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俗史学论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通俗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它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曾起着传统“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在民间深得群众的欢迎,因此,由古代到近现代一直流传下来。本文拟就近代通俗史学作一粗略的介绍。

  一、近代通俗史学的勃兴与旨趣

  中国史学的发源,始有俗,后有正,然后向正、俗两条道路发展。所谓通俗史学,是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大众化史学。这在中国古代主要以口耳相传的讲史形式流传开来,并逐步为社会士人所注重。经过士人的文字整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至近代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近代社会自鸦片战争后,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榨,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人民大众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编织成一部血与火的中国近代历史。正是在这国事艰难、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动时代,许多预感着“国亡有日”的爱国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寻求着救国济世良方。于是,“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的呼声,在清末的各种期刊上,象雨后蛙鸣似的传播开来。这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之一,就是要求摆脱经学和八股文言的束缚,用通俗易懂并能感人肺腑的文字来重新编写历史,以达到“史教救国”的目的。当时梁启超曾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疾呼:“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大力提倡编写通俗的政治读物和历史读物。可见,怎样将高文典册中的历史知识用通俗的笔法广为传播到群众中去,已经为爱国的知识阶层所注重。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就利用中国历史上的救亡图存的事迹,以通俗、生动的笔法整理出来,开展宣传教育,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

  关于编写通俗历史读物的旨趣,吴趼人曾在《月月小说》创刊号上的《历史小说总序》中作了充分的阐述。他说:“秦、汉以来,史册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论士子购求匪易,即藏书之家,未必卒业。坐令前贤往行,徒饱蠢腹,古代精华,视若覆瓿,良可哀也,窃求其故,厥有六端。绪端复杂,艰于记忆,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笺注,苟非通才,遽难句读,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岁月几何,穷年龁龁,卒业无期,四也。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虽欲补习,苦无时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将见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他认为这一类史籍是绝对不能大众化的,故“等是魏、蜀、吴,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大夫迄于舆台,盖摩不手一篇者矣”。但他又觉得旧的演义,“附会无稽”者占十之五六,是一大缺点,因而有计划的想写作一些通俗历史读物,以供一般人士的研究。他的意思,新编的通俗史书应该避免蹈虚附会、简略乏味等缺点,只有这样“庶可作历史教科之臂助,为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吴跻人的这篇叙文,不仅可以作为他对于讲史的理解看,在晚清的论讲史的文字里,也是最重要的。显然,当时所谓新的讲史的写作,是企图正确地叙述史实,使成为通俗的历史教科书。

  力求叙述历史的真实性,避免“蹈虚附会”,这是通俗史学与演义小说的根本区别点。这在吴研人的《历史大说总序》等文中已阐述明白了。事实上,他的作品也确实力求“真实”的。如吴既人的《两晋演义》,是“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况以意味”的作品。他发表在《新小说》上的《痛史》,也是据宋、元等有关史料,讲南宋偏安事。

  总之,文不尚虚,语惟以俗,可看作近代通俗史学之表现手法的特点。其目的是用通俗易懂并能感人肺腑的文字来重新编写历史,以作历史教科之臂助,为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近代通俗史学的主要内容

  近代通俗史学内容丰富,思想性强,形式多样,现归类撮要介绍如下:

  1.演古代史事犹如断代史或纪事本末的作品。这主要有趼人的《痛史》、《两晋演义》、《云南野乘》以及痛哭生第二的《仇史》等。

  《痛史》发表于《新小说》,始一卷三期(1902),终二卷十二期(1906),共刊二十七回,未完。史事起于“制朝仪刘秉忠事敌,隐军情贾似道欺君”,终“忽必烈太子蒙重冤,仙霞岭义兵张挞伐”。主要写南宋偏安事。书中力斥贾似道欺君误国,皇室昏庸偏安,大褒文天祥一班忠臣义士的艰苦努力,一切都依据事实。特别是写贾似道的耽乐与无耻有很大成功。此书是吴趼人讲史最早的一种,里面反映了他对异族占领了汉国土的愤概。

  此外,吴妍人还有《云南野乘》之作,记云南史事,如庄硚开辟滇池,直到晚清的情形。那时正有割弃云南与帝国主义的趋势,他之作此,是要使大家知道,“古人开辟的艰难,就不容今人割弃的容易”。惜仅成书二回。

  《仇史》发表在《醒狮》杂志上(1906),写的是明亡之事,其目的是反清革命。作者痛哭生第二在《凡例》第一条中说:“是书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充溢其排外思想,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故名日《仇史》”。第二条云:“是书乃继《痛史》而作,我佛山人之著《痛史》,伸庄论,富微言,盖欲我民族引古鉴今,为间接之感触。呜乎!今祸亟矣,眉睫之间,断非间接之激刺所能奏效,故鄙人焦思苦虑,振笔直书,极力描写本族之伤心痛病,与异族的野蛮狂悖,言者无罪,闻者可兴,其或能成《自由魂》、《革命军》之价值欤?,即此二例,可见作者写作《仇史》之动机与态度,有较之吴趼人更进一步者,即不仅反映了作者面临亡国灭种时的忧患意识,而且明确表达了作者的目的:藉此书以鼓动读者种族革命的热情。

  2.演近代战事的作品。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次文一次的侵略战争不仅逐步加深了民族灾难,而且暴露了外国侵略者的残暴和清政府的昏庸,极大地震怒了热血之士。于是,记战事以反映爱国反侵略的通俗史书就广泛地传播开来。

  当时鸦片故争的主要作品有《黑狱》、《鹦粟花》以及《鸦片之战演义》等。《黑狱》张春帆著,记鸦片战争前夜事。二十四回,光绪三十二年(1906)点石斋印。所描写的都是鸦片输入后,在广东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自官吏以至小民。此书写实性甚强。书中所记之事,足见官民间因鸦片所引起的种种纠纷之日趋严重,而必然引起大的“激变”,此“激变”即清醒之官民,必有一日起而拒鸦片之再输入,而不惜种种牺牲以完成之。读此书可知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实有悠久的前因。看过《黑狱》可进而读《鹦粟花》,一部正面写鸦片战争的书。此书原名《通商原委演义》,初载《演义白话报》(1897),观我斋主人著。1907年改出单行本时,题名《鹦粟花》。全书二十五回,又首缘起一回,有作者叙,说明写此书之目的,在使“读是书者,触目惊心,痛恨洋烟之为祸”。作者的立场完全站在林则徐一面,故对朝廷奸佞,屈辱求和之辈,抨击甚为激烈。此外,《鸦片之战演义》则是《消闲演义》中的一部分,发表在北京《小公报》上。该书搜集当时的史实很多,对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均作了较详实的叙述。

  其次,记中法战争的书主要有《死中求活》、《中法失和战史》、《中法大战演.义》、《越南覆亡记》等。《死中求和》载《云南》杂志上(1906—1909),作者对镜狂呼客。全书十三回,史实性甚强,并对昏官误国等作了尽情的揭露。《中法失和战史》、《中法大战演义》分别为《消闲演义》和《清史演义》中的一部分,叙述中法战争甚简明,刻划张佩纶竭尽讽刺。《越南覆亡记》为梁启超手笔,前两章叙述越南灭亡经过,及当时为国而起之义师及义士史实,可歌可泣,体制亦近于演义体。

  再次,记中日战争的书主要有《中东大战演义》、《中东和战本末纪略》、《中东之战》等。《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子式)著。1900年香港中华印书总局刊。作者简略的叙述了中国数十年被帝国主义侵略之事实,以后便按次写中日战争的经过,如叶志超失守牙山、虚报逃走,左宝贵、聂功亭、宋祝三之战绩,旅顺、威海之失,吴大澂的未接仗而大败,李鸿章、伊藤博文的议和等。自二十一回起专记刘永福在台湾杭日事。其于马关和议一节,只全部抄录和议之谈话记录,毫不改动。

  第四,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役的书主要有《邻女语》、《庚辛剑腥录》、《庚子事变演义》、《庚国国变弹词》等。《邻女语》,尤患余生著,初载《绣像小说》(1902—1904),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单行本。书中写清统治者西逃后的北上沿途情形,以兵马仓皇的混乱为线索,反映民间所受官吏的迫害和疾苦。最优秀的部分是刻划了逃难京官的嘴脸,骚扰抢劫的统治者军队的野蛮,于一幅逃难图中预示了清王朝已达到非复灭不可的程度。故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引《清代轶闻》说:“《邻女语》一书,记庚子国变事颇详确,文笔清隽可喜,实近日历史小说之别开生面者”。《庚辛剑腥录》后改名《京华碧血录》,1913年平报社线装印本,林舒著。内容主要是写庚子事变的全部经过。《庚子事变演义》为《消闲演义》里的一部分,搜集当时史实颇多,对庚子事变也作了较详实的叙述。

  3.演人民反抗斗争的作品。

  4.演外国历史的作品。

  三、通俗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代通俗史学不仅内容丰富,爱国民主思想叽确,而且表现手法或形式也丰富多彩。上述大多为演义体,自成一格。演义体主要按章回。以说、讲故事的形式来反映历史的真象,受到社会上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除演义体外,当时通俗历史书刊的表现形式主要还有以下几种:1.弹词。2.拍板歌。3.图说历史。4.通俗传记。

  节选,详见《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2期,第17-20页。

编辑:俊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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