
当时 （指战国至秦———引者按） 的亩产量最高可达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这一生产力水平，在整个自然经济时代，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
孙氏不知考定古代亩产量“技术细节”的复杂与困难，轻率下断，居然说秦代“亩产量最高可达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这就证明孙氏没有好好查对过近几十年中国农业发展史与农业亩产量的研究成果。
孙氏指责2000 年来，世界上没有像中国那样，学者和文人对代表文明“高峰”的始皇帝始终“统统骂倒”，为此“感到悲哀”与“不可思议”。事实是，秦亡后，包括最早的陆贾、贾谊在内，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几乎是知识界的共识，这样的评价自古以来从未间断。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否则就叫“统统骂倒”，这不是比你说的“儒家文化霸权”还霸道吗？
是的，对秦始皇暴政的指责从未间断过，重要一条，便是徭役繁重，民力不堪。孙氏说不，那看看他是如何为之辩解的：
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
直接拿“秦帝国刻石”来坐实民众心理，是对史料论证基本规则的漠视，而不认真排比骊山陵与秦宫殿修筑的“历史长编”，更涉及到学术素质问题。“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注意，骊山秦陵被孙氏排除在外了，是因为始皇帝为中国旅游作出了杰出的 GDP 贡献，将功折罪？———笔者按），“除了”二字说得何等轻松，难道不知道这里面包含有多少民众的血汗与生命（秦考古研究对二大类工程所耗人力、物力、财力的统计，已经细致到何等程度，例如近年来已经考明墓内灌注“百川江河大海”的水银约有100 吨之多，由哪里开采、如何远道运输，真是劳民伤财，这些你难道从来不知道———笔者按）？对民众冷暖疾痛，你有起码的恻隐之心吗？你问过秦陵和秦宫殿的考古专家没有，整个工程进展的“时间表”是怎样的？秦陵工程三大阶段，什么时候规模最大、兴作最疯狂？陈胜吴广是被强征去修宫殿或陵墓的吗？到秦二世时期才“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那前此的兴作算什么，是“民生工程”吗？小事拎不清，说大事就难免大大地豁边。
二
笔者前此发表的文章已经提示，孙氏既以“开启中国文明史”、“总体性研究”广告耸动远近，至少对“秦文明”的兴衰应该有个“原始要终”的交代，而秦后“二千年停滞文明”，对前贤“统统骂倒秦始皇”的严厉指控，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证据。一路巡游，遭遇听众频频驳诘，也大都丛集于此。这类历史陈述，在“史论”性质的《启示录》中不予展开，有悖题中之义，实在说不过去。
新版《祭秦论》总算被迫回应，较为连贯地陈述了自秦统一前后直至明清各类人士对秦始皇“暴君”、“暴政”的“指责”，以20 个“偶然”的方式答复了秦短促而亡的原因。亡羊补牢，理应欢迎。这件事，原该先行一步，属于创作前必须的资料阅读准备。等到现在，摊子铺大，又要急促修改小说正文，“补牢”必然做得粗糙，挪东补西，捉襟见肘，也不意外。
我将在续后的驳文里详细举证孙氏有关历代“秦始皇”评价的资料，大多来自“评法批儒”时期的“儒法斗争资料汇编”，许多原著并未直接阅读。笔者仅查孔夫子旧书网，现在至少还有四、五十种“儒法斗争”资料上架，有的拍卖价高达300 余元。当年，笔者所在学校“大批判组”也奉命编过类似资料。其时，在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摘取资料不顾前后文意，避开“不利言论”，断章取义，武断“裁决”，过来人对此记忆尚未磨灭。这样的事今天仍在孙氏新作中屡有发现。但是，我认为主要的障碍，还是在孙氏固有的思想方法上，听不进任何善意的批评与提醒，固执到底，一头走到黑。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掩盖着的片面、极端的毛病反而明显突出出来，恐怕是孙氏始料所不及的。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或以秦始皇之是非为是非，如此看书，如此讨论问题，都不会有多少长进。好就绝对地好，坏就绝对地坏，极端偏激，排斥兼听，凡是“复辟派”反对的我就拥护，“复辟派”赞成的我就反对，是“文革”中常见的“思想方法”。上了年龄的人都应该有所体验（包括孙氏，他早年也是在儒法斗争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看到不少与孙同龄的人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段时间文化经历以及随后的思想转变，都有真诚的反思———笔者按）。
除秦始皇与法家外，孙氏推崇的好像只有荀子一人，说道：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先说开去，孙氏在《文明正源新论》“后记”里曾自况荀子，借《强国·积微》，一唱三叹，对自己的创作经历作了自我表扬。且不说标点有误，紧要的是对“时”的词义翻译完全失掉了荀子的本义。兹陈列于下：
孙氏抄录原文：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著也，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者反是，能积微者速成……” （引者按：节省篇幅，中间略有省略；为引起读者注意，关键词都予以加大一号。下同。）
孙氏译文（孙氏说是自己按重新整理的语序翻译的，我有怀疑，见下文———引者按）：积微以成功，岁不胜季，季不胜月，月不胜日……所以，善于每日认真处置小事者，可以达到“王”的功业；能够在一季之中处置积压事务者，可以达到“霸”的功业；如果仅仅是临事修补漏洞者，就很危险了；如果从来荒疏不理日常政务，一定是要灭亡的！所以，能够王天下者，看重每一日；能够霸天下者，看重一季之事；奄奄仅存之国，便只有在亡国后空自忧戚了。这些亡国者，总是在亡国危机来临时才知道危机，在死亡来临时才知道死亡。殊不知，导致亡国的祸败根源，是无法用后悔来弥补的。霸者所以彰显天下，在于尚寄希望于每季理事。王者之大功，则在于数也数不清的每一日的积累。财宝，是越大越重越好。国家政事则相反，能够每天认真处置政务，积累微小之功，实际上成功最快。
从唐代一直到近代，所有注释《荀子·强国》的，没有人会把“善时者霸”释读为“看重一季之事”。也不管全文意思能否贯通，闹出笑话还蒙在鼓里。对古代原典的释读，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疏于义理的考察分析，不通过全书全篇来考察字、词阐释的循环变化，此即为一例。经查核，只有近十多年来出版的好几本《荀子》今译，果然跟孙氏翻得一模一样（他们抄孙氏的，时间上不对啊———笔者按）。原文的中心思想，稍为熟悉中国思想史的，都不难看出是讲“王霸之辩”的。而“王霸之辩”，正是贯穿《荀子》全书的一个重点，荀子由此而超越儒法对立，把治政思想引入到一个“礼法并重”的新境界，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孙氏要把法家定于一尊，应该知道韩非说过的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这种形势分析指导下，法家主张“时移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这就很容易理解荀子说的“霸者敬时”，“霸者之善著也，可以时托也”，就是肯定他们能够看准时势的变化，应“时”而变革，成就霸业。
再细细品味，荀子并没有全盘肯定“霸道”，更看重“王道”功效的持久性。这就涉及到在《强国篇》里，荀子除了孙氏说的“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之外，还对秦国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兹录于下：
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引者按：小一号者是孙氏所引，余则为孙氏隐瞒者）
后半段荀子对秦的不满意，孙氏完全隐瞒了，绝口不提。这就是当年大讲“儒法斗争史”的惯用手法。在《议兵篇》里，荀子教训当时尚在其门下的弟子李斯，说的比这意思更为清楚：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不便之便”，“大便之便”，两语意味深长，不足为识陋者道也。幸好孙氏没有看出来（？），否则，一定会大批特批，不再认可这位荀子大师的“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经查，《荀子》全书涉及对秦印象与评价的凡30 余处，集中于《王霸》、《议兵》、《强国》三篇，兼及《性恶》、《尧问》等。正是荀子，最早预感到秦国虽乘时强暴，忧患其最后未必会有好的结果。这些意思，孙氏读到过吗？对孙氏曲解荀子的其他部分，续后驳之，赶紧打住。
现在我送梁启超先生的几句话“赠”于孙氏，主要是兼告读者：“《荀子》书多古训，其语法亦多与近代文不同，且脱误之字颇不少，故有时非藉注释不能了解。旧注惟唐杨倞一家。前清乾嘉以降，校释者复数家。最先者为谢墉、卢文弨合校本，浙刻《二十二子》所采是也。次则郝懿行之《荀子补注》，王念孙之《读荀子杂志》，俞樾之《荀子平议》。自有此诸书，而《荀子》始可读矣。近人王先谦裒诸家所释，间下己意，为《荀子集解》，现行《荀子》注释书，无出其右，读者宜置一本也。”
孙氏主观过甚，我看他应当先好好读一下《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谓：“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吾人岂能不时时警惧之乎？
花了好长时间反复思量，孙氏背后藏有深刻的用心：事实真相如何毋须太多计较，“是非”最最紧要，因为这关系到文内高调说的立场问题，对“中国文明”的感情问题。孙氏自视占据“正确”（“是”） 高地，其他怎么说都只是“技术问题”。你不同意吗？待你开口，孙氏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发炮，说你是站到了“非”的立场上，甚至还启用了“汉奸”、“卖国贼”这样严厉的指控。现在，我要反过来，仔细地诘难透析，依你孙氏这样解读中国历史，果真正确吗？我在另一处的批文中说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这回，再拿《祭秦论》来坐实你的“历史意识”本相，何如？
三
孙氏《祭秦论》，开门见山，摆出敢犯众怒的大义凛然相，说出一段蔑视前贤、拒绝思考的狠话，照录于下：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证，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咋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不必高谈什么“历史眼光”，也不必侈言“埋首检索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怀疑连《四库全书》电子版，孙氏都没有认真“搜索”过。要知道如果打入“秦”字，即有479634 处，逐次加以分辨阅读，这是何等工夫？只要稍具一点平常心，有一点现代意识与客观头脑，会有像孙氏那样口出狂言，2000 余年到如今，那么多人议论评估秦帝国，“都”是怨毒、轻慢、滑稽的吗？有像孙氏那样的，对秦始皇及其帝国的“爱护”，到了不容有一分一厘的“非议”，不行说三七开，不能有任何历史检讨，稍有批评便是“怨毒”，稍有改动便是“复辟”的吗？
整理孙氏对历代各类“非秦”现象的鞭挞，用铜板翻身的办法，由“反面”转到“正面”，就不难恢复孙氏所持立场及其“历史意识”的原形。兹将孙氏的“正面”陈述以及笔者的点评罗列于下：
一、“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秦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
笔者按：这种“文明史”的大历史观，读者诸君看到过没有？六国没有“法治”？“秦帝国”没有“人治”？秦之后再也没有“法治”？秦之后，断到什么时候为止，竟然不明说。如果通贯地考察中国文明史，不难看到任何时代的“法治”离不开人治，也很少有绝对没有“法治”的“人治时代”。孙氏把儒与法、法治与人治等等视为截然对立、不可兼容的思维方法充溢在全书中。
二、“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秦帝国“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较高，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然而问：“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暴政么？”
笔者按：孙氏对秦代经济史全凭主观想像，那时能有什么“高度生产力水平”？汉朝的生产力水平低于秦朝吗？由粗放的缦田制到实行垅甽制的连作，要到汉武帝时期推广“代田法”才在中原地区比较广泛实施。而况战国长期战乱，统一后征发不断，在短短15 年的时间里，全国约二三千余万人口中竟有将近200 万的劳动力强制服兵役与劳役，农业生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除了军事与“秦氏工程”外，还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大规模建设”？与秦朝最相像的是隋朝，史载历代王朝之中财富最称富庶，国家粮仓丰盈，却亡于高税率高征发。这不是事实吗？孙氏对历史上轻徭薄赋的努力不仅熟视无睹，从心底里还是排斥的，详后举证。
三、诸如“天下苦秦久矣”、“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徭役赋税苛重等等，都是仇恨秦文明者编造的“历史谎言”。“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笔者按：读到这样的句子，包括把“前世后世”永做“臣民”归结为宿命的“基本人性”，我们还能跟孙氏说什么理呢？时代已经进入到21 世纪，我们能接受孙氏对秦始皇的偏袒到这等极端的程度？能容忍孙氏如此地“为民作主”，为了这个“伟大君主”，可以视民众与民生如草芥、如尘微？
四、秦帝国短促而亡，不是因为“天下苦秦久矣”，而是由偶然的恶性政变造成，而政变的首要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笔者按：原封不动、不惜篇幅地照录，是让读者能够比较完整地“欣赏”孙氏的历史观与特致的辩论方式。我们惊讶地看到，孙氏对秦始皇的溺爱超出了常人能够理喻的程度，连“用人不察”这样的敷衍式检讨也舍不得加诸始皇帝。
五、“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启示录》） “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是什么？是‘尚一’，是‘执一’。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没有偏离。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假思索地呼吁‘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万万许多倍的人依然有着坚实的‘尚一’根基。至少，我们的将近十亿的农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祭秦论》）
笔者按：后一段较之前一段语意来得隐晦收敛，估计修改时心里有点虚。每涉及近现代，往往欲言又止，说得不畅快，与全书行文风格极不一致。但读者还是可以体会得到，这正是孙氏最想要说的话。
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历史事实永远处在被解读的过程之中，是“现在与过去从不间断的问答”，背后都有编写者的当代诉求及其思想文化倾向参与其中。因此，孙氏以自己的角度与方式批评现在的史学缺乏“意义”的追求，我认为对专业工作者不失为是一种提醒，仅仅“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孙氏语） 是不够的。史学专业理应有所自我反省，并作出必要的改进。
然而，以我从业经历与阅读的经验来看，觉得有两点还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一） 不要过分夸大史学的现实功能。社会在不断的变动中，历史的经验毕竟都有具体的时、地、人的特定条件，不可能完全直接用来代替当代人的思考与行事方式。无论是“影射史学”的比附，还是庸俗的“古为今用”，都曾经给我们造成过危害，过来人记忆犹新。记得“文革”结束后，我们这些人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宁愿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冷一些，也比那时全社会“热浪滚滚”好。过热，高热，往往预示国家的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可能不正常。
（二） 对于从历史事实中引出富有现实意义的解读，需要特别严肃谨慎。因为这是一项极为艰难而又会产生社会影响的事情。我常常体验到，自己对现实有多深的理解，对历史也会有多深的解读；自己的思想方法有多少毛病，也会不自觉地反映到历史解读上来，由此担心会给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带来可能自己意识不到的负面影响。俗话说“别误人子弟”，这是我们做教师的，常常因此而自责、而警惕的。我们必须有自知之明。限于经历和地位，我们对现实状况的了解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很难达到有充分自信的程度。我个人的态度是：与其狂狷，毋宁木讷，不如认真地做好历史事实的清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可信史实，以增加对中国过往历史的阅历。千万不要主观过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历史，更不能因此扭曲历史真实，以谀史、诬史、谤史误导读者。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念，第一次读到孙氏的“启示录”就惊诧莫明，怎么还有这样的极端看法？也对主流媒体热烈捧场感到疑惑不解。我必须承认，与孙氏的“历史意识”存在许多严重分歧，而且特别担心他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今天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我将会在后续的驳文中较为细致地逐一检讨。这里先简略地陈述一、二，以供读者思考：
（一）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是我们有独特长处的地方。整理与利用这些思想文化资源的时候，理应持批判继承的基本立场。必要的前提，是以现代意识透析他们各自的长处与短处、精华与糟粕，创造性地传承转换，包括必要的批判与扬弃。孙氏对法家的颂赞与肯定，哪里还找得到有一点批判与扬弃的意味？战国法家过分地认可与倚重人性之恶，肯定欲求的无限正当性，提倡以恶制恶，大争特争，把荀子的“礼法并治”由相互包容与限制引向片面与对立，丢弃了人性向善、欲望有节的基本要求。一旦久久浸淫其间，不能把持内心良知，“法家”自身就会变成人格扭曲、恶欲膨胀的“畸人”，李斯、赵高的例子就十分典型（我在前此文章中抄录了孙氏在小说中写李斯赤裸裸内心读白一段，为正面渲染，我担心青少年读了以后，心灵上会受到影响———笔者按）。司马迁在相关人物传记中体现出来的人性洞察力，对人格与道德原则的坚守，不值得我们三思吗？
（二） 孙氏在《启示录》里铺叙了“原生文明”几个方面的价值内涵，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矛盾、人心混乱、国际施压等等现实问题的关切，提出“直接对接”论。在我看，这种“应对”方案，不合乎历史逻辑，善意地说也是病急乱投医。所以，那次我当着孙氏的面，特意念了一段吕思勉先生的警语：“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除非真的到了“大祸临头”之时，孙先生无论如何是听不进去的。
孙氏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与战国十分相似的时代。我认为，这种判断是“反时代”的，完全忽略了我们与秦代处于完全不相同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发展路径之中。当代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只有采用不断深化改革，通过实践求得逐步解决。用秦始皇的国家主义，“争”字打头的斗争哲学，高压的“铁血政策”，以及“战国与秦帝国的强势生存大仁不仁”的精神气质，人人都要有“血气”，不惜战争牺牲的代价保持“民族的强势张力”，等等，只能把事情办砸，把人心搞乱。我觉得一个对当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会轻率地提出这种应对方案的。对此，舆论界已有比我尖锐得多的批评，可孙氏执意坚持，主流媒体也不加觉察，岂非咄咄怪事？！
作为系列驳文的“序言”，旨在提出问题，起个头。为了能给读者提供较多的思考空间，所以在这里不惜篇幅将孙氏“名言”照录，以付诸公论评判。孙氏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肆意曲解史实，必须以史实驳之，这就决定了笔者只能以专题系列形式逐次展开，规模不小，不惜工本。许多朋友都在劝我不必徒费精神，年岁不饶人。我非常清醒，这不是为了说服或者规劝孙氏，没意思。但我决不忍看到谬种流传，贻害年轻一代，特别是刚刚开始接受中国历史教学的中学生。我这一辈子就是当个教书匠，从不敢以学者自居，两袖清风，别无所求。学生能否在精神方面健康地成长，则是我一生所寄托的意义追求之所在，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