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有权势太上皇,不是李渊,不是乾隆,是他

  世事变幻、白云苍狗,宋高宗在撂挑子之后仍然悠闲自在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八十一岁的高龄死去。

  赵构禅位于赵昚(音SHEN),可是孝宗的皇帝做的一点儿也不轻松。赵昚在位二十七年,其中到有二十五年受到了赵构的制约。

  赵构出尔反尔,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退居二线之后,他仍对国家大政指手划脚,一遇重大事件,就多方掣肘,横加干涉。知道孝宗锐意恢复,赵构不满道:“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见孝宗“自此不敢复言”,内心却不以为然,赵构只得郑重其事的告诫道:“一旦北伐,女真不过是一场无关痛痒的胜负而已;而南宋则是关乎生死存亡之事...”

  有宋一代的皇帝多擅长书法,在中国专制历史,历代皇帝书写《孝经》最多、最著名的,就是宋朝。御书《孝经》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正是宋高宗赵构!

  令人吃惊的是——赵构书写《孝经》,是应臭名昭著的秦桧再三请求。此次御书《孝经》影响巨大,波及整个南宋统治区域。先是,下诏诸州以御书《孝经》刊刻石碑,赐给现任官及在籍学生。以至于有善拍马屁者将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绍兴议和的成功,也归功于赵构御书《孝经》。

  《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照例是皇太子的必读书。入宫三十多年的孝宗,对《孝经》一书耳熟能详。之所以在身后被谥为“孝”,确实是名至实归。孝宗的“孝”完全符合儒家要求,对赵构言听计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赵构的良苦用心收得奇效,赵昚确实是个难得的“孝顺”儿皇帝!见太上皇说出如此话来,只好打消了恢复的念头。

  元人对此感慨再三道:“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廷之孝,未有若帝…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内禅后的赵构相中了秦桧从前的府第,重又大兴土木将秦府改建成一座新的宫苑,更名为德寿宫。经过数次改建、扩建的德寿宫,亭、台、楼、阁、厅、堂、假山、园苑、奇花异草一应俱全。孝宗命人在宫内开凿大池,将西湖水引入其中,为大龙池,旁筑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

  德寿宫的豪华富丽甚至超过了大内宫禁,人们习惯称皇帝居住的凤凰山皇宫为“南内”,新建的德寿宫则尊称“北内”。赵构离休金每月是四万贯,是当时南宋太师级别官员(月俸最高者)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的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逢年过节,孝宗另有“孝敬”: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常例”。

  赵昚对赵构可谓竭尽孝道,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尽力满足赵构的骄奢淫逸的需求,而且在军国大政上委屈求全。

  赵昚的“孝”绝不是作秀作出来的——即位才三年,“隆兴”的年号即改成了“乾道”。

  读史可知,改元建号作为传统的纪年法和帝王个人统治的重要标志,一向受到专制统治者的重视。透过改元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

  两宋的年号在许多时候是政策走向和执政纲领的指南,如宋高宗继统,建元建炎即是重振火德,延续宋祚之意。孝宗皇帝将年号由“隆兴”改元为“乾道”,无非是昭告世人,从此之后,自己的“北伐”情结暂时告一段落,历史开始进入“顺应天道”的新时代。

  天道是什么?

  天道幽远、人道迩——在孝宗的心底,无非是按高宗的既定方针办,不改苟安国策而已。

  淳熙元年(1174年),主战派中坚分子——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任上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随着张浚、吴璘、虞允文的相继去世,主和派官员彻底把持了朝政。

  南宋年号改为“淳熙”,年号的每一次的更改,都是统治集团内外政策相应作出调整的信号。孝宗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年号“隆兴”,不仅仅是年号,而是一种高昂的信心!此后,年号虽然更改为“乾道”,孝宗皇帝却仍在默默地积极备战,念念不忘恢复。虞允文的离世,孝宗顿失强援,锐意进取之心逐渐消磨殆尽,转而变的暮气沉沉。

  孝宗生不逢时,外有金世宗统治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宋廷无懈可击;内则有太上皇赵构多方掣肘,又无重臣竭力支持北伐之议。

  对此情形,后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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