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喦
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初四：
房玄龄之子、驸马都尉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被处死；
唐高祖李渊之子、荆王李元景被处死；
唐高宗李治的兄长、吴王李恪被处死；
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巴陵公主被处死；
右武卫大将军、驸马都尉薛万彻被处死；
唐开国元勋、江夏王李道宗被贬死；
左骁卫大将军执思失力被贬逐；
侍中宇文节被贬死；
李世民第六子蜀王李愔、李元景之子李则、李恪之子李仁、李玮、李琨、李璄、薛万彻之弟薛万备……株连被杀被贬逐流放的人不计其数。
所有史书，大体都按照办案者的判词来记述这一事件。虽然这一事件的制造者暨审判者（长孙无忌594－659和褚遂良596－659）倒台以后，大部分被株连者得以平反，部分地予以恢复名誉，但对事件的主体——即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则坚持和延续了办案者的判词。
官方记述的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案大致如下：
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的爱女，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高阳公主骄横淫逸，教唆房遗爱与长兄房遗直争夺家产。恰值衙门侦破盗案时查获一个宝枕，是高阳公主给僧人辩机的；由此追查出高阳公主与辩机私通，还馈赠给辩机上亿的财物。唐太宗大怒，将辩机腰斩。高阳公主由此失宠，心怀怨恚。
房玄龄死后，长子房遗直应承袭银青光禄大夫爵位。房遗直提出让给弟弟房遗爱，唐太宗不允许。唐太宗死后，高阳公主又想夺取封爵和家产，让人诬告房遗直对她无礼。房遗直也上书揭发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罪过：高阳公主与僧人智勖等数人淫乱，让掖庭令陈玄运窥探皇宫内祈求鬼神祸福之事……说他们恶贯满盈，恐怕累及家门。
长孙无忌审理此案，查获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的罪状：
房遗爱和荆王李元景、驸马都尉柴令武、大将军薛万彻等勾结。
李元景曾说自己做梦手握太阳和月亮。
薛万彻曾和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和“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的反言。
图、高阳公主和僧人辩机
房遗爱和高阳公主固然是自作孽、不可活，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对长孙无忌挟李治专权不满的、尚未形成“小集团”的“小社交圈子”。李元景因女儿嫁给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与房家有来往，除了自言曾做梦手把日月，本身并没有谋反举措；而薛万彻的两句‘反言’，前者是对长孙无忌一伙的蔑视，后者是一种假设，而非实际谋反。
参照贞观二十年的张亮谋反案。张亮是李世民秦府旧将和凌烟阁功臣之一，封郧国公，被人告发养有假子五百人意图谋反，还和术士公孙常讲“我听说图谶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虽有此言，实不愿闻”。又查出张亮在相州时曾和术士程公颖讲“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数年有王者起”，程公颖说张亮卧似龙，必当大贵。百官都认为张亮谋反，李世民也认为张亮养假子五百人是要谋反，按谋反定罪处死。但事后李世民追悔，认为是“反形未具”，也就是虽有不臣之心，但还没有实际的谋反举动。
相较之下，房遗爱等人既无组织纲领，也没有谋反计划，更没有谋反举措，只是私下对朝政有一些怨言，不光是“反形未具”，连谋反之意都谈不上。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将这一房家内讧的案子定为谋反大案，不仅把这些人统统处死，又把他们平日忌恨的、妨碍他们专权的李恪、李道宗、执思失力、宇文节等人加上同谋或与房遗爱团伙交通的罪名，处死或贬逐。
这些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定要除之而后快的都是什么人呢？
房遗爱和柴令武都是李泰一党。因此这一事件实质上可视为贞观十七年（643）争嗣案的延续。在那场凶险的夺嗣斗争中，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机关算尽，为无德无才又无行的李治争得了太子宝座，李泰党羽如杜楚客（杜如晦之弟）等都被定罪处分，主张立李泰的刘洎、崔仁师等大臣也被陷害致死或贬黜，房遗爱和柴令武因是功臣之后加皇亲国戚，才得以幸存到唐太宗之后的唐高宗朝。
从史籍的蛛丝马迹，长孙无忌与房玄龄（579－648）、杜如晦（585－630）都积不相能，与另一位贞观名臣魏征（580－643）和其他凌烟阁功臣也大都积不相能。房杜的主要功绩是辅佐李世民平定天下，又肇开贞观之治；魏征的主要功绩在于直言进谏，辅助李世民达成贞观盛世；长孙无忌的最大功绩，则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谋，帮助李世民夺得了大位，虽位列功臣之首，却是功在一人而不是功在天下。
长孙无忌心胸狭隘又睚眦必报，如对魏征，因其曾是隐太子李建成的谋臣却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妒忌，又因长乐公主李丽质（长孙皇后生）嫁给他的长子长孙冲时，魏征反对唐太宗给予特殊礼遇和嫁妆加倍，而心存芥蒂，几次挑拨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虽未得逞，但在魏征死后指使褚遂良进谗，终于使李世民下令砸了魏征的墓碑，还废除了把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长孙无忌与房杜不和，除了政见分歧，更重要的还是权力之争。
柴令武的父亲柴绍（588－638）是建立大唐的元勋，凌烟阁功臣之一，李渊晋阳起兵（617年6月）时担任马军总管，每战当先登城破阵直下长安，之后在平薛举、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的统一战争，和平定吐谷浑、东突厥的统一边疆战争中都有突出战功，封谯国公；柴令武的母亲平阳昭公主（？－623）则是千古传诵的巾帼英雄，是李世民的同母姐姐。柴绍从长安赶赴晋阳参加李渊起兵，她独自到鄠县，女扮男装称李公子，变卖家产赈济灾民，招收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又联络各路反隋武装，多次打败隋朝军队的进攻（包括打败隋朝名将、后来投唐成为凌烟阁功臣之一的屈突通），短短三个月队伍便发展到七万多人，人称“娘子军”，攻占鄠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又与李渊的军队会合攻克长安。唐统一战争时期，她率军防守李唐政权的大本营山西，山西的咽喉苇泽关，就因平阳公主曾率军驻守，才更名娘子关。在武德六年英年早逝，唐高宗不顾礼官反对，特别以军礼为她举行葬礼，是中国封建时代唯一一个由军队为举殡的女子。
图、娘子关平阳公主塑像
李元景（618－653）是李渊第六子，时为李唐皇族之长。
李恪（619－653）是李世民第三子，文武全才，李世民常称类己，废黜李承乾后想立为太子，被长孙无忌阻止；他又是隋炀帝之女杨妃所生，史称他“地亲望高，中外所向”，遭到长孙无忌嫉恨。
李道宗（602－653）是李世民的堂弟，建立大唐的元勋，参与平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战役，参加征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高句丽等战争，战功赫赫，李世民晚年评价说当今名将，唯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道宗好学敬贤，为人宽宏，在李唐宗室中最称贤德。李道宗的女儿比他更广为人知，就是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李道宗亲自送女儿到西藏与松赞干布完婚，为汉藏友好做出了重大贡献。李道宗为人正直，看不惯长孙无忌、褚遂良拍马溜须。
图、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完婚
薛万彻（？－653）与薛万均、薛万淑、薛万备兄弟四人都是唐初名将。薛万彻跟随罗艺归唐，成为李建成的心腹将领，玄武门之变时为李建成死战，后逃入山中。李世民感其忠勇，派人招揽，在平突厥、薛延陀、吐谷浑和征高句丽的战争中屡立大功，封武安郡公、右卫大将军，娶了李世民的妹妹丹阳公主。他在军中恃才傲物，被部将告发对朝廷有不满的言论，李勣更主张处死他，李世民将他免官流放，后来赦回。因此与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结怨。
薛万彻被处斩时大声说：“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说完解开衣领对监斩官大声喊道：“快斩我！”
执思失力（？～662）是原突厥执思部酋长，归唐后曾大败吐谷浑、吐蕃、薛延陀等，封安国公、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李世民的妹妹九江公主，也是唐初名将。九江公主请求削除封邑为丈夫减罪免死，和执思失力一同被流放到巂州（治今四川西昌）。
宇文节（？－654）时任侍中（宰相之一）。他明习法令、秉公办案，不赞同长孙无忌一伙诬陷株连，因此得罪，被流放死于途中。
……
唐太宗晚年，长孙无忌、褚遂良虽把持朝政，清除了一批异己，但朝廷内外都知道李治低能弱智，对长孙无忌挟李治把持朝政不满的宗室勋臣大有人在。李世民服丹暴亡（649年5月26日），大唐帝国顿时危机四伏。当时吐蕃国的赞普都写信给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
扶李治继位之初，为了缓解内外矛盾稳定政局，执政的长孙无忌给李元景加司徒衔、给李恪加司空衔、给李道宗加特进衔……但这些元勋功臣宿将的存在本身，对新政权或长孙无忌集团就是巨大的威胁。因此一俟政权稍稳定，长孙无忌集团必然要清除这些政敌或潜在的政敌，即便没有房遗爱和高阳公主案，他们也会制造出一个XXX案，来进行这场大清洗、大屠戮。
中国古代刑法的产生，大致在尧、舜之间。据说尧时还是“象以典刑”（《尚书·尧典》），按照荀子的见解，尧时“无肉刑而有象刑”，即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惩罚。舜继尧之后，命皋陶制订刑法，开始实行肉刑。夏王朝建立，刑法逐渐完备；到了商朝已发展到“刑三百”（《吕氏春秋》）；“世益降、法益备”，周已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各五百条，被后世作为圭臬。秦二世时李斯以严刑酷法推行极权专制，《史记》记载当时的情形“路人一半是刑徒，市上被处死者的尸体每天堆积如山”，残民以逞的暴政直接导致了秦政权的覆灭。汉承秦制，并在商鞅《秦律》六篇基础上增为九篇。汉文帝时曾废除连坐和肉刑。但到汉武帝时竟将律法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篇，残酷苛密至极，仅死刑就有四百零九条，甚至有“腹诽”、就是想象某人在肚子里诽谤了当朝的死罪，以致天下不安、统治频临崩溃。
为吸取历史教训，贞观之初李世民与群臣讨论立法和治国的原则。经过激烈的争论，以魏征为代表的“宽仁慎刑”主张得到肯定。李世民指令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懂法人士，按照“宽仁慎刑”原则修订了《唐律》，仅死刑条款就比最称宽简的《开皇律》删减近半。贞观中前期，统治层也尊重司法机构的相对权力，完善审批程序，禁止逼供，严惩诬告，“审慎周详求实”以防止冤假错案。司法人员多次驳回朝廷决议和唐太宗的圣旨，坚持依法办案。据记载贞观年间判决死刑的极少，如贞观四年，全国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贞观之治达成盛世，与提倡法治、实行宽仁、简约、审慎周详的律法密不可分。
但正是牵头制订宽仁慎刑的《唐律》的长孙无忌，在贞观后期掌握朝政后就几次伙同褚遂良制造冤假错案，诬陷杀害与他政见不合的大臣；李治继位初他成为实际执政，更是肆意枉法乱法，使司法机构沦为小集团专权的工具，借房家争产内讧，将薛万彻一句“如果朝中发生变乱，我们就推举景王元景为主”（而不是“我们要发动变乱，推举景王元景为主”）的假设性话语，定为谋反，并把其社交圈内成员，不管是否与闻这一假设性话语和是否赞同这一假设性话语，统统定为谋反，大开杀戒，剪除了若干非长孙系的皇族、几大功臣家族和一些政见不同者。更有甚者，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还指使人诬攀，给他们所忌恨的李恪、李道宗、执思失力等人加上通谋罪名，杀害或贬逐。
正如商鞅严刑酷法实行连坐，最后作法自毙，自己也无法逃出自己设下的专制罗网，被残酷车裂处死；长孙无忌牵头制订贞观律法而肆意破坏贞观律法，诬陷杀害不同政见者，最后也乱法自毙，被武则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人诬告他谋反，被流放又被逼自杀。也正是长孙无忌一伙将朝中忠直官员剪除殆尽，不得人心，才使得武则天只招揽了几个佞臣，就让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伙的专权土崩瓦解，可为违法乱纪害人害己者戒。
长孙无忌团伙制造的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谋反案的悲剧，不仅在于许多大唐功臣宿将含冤而死和无数人受到株连迫害，更在于破坏了宽仁求实慎刑、具有进步意义的贞观法制，开了武周及后世诬告、苛刑、滥杀、无法无天制造冤假错案的恶劣先河。
图、长孙无忌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