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历史脸谱：晚清民国风云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
鸦片战争和林则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和人物。此文就对林公评价的若干问题不揣谫浅，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自林公禁烟以来，中外对其褒贬不一，其毁誉纷纷，至今未歇。当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竟有广东籍卖国贼公然抛出《辟俗论》，除大肆赞美奸臣琦善并为其翻案外，还攻击林则徐“贪功启衅”“贪功误国”“削职充军，大其罪所应得哉”！时林公已远戍新疆。这是一篇极有代表性的汉奸言论。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也在当时对林则徐大肆诬蔑。这些犬吠之诬，早已不辩自消。当年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鸦片贸易史》《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恩格斯在《对华新远征》等文中都痛斥过英国人的侵略行径。但迄今为止，仍有某些西方学者刻意篡改历史真相，竟诡称鸦片战争为“通商战争”。须知当年到东方，包括在中国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是用鸦片和军舰、大炮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不是什么商品。这些“学者”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史实，这种谬论何以面对当年喋血而死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当然，即使在西方，肯定林则徐历史地位的观点还是占主流，而诋毁林则徐、歪曲鸦片战争性质的殖民主义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也被视为偏见。君不见，英国伦敦蜡像馆中很早便赫然矗立起林公蜡像，无数的英国人都来此瞻仰（虎门之役后，人们收殓关天培遗体时，英国曾在靖远炮台铺设红毯以示敬佩，这实则代表了一种人心向背）。
台湾学界以肯定林公业绩为主流，这以林公后裔林崇墉先生所编撰的《林则徐传》为代表。但台湾学界亦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谬观点出世，如蒋廷黻公开替琦善翻案，否定林则徐，但拥护者毕竟寥寥，乃至受到正直学者的批评。笔者以为，此实乃神人共愤、有违至情至理之谬见。此外，台湾学者多有反复论述林则徐寻求“美援”和“亲美”之举，不过是借古人酒杯浇今日之块垒而已。林公当年与美国人来往，无非是“以夷制夷”，取分化瓦解之意，鲜有其他。内地学者早有辩证，笔者不再赘述。依笔者管见，这与台湾史学界部分人士热衷研究南明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林公是近代反抗西方侵略之第一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向西方学习之第一人。台湾史界过分渲染“寻求美援第一人”“亲美抗俄”（林公名言有“终为中国患者，其为俄罗斯乎”之句）等，实乃偏离主流，误入歧途，有损林公形象。
内地研究、评价林公，20 世纪60 年代以前著述不多，可称为论文的不过数十篇。有关林公的评传到1981 年才有《林则徐传》（杨国桢著）、《林则徐年谱》（来新夏编著）问世。至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些观点仍失之偏颇，总以晚年“镇压人民起义”罪名相加，笔者以为这亦颇有可商榷之处。
如史所证，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不仅只体现在禁烟抗英之举，在晚年“强边御俄”也是他很重要的思想和行动。他在新疆贬戍四年，不计个人荣辱，考察西北大漠边陲，忧心国事，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为俄罗斯乎”的警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在福建侯官（福州）西门定远桥畔家中仍不忘国事、御外侮。1850 年3 月，他得悉英人背约强占福州城内鸟石山神光、积翠两座寺院，即联合当地士绅开展驱英斗争（当时浙闽总督和福建巡抚方面大员颇有妥协之意）。当时林公拖病躯，“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其爱国举止何其感人！
评价林则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道光皇帝。过去对道光帝的评价几乎众口一词：惩办林则徐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魁祸首。笔者认为这是受极“左”观点影响所致，未能正确评价道光帝在禁烟运动中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道光帝，便没有林则徐在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的表演。道光帝单单挑出林则徐委以禁烟重任，是基于其长年对林则徐的了解和信任。没有道光帝的支持，林则徐不可能在禁烟运动中叱咤风云。禁烟运动的胜利，道光帝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所谓“君臣知遇”，在道光帝和林则徐身上有着极为生动的体现，只不过在极“左”观点的影响下，有人不愿或不敢谈而已。当然，后来发生了谪贬的悲剧，这正是道光帝作为封建君主的局限性使然，倘若换上康熙帝，那么这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史剧也许会是另一个结局了。道光帝处在那个时代，自有其缺点，无知自大、摇摆不定、虚荣自私等，可以说是他抛弃了林则徐。而林则徐则是“雷霆雨露总沾恩”，始终感激道光帝的擢拔知遇之情，受知则感激涕零，失宠则甘于忍辱负重，置个人福祸荣辱于度外，即使被罢官流放也终无怨言。这正应了道光帝内定他为钦差大臣的谕慰：“卿其善体朕心!”“中原若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这是何等浩然赤诚的襟怀。有人谓林公此诗“流露了内心对道光皇帝的不满”，其实非也。这正是林则徐不计个人荣辱的爱国情操的深刻体现。须知，那时士大夫以“主辱臣死”为人臣之道，忠君即爱国。林则徐被革职后委婉地向道光帝抗争，仍向道光帝筹议海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当时心情的写照。
道光帝确实赏识和赞誉林则徐，与林则徐在禁烟的见识上亦可说是不谋而合。鸦片战争之前，道光帝一直支持禁烟论和黄爵滋的奏议。过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道光帝只是看了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遂决定严禁”，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这个论点影响颇广。这实则把道光帝看低了，一是道光帝不是看到了林则徐的奏折才下决心禁烟，而是他早就“是非明”，在此之前就颁布过不少道严厉的禁令。二是道光帝也不仅因这一道奏折才赏识林则徐，而是早已对林则徐有了深入的了解。林则徐被擢升为方面大员，完全是道光帝知人善任所致。道光帝即位伊始，就对林则徐“印象极佳，甚为器重”。林则徐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仕宦，道光二年（1822）以道员入觐，道光帝极为称赞：“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林则徐集》）用语之亲切、评价之高，颇可见道光帝对他的赏识。且许愿“补缺”，可见眷宠之意已萌。次年，林则徐擢江苏按察使，“民颂之曰：林青天”。后来，道光帝在他进京时两次召见，勉慰有加，“汝系翰林出身，文章学问本好，成数年在外办事亦好”“汝是精明的人”。道光帝还谆谆告诫他：“官职越升载大，仍当与做诸生未中时一样……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道光帝并暗示他很有可能被擢升“督抚”，还劝他“用度务宜节俭”，因为“汝明日做了督抚，廉俸自比现在较多，但若不能节省，亦不敷用”。由此可见道光帝对林则徐赏识到了何种程度。
道光四年（1824），身为江苏臬司的林则徐，因治水患有功，经两江总督等会奏，道光帝朱批赞同林则徐的“器识远大”“即朕特派，非伊而谁”。道光十一年（1831），林则徐右迁河道总督，道光帝于其谢恩摺论批赞曰：“……由翰林出身，曾任卿吏，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特畀以总河重任。”
于此可看出，道光帝对他整整考验了十年，算是一个工作小结。而这次仍然是一个专门性质的考验。在得知林则徐治河有方、一丝不苟时，道光帝大加赞赏：“如此勤劳，弊目绝矣。作者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第二年林则徐即出任江苏巡抚。道光帝深寄厚望专谕：“知人难，得人尤难。汝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林则徐也未负道光帝期望，于任上“贤名满天下”。道光十七年（1837）升湖广总督，于任上忠实执行道光帝的禁烟法令。道光帝甚为宽慰，谕旨称赞。道光帝称誉林则徐的谕批，《清宣宗实录》记述甚多，限于篇幅，兹不尽举。
在道光帝令全国督抚讨论禁烟事宜时，林则徐上奏折坚决支持。道光帝宣他进京陈述禁烟方略，八天中竟召见八次，史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林则徐旋被授为钦差大臣，并授以专断之权。由此可看出，道光帝、林则徐君臣际会相得，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林则徐亦对道光帝感激涕零，“君恩每饭总难忘”。为报答道光帝的知遇之恩，林则徐“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广州禁烟大胜，道光帝功与有焉。不选拔林则徐，国耻则不雪，国威则不张，这正是道光帝知人善任，独运匠心之举。虎门销烟的壮举，当有道光帝的坚决支持之功。因此，没有道光帝的知人善任，林则徐亦不会应运而生、叱咤风云。道光帝亦绝非卖国之君，否定、抹杀道光帝功绩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至于道光帝贬斥林则徐，也正体现了他时逢“数千年未有之奇变”所体现的内心复杂性。道光帝不是奇才，“乾纲独断”的皇权性质更注定了他的悲剧。一看到禁烟胜利，他便要全面禁止正常贸易；一遇事变又惊慌失措，迁怒于林则徐；加上琦善之流的谗言，认为抛出林则徐当替罪羊便可化干戈为玉帛，谁知事与愿违。所以他几次宣战，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林则徐抵广州之初，道光帝批阅他的奏稿，当阅至“誓与此事（指禁烟——笔者按）相始终”之语时曾激动万分，当即批道：“览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之后，“诸臣欺罔”“伪言荧惑”使道光帝动摇了对林则徐的信任。但，林则徐流放看似处罚很重，其实还是网开一面。须知明、清两代，戮杀封疆大吏的事多得很，因“外衅”掉脑袋的大臣并非没有，慈禧太后不是杀了几个尚书、学士吗? 鸦片战争之前，庄亲王、辅国公溥喜仅因吸食鸦片，即被革爵。对林则徐的处分，道光帝下了不少道谕旨，拖了一段时间，而非像通常“逮京”之类。而西戍途中，道光帝还曾令林则徐折回东河督修河工。道光帝临死也不愿见林则徐一面，有人谓之恨之弥深，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内疚之情，如果恨之弥深，完全可以将林则徐处斩。
所以道光帝谴责林则徐的谕示一道又一道，措辞何其严厉，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只是谪戍。按清代的惯例，谪戍之臣往往是能够再被起用的。所以，林则徐谪戍之后，民众屡有“讹传林少穆制府复起督师者”，即是一证。林则徐最终被起用，至甘肃平叛，先任陕西巡抚加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后又任云贵总督。这当然是一种感情补偿，关键更在于道光帝一直认为他是人才，不可弃用。
道光帝对林则徐可谓知人善任，然而又不能善始善终。道光帝有“速胜论”的毛病，又自大无知，不仅不晓“民心可用”，也不懂得林则徐在军民中的威望。或许他忌讳林则徐的功高震主，这是皇帝们大多摆脱不掉的弊病。道光帝绝非指挥若定的帅才，且昩于国际大势，其举措失当已尽人皆知。倘若林则徐被道光帝一用到底，则历史很可能就要重新书写了。林则徐本人壮志未酬是一个千古悲剧，但制造这个悲剧的道光帝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呢。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书所分析的那样：道光帝和他的大清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林则徐终以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彪炳青史，而道光帝，尽管他组织了禁烟运动，造就了林则徐这样的英雄，却终不免落下一个误国之君的污名。
一百多年前，道光帝忧死于太平天国风云乍起，林则徐则病逝于驰赴“绥靖”天地会起义的驿道之上。他们并不知道，作为爱新觉罗后裔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亦包括林公后裔的代表、委员），参与投票收回了让其祖宗割去的香港。林公的后裔五世孙凌青（林墨卿）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于1985 年同英国代表一并将载明中国收回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递呈联合国，最后涤除了鸦片战争留给炎黄子孙的耻辱痕迹。不能否认，道光帝临死也在抱恨“夷狄”之辱，他在同意签订屈辱条约后，曾彻夜绕室徘徊、长吁短叹。林文忠公更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在梦中也在驱杀侵略者。他们的遗愿，由今日的中国和他们的玄孙辈扬眉吐气地实现了。倘若先人九泉有知，该是不无宽慰吧!皇皇青史和神州儿女将永远铭记这个不朽的英名——林公则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