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亲政不久，就将蔡京从地方上调回中央，升任右仆射。徽宗对这个朝臣交口称赞的大臣，期望值很高。
史载：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望了这个自己思慕已久的人才请教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这个画面多少有点与大耳朵刘备去隆中见诸葛亮的事情相同，只是草庐改成了金銮殿而已。
“先生何以教我？”见蔡京沉吟着不说话，赵佶急切地追问。
蔡京哪里有什么安邦定国的谋略，脑海中一片空白，想了半天，这才避席拜倒在地大声答道：“臣愿尽死效忠！”
蔡京的治国方略不过如此！
非但是宋徽宗，就连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对他期许甚高。史载“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
在变法施政方面，蔡京不但与王安石才具相去甚远，甚至他与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相比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虽然蔡京的施政纲领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是王安石为行新法方便特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事情却他做起来却是有样学样。他仿制王安石所制，新立“讲议司”，亲任提举，安插亲信人等四十余人。名义上这个讲议司是讨论和研究熙丰新法的得失与神宗朝行而未行的变法之事，实则这个机构是他用来打击异已的一个利器。
才过了两个月，蔡京就请徽宗御笔亲书了“元祐党人碑”，其中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王岩叟、程頣、陆佃、章惇、曾布等人一鼓脑列名其中。至于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曾布这全是变法派的急先锋，但是只因他们与蔡京在一些地方意见不合、见解相左，便不由分说，统统被他打入奸党名籍。至于什么新旧党之说，尽可以用板擦轻轻抹去。
皇帝御笔亲书，哪个人敢对此持有异议？
还真有不信邪，敢说实话的人。这个人不是什么王公权贵，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石匠。
赵佶的瘦金体字写的果是不凡，笔势飘逸，气度天成，直如冲霄鹤影，掠水燕翎。高迈不羁又轻盈无迹。
这样的字普通人如何刻的？
九江人李仲宁是著名的刻字工匠，他所刻的字工整、精美。黄庭坚为他的作坊亲提扁额“琢玉坊”。
东京城之中勒石在端礼门外，全国州、府、县、郡，都奉命刻元祐奸人名字碑。
元祐党人碑
地方官派人去传李仲宁，哪知被他一口回绝：“小人过去家贫，只因刻了苏东坡、黄庭坚大人的诗词文章，从此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今天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之上任人唾弃，小人不能昧了良心去做此事。”
无独有偶，长安城也有个以刻字为生的小百姓，名叫常安民。崇宁三年，蔡京重新开列元祐奸党名籍，下令天下各州、县刻石立碑。官府不敢怠慢，忙命人传唤常安民刻碑。
常安民同样断然拒绝道：“朝廷立碑的深意小民不知，但我知道天下人都说司马相公是清廉公正的官员。如今突然说他是奸邪之人，小民不忍刻他的名在碑上。”官堂之上的官吏闻言大怒，要治他的罪。
常安民无奈道：“官老爷要小民刻石不敢不从，只是刻了之后无论如何不敢在上面留下名字，恐日后贻羞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