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在同类作品中鹤立鸡群，与其厚重的历史感和浓烈的史诗感是分不开的。金庸的笔下所描绘的侠客，不再单纯是风流倜傥、快意恩仇的江湖客，而是已经上升到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层次。
在射雕三部曲中，金庸结合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创造出王重阳、丘处机、郭靖等矢志抵抗异族入侵，极具民族主义情怀的大侠客。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中人物并不能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等同。在真实的历史中，王重阳、丘处机既不抗金，也不抗蒙；而郭靖的历史原形的所作所为，其实与认贼作父的杨康无异。
一：并不抵抗异族的道士们
在射雕三部曲中，道教的武侠们总是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还坚决抵抗着异族的入侵。在《射雕英雄传》故事的开头，全真教的道士丘处机就是因为斩杀了勾结金人的狗官王道乾，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才路过了主角父母所居住的牛家村
在小说中，不仅丘处机是抗金勇士，他的师傅“中神通”王重阳同样也是抗金英雄。在故事里，王重阳曾经是一名武艺高强的抗金义军领袖，后来因为起义失败、心灰意冷而遁入道门，遂创立了全真教这一道家门派。而他所拥有的活死人墓，原本就是为了囤积军粮和兵器而建造的。
在历史上，王重阳确有其人，而他也的确是全真教的开宗祖师，并且还真留下了抗金的传说。在元朝诗歌《题甘泉遇仙宫》中，曾记述了王重阳“不惟忠愤，且实曾纠众与金兵抗”的经历。而这恐怕也是小说中，王重阳抗金义士形象的来源。
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结合文献，发现“王重阳抗金”之说缺乏有力证据，并不可信。而据较为可靠的资料，王重阳不仅不抗金，而且还考中过金朝的武举。不过，与小说中一样，王重阳的确是一名武功高手。
王重阳原名王中孚，1113年出生于陕西京兆的一个豪右之家，家境优越的他自小文武兼修，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到了1131年，陕西全境被金人所攻占，从此王中孚由宋人变成了金朝臣民。由于陕西地处宋金交战的前线，金朝急需招募军事人才，于是王重阳放弃科举而投入武举，并于皇统年间考中了武举甲等。不久后，王中孚被任命为甘泉镇的酒监，成了金朝的一名小官吏。而其中，王中孚并没有抗金的经历。
在甘泉，48岁的王中孚得遇仙缘，在河边遇见了吕洞宾、汉钟离两位“仙人”，并被授予了上乘的道家修炼功法。在决定出家为道之后，王中孚将自己的名字改作王喆，号“重阳子”，后世一般称其为王重阳。其后，王重阳掘地为穴，建造了“活死人墓”，并在其中潜心修道。七年后，王重阳大彻大悟，遂出墓传教，建立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全真教。此后，王重阳在山东传教，收下了丘处机、王处一等七名徒儿，并在巨富周伯通的支持下，将自己的教派在华北发扬光大。
王重阳死后，他的七个徒弟“全真七子”继承了他的衣钵，矢志完成他们的老师所未能完成的事业。其中，丘处机传教的成果最大，信徒也是全真七子中最多的。
全真教的流行很快便引起了金朝统治者的注意，为了防止全真教酿出新的黄巾之乱，金世宗和金章宗先后册封了丘处机等人，希望将全真教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而作为汉人的丘处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异族统治者的册封。然而全真教与女真人的蜜月期并不持久。随着全真教的一步步壮大，金朝统治者对于这个教派的戒心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并开始着手限制全真教的传播。
二：丘处机、成吉思汗与全真教
由于宗教传播受限，心怀不满的丘处机与金朝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对于女真皇帝的一再邀请，丘处机都选择了拒绝。此后，崇尚道教、早已仰慕全真教大名的南宋皇帝，也修书来邀请丘处机。然而，丘处机对于这个同族的统治者，也同样选择了拒绝。因为丘处机早已选定了一支潜力股，他就是蒙古汗国的统治者——成吉思汗。
1219年，成吉思汗诚恳地向丘处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早日西行与自己相见。原来，这位年老的征服者害怕迟早将到来的死亡，希望向丘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对于成吉思汗的邀请，丘处机兴奋地说：“天子的使者召见我，我是该去了。”于是年届73岁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毅然西行。经过漫长的跋涉，丘处机终于在阿富汗境内和正在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会了面。
成吉思汗对仙风道骨的丘处机一见如故，并向他详细地咨询养生之道和天下治理之法。心怀慈悲的丘处机，曾多次目睹蒙古人对于人民的屠杀和残害，为了拯救万民，丘处机不失时机地向成吉思汗进言：“少杀人才是长生之道的根本。”对此，成吉思汗也表示了赞同。为了表示自己对于丘处机的重视，成吉思汗将虎符诏书赐给了他，并且将之称为“神仙”。丘处机返回中国后，他利用这些成吉思汗赐给的印信，拯救了成千上万已经沦为蒙古人奴隶的华人百姓，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几乎成了蒙古帝国的国教。道教的宫观，甚至还开在了漠北草原。此外，在中原的全真教徒还被免去了一切赋税。由此可见，全真教的现实形象与小说形象有着很大差异。他们并非抵抗异族统治的大侠，而且屡受异族政权册封，在异族统治者的庇佑下得以壮大的教派。同样，他们也庇佑广大汉人，这点功不可没。
三：郭靖原型的作为与杨康无异
在《射雕英雄传》中，主角郭靖和他的把兄弟杨康的人物形象非常值得玩味。两者虽然都是宋人，但却都由异族人养大，深受异族人的厚恩。但是当自己的本族和异族发生冲突时，郭、杨两人的选择几乎是背道而驰。郭靖放弃了在蒙古金刀驸马的荣光，选择帮助自己的同胞守卫襄阳城。而杨康却为了荣华富贵，选择帮助金人攻打宋国。在历史上，郭靖的确有其原形，而且也不止一人。但这些人的最终选择，其实与杨康没什么区别。
郭靖主要原形，应该是蒙古汗国的开国元老——郭宝玉。郭宝玉本是受到金朝统治的汉人，此人善天文，精于骑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郭宝玉本是金朝将领，其后又投靠了蒙古人。蒙古大将木华黎见郭宝玉很有才能，于是便将其推荐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非常重视郭宝玉的才能，并且将其引以为心腹。随后，郭宝玉随着木华黎转战于中原，为击溃金人主力，立下了很大功劳。但与相对的是，随着蒙古骑兵的杀戮，郭宝玉的手上也沾满了自己同族人的鲜血。
其后，蒙古与花剌子模的战争爆发，郭宝玉随着蒙古大军开始自己的西征生涯。在金庸小说中，郭靖曾为攻破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罕立下了大功。而在历史中，他的原形郭宝玉也参与了此战。在攻城之前，成吉思汗曾询问他破城之道，郭宝玉回答：“撒马尔罕城坚池深，而蒙古的将士们业已疲敝，不如休整后再战。”郭宝玉的此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认同。
在攻破撒马尔罕后，郭宝玉领军继续西征，他寻着剌子模残军的足迹，一直打到了印度才停下了脚步。其后，郭宝玉又随同速不台等人攻打辽西，又立下了不少功劳。出于对郭宝玉功劳的奖赏，成吉思汗将其封为断事官。
郭宝玉能力了得，其孙郭侃更是青出于蓝，而郭侃的功劳也主要表现在西征之中。1253年，郭侃作为主力将领参与了宗王旭烈兀的西征。在战斗中，郭侃用兵如神，极善于利用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击溃对手。1256年，郭侃带兵打败了木剌夷，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恐怖组织阿萨辛，消灭了五万人，破城128座。在征服木剌夷后，郭侃的兵锋又指向了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并参与了围攻巴格达之战。在战斗中，郭侃攻破了巴格达的东城和西城，歼敌七万人，并且配合旭烈兀擒获阿拉伯帝国的末代哈里发。
毁灭阿拉伯帝国后，郭侃领军向东地中海沿岸进发，并且与来自于欧洲的十字军国家发生冲突。经过奋勇作战，郭侃又攻陷了十字军城堡达一百余座，成了唯一曾与欧洲骑士交战的汉族人。
西征结束后，郭侃随大军东返，并且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忽必烈在灭亡南宋的过程中，基本上运用了郭宝玉祖孙的战略。郭宝玉在投靠蒙古之初，曾向成吉思汗提出了消灭西番，并利用西番的人力物力，包抄中原侧翼的大战略。在当时，这一战略并未实施。但是到了蒙哥和忽必烈的时代，蒙古人将这一计策运用到了灭宋战场。蒙古人歼灭了吐蕃、大理等国，在大渡河开辟了新战场，对宋朝实现了战略包围。而郭侃呢？他向忽必烈提出先取襄樊，直扑临安的战略。而这一战略同样得到了忽必烈的首肯，在灭宋之战中，蒙古大军的行动基本遵循了郭侃的思想。
由此可见，郭靖与他的人物原型有相似之处，但在民族立场方面，两者却走向了反面。郭靖为大宋保卫襄阳，而郭宝玉祖孙却选择了蒙古，为消灭宋朝而竭尽忠智。论及郭宝玉祖孙的所为，其实与投靠异族的杨康并无区别。在宋元之交，这样“杨康”式的人物为数不少，而“郭靖”却一个都没有。最终，蒙元在张弘范、史天泽等“杨康”的帮助下，顺利地灭亡了南宋。
在古代，为何会出现“杨康常有，而郭靖不常有”的现象呢？归根到底，只能说当时的中国并未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人们很难超脱于对政权的认同，进而上升到对民族认同地程度。金庸先生所塑造的，充满民族主义情怀的大侠，其实不过是披着古人皮的现代人。所以这些大侠与他们的历史原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