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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洲的北部，东面临水，北、西、南均为高原或丘陵，而北方是企图南下的游牧民族，南方是极难征服的蛮夷，而且临海也没有任何退路。对于古代中国来讲，如果想寻求新的接触与信息，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寻找，就是西方。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自古以来，西北地区是许多不同民族进进出出的地方，……自从汉代开通西域的丝道，中国经由这个西北的出入口，与中亚、中东及欧洲接触，两千年来从未停止。中国的丝帛西运，西方的宗教东来，佛教、祆教……都从这一通道传入中国地区，也再传输到东亚其他地区。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利润，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为深切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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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从三代就开始注意周边的民族与地区了，但是由于国家还处于雏形状态，所以中原华夏族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了华夷五方格局。到了西汉时期，国家行政体系完备，政权力量日益强大， 西汉政府将目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部，于是有了汉帝国向外部扩张与交流的唯一通道———西域。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西域之名，汉已有之，其范围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及政治势力而异。汉武以前，大抵自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今新疆省止，为西域。其后西方知识渐增，推而至葱岭以西，撒马儿干、今俄领土耳其斯坦，及印度之一部，更进而至波斯、大食、小亚细亚，及印度全部，亦称西域。”雷海宗认为 : “汉武帝通西域以牵制匈奴。西域组织散漫，征服并非难事，直至西汉末年西域始终内属; 东汉初西域独立，但不久就又征服，中国的使臣甚至探险到泰西的世界。匈奴问题已经缓和之后，西域本身仍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已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孔道。”陈垣与雷海宗都认识到了一重大关节点， 就是西域在汉武帝时期其历史意义才得到了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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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通过张骞的“凿空”而使西域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张骞影响与收获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扩大了汉朝的疆域，使得汉朝通过西域诸国看到了迥异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二是开始了中原与西域的物产、文化交流，西域与中原都受益匪浅。东汉一朝，班超、班勇父子相继在西域活动，史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 。张骞、班超、班勇前后数十载的不懈努力，其最终结果是将西域纳入了汉王朝的统治版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凿空与三绝三通”，其“绝”与“通”恰当地诠释了汉之与西域之关系。“通”与“绝”就是指中原王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言，“通”就是中原王朝找到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突破口，通过西域认识了世界，也将自己介绍给了世界。“绝”就是与世界断绝了往来，其结果必然是消息闭塞，成为桃花源中人。从“凿空”到“三绝三通”如此艰辛的经营过程也看出了两汉政府对西域地区的重视程度，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到班勇下狱（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 年）），经历了两个王朝，十七位皇帝，265年的时间。在这265年的时间里，张骞与班超、班勇父子前赴后继，为中原王朝开拓了新的视野，张骞获爵名为“博望侯”，班超为 “定远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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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何要派张骞出使绝域，这在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两点，一是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所产之汗血良马，二是汉武帝认识到要想彻底打败匈奴，只有寻找联盟。时至今日再仔细考察汉武帝的举措，恐怕是兼而有之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强大的统一的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认识西域、联合西域直至统治西域对于西汉的重要性，“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此诏颁发当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可以看作汉武帝对于张骞经营西域活动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汉武帝立意开拓西域的内心独白与政治宣言，就是要任用非常之人去往绝域之国立非常之功，只是没有明确何为“非常之功”。斯坦因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中说道：“为了促进中国内陆资源的开发， 利用新开辟的商道为中国的工业品，特别是最有价值的丝织品寻找新的市场，就显得很重要。事实上，中国文献中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汉武帝的大力西扩就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其贸易目的和政治目的同等重要。” 斯坦因的丝绸之路说值得进一步探讨。按斯氏的说法，汉武帝西扩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贸易，而且是为了给中国的丝绸寻找新的市场。通过考察张骞凿空之后的事实可以发现，当西汉与西域建立了极为密切的文化交流往来之后，汉武帝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而是以赏赐与贡纳为主。 可见斯氏是以魏晋隋唐的史实作为论述的事实了。余英时在其《汉代贸易与扩张》中明确提到：“张骞进一步向天子建议说，像乌孙等西域国家以及那些位于更西边的国家如大夏等都应该被纳入中国的贡纳体系之中为‘外臣’。这样，他为汉廷确立了在整个王朝时期都实际奉行的对西域的基本政策方针。”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可以从两个史实去考察：一是张骞之后，西汉与西域之间的活动主要在于遣使往来，汉使往往携带大量的金钱财帛，张骞告诉汉武帝，“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 ……”，之后“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可见汉使前往西域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想通过大量财物赏赐而修好，其中“赂”与“遗”就是最好的明证。第二个证明是，“……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西域诸国厌弃西汉的货币，不再将汉朝的货物当作稀罕之物了。所以通过以上考察就会发现，汉武帝西扩运动，既不是为了控制中亚，也不是为了贸易，很简单明显的事实，在张骞之前，是想寻找盟友夹击匈奴，张骞回来报告之后，汉武帝便有了更进一步的思想，就是了解域外———汉朝之外的世界，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元封五年的诏书中，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什么是“非常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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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经营西域中有两种并而行之的方式在起作用：一种是和平出使，钱帛贿赂，通谊结好。另一种就是武力平抚。从张骞凿空之后，这两种方式同时在使用，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两汉与西域发生联系的265年中，就是这文武之法交互使用的结果。“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从此条史料就可以看出，在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之前，张骞通西域之后， 西域各国与西汉的关系肯定是厚赐换取往来，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政策与制度，西域与西汉还是两个独立平行的地域，西域还没有进入西汉王朝的贡纳体系，也远没有纳入中国的统治版图。也许汉武帝意识到和平出使的局限性，于是立意进行了武力征讨，先以赵破奴为将对楼兰进行征讨，后以李广利为将对大宛进行征讨，皆以胜利而告终，并且对西域各国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也就是在李广利伐宛之后，西域才“多遣使来贡献”，可见武力之效果远远超过了和平出使。在西汉与西域的交往中，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也存在，就是和亲，《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 此事是雄强的汉武帝第一次与外族结亲，其后还有一次。汉武帝主动与乌孙结亲，这也是两汉仅有的对西域诸国结亲的行为，而且都是与乌孙，所以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乌孙、康 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 而匈奴“其坐，长左而北乡”。正义 : “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可是汉先嫁女于昆莫，昆莫立为右夫人，匈奴后嫁女，昆莫却立为左夫人。这样看来，乌孙显然将西汉看得低于匈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乌孙昆莫的这一对西汉不尊甚至是挑衅的行为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汉武帝既没有进行言辞上的责问，也没有进行武力上的征讨，却在其后又以楚王戊之女解忧嫁于继位的昆弥军须靡，从汉武帝反常的行为可以看出汉对于乌孙的重视程度。究竟是何原因让汉武帝如此反应呢？《汉书·张骞传》记载了这一原因，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关于大夏诸国的情况，但是张骞却重点汇报了乌孙的事情，并建议厚赂乌孙，与乌孙结亲，其目的 “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这也是汉武帝为何对乌孙的不尊行为没有动怒的原因，也是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的初衷与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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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凿空之后，西域便真实进入了西汉统治者的视野。西汉对西域实施统治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西汉统治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最后的统治形式的确定应该是较为符合西域诸国现状的选择。在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真正开始将西域当作所属进行政治统治就开始于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这一点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设置校尉领护统领田卒，这是西汉统治者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无法进行完全统治的最有力的措施：以屯田为自给自足方式之军事统管。据《汉书·郑吉传》记载，郑吉初护鄯善以西南道，后护车师以西北道。师古注：“并护南北二道，故谓之都。都犹大也，总也。”郑吉将都护的职权发挥到了西域诸国，以至于在班超时达到了极致。郑吉在西域任都护长达十二年，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平息乌孙国内乱，这件事在《汉书·西域传》中有详细的记载。郑吉其实还有一件功劳，就是组织田卒进行屯田。与平息乌孙内乱相比，屯田显得没有那么传奇与惊心动魄，但是从西汉经营西域的角度来讲，却是措施重大，意义深远。在西汉经营西域前期，屯田主要是为了给出使西域的汉使提供给养，但是随着西汉对西域统治的深入与扩大，屯田的功能与意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屯田之人号为田卒，其实就是战时为士卒，和平即为田卒，亦战亦耕。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吉任西域都护期间，共在渠犂、伊偱、楼兰、交河、北胥鞬、焉耆、龟兹等多处组织屯田。郑吉依靠这一巧妙的形式，并大力发挥，使得西汉在西域的统治愈加稳固。从张骞到郑吉，我们可以系统考察西汉政府对西域的政策变化，从中得出西汉政府对于边疆的政策演化轨迹。
西汉政府经历了出使初探、战争掠夺、设官镇守三个认识阶段。张骞到过很多西域国家，并且探知了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使得西汉朝野大开眼界，这就是张骞的功绩所在。但是在张骞时期，西汉并没有在西域设置任何官职去进行政治统治，因为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决策者深知，首先一定要了解甚至熟知西域诸国的情况，才好确定运用何种方式去统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西汉有没有必要对西域进行统治？这一问题非常之困扰西汉政府，而这一问题的明晰则需要长时间的濡化。张骞之后同样也没有设置官职进行统治，而是采取了相比出使更加极端的行为，就是武力出击进行战争掠夺。《史记 ·大宛列传》中记载：“……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发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还有一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这两条史料对于研究汉武帝何以沟通与西域的关系，张骞何以第二次、第三次出使西域，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在和平往来之后又要频频发起战争很有帮助。当汉武帝意识到仅仅依靠通使来获取西域的奇珍异宝则远远达不到需求，于是开始了战争掠夺，掠夺的主要物产是马匹，就是大宛所产之汗血宝马。可见在武力掠夺的时期，西汉统治者还没有将西域纳入自己版图的想法，但是在汉武帝之后这一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尤其到了汉宣帝时期，西域都护的设立，更凸显了这一历史变化。西域都护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人员有西域都护、西域副校尉、戊己校尉等，均由中央任免。西汉在西域设立都护之后，西域的一切事务均由都护去处理，包括屯田、西域诸国国内的事务，而且西域都护府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在西域的权限已经超过了国内的一般地方行政，似乎拥有与诸侯相等的权力，其权力最大的表现就是行使中央对于西域诸国的任命、 册封与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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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汉中央政府对于西域的认识在逐渐地加深，从简单的寻军事盟友的动机出发，到深刻认识到将西域纳入中央统治的重要，最后设立西域都护府完成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汉代从西域得到的认识首先是地理方位意义上的，这一点也改变了汉朝对于地理概念的认识。从三代到春秋、战国，中原之人世界观还较为肤浅，或许文明初创，国家蹒跚之始，其后逐渐改变。虽有《穆天子传》传世，但毕竟被世人视作神话，不当作信史。三代时的“四方”与“中心”观念特别模糊，在甲骨卜辞中虽然也有东、南、西、北，但是仅仅是指方位，并没有特别的含义。如《史记·夏本纪》 记载 :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并且三代国家版图都较小，无法从更广大的空间与区域去认识“四方”的概念。到了秦始皇统一之后，才有了“四方”的观念，可见“四方”与 “统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雷海宗先生指出，“当初的中国限于黄河流域；春秋时代长江流域渐渐同化。珠江流域的中国化还是秦并天下以后的事” 。虽然秦朝享祚日短，但相比较三代、春秋、战国而言，其地域、版图显然是扩大了，但是向西却没有发展，秦王朝并没有与外部世界相接触的地域环境，东 边是大海，北边就是以长城相隔的匈奴，只有西边、南边有望成为一窥世界的通道，这一愿望在两汉时期成为了现实。
第二，“天下”与“统一”的再认识。“天下”是中国人从三代就形成的思想观念，《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此处之“天下”当与后文之“万国”等同。《史记·周本纪》记载 ： “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可见在三代时期，“天下”的概念随着王朝版图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必须注意，“天下”此时已经具有了政治思想的含义，“天下”就是统一的象征，就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与 “天子”之位相合，所以“天下”只有“天子”才可以享有。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周天子不再受到尊崇，诸侯纷纷逐鹿中原，妄图拥有天下。到了两汉时期，由于西域的被认识以及其后西域逐渐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天下”因此也具有了别样的含义。“天下”不再仅仅是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而且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含义。“天下”成为了统一政权的特别概念，在地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唯一的政权与唯一的帝王拥有的土地与人民。而且，随着西域的被纳入，“天下”的真实含义扩大了。更深一层 还可以看出，“天下”并不局限，有着逐渐纳入新成分扩大的可能，所以又是动态的地域观念。
第三，“中原”与“四夷”的再认识。“中原”这一概念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特指豫州一带，就是现在的河南，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文明富庶之地，故而可以领天下之先，才有“逐鹿中原”之说。直至汉武帝时期，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赵人徐乐上书汉武帝，其中有云 ： “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 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这里的“中原”具有了特别的政治含义与权力象征，特指“朝廷”或者“中央”。与“中原”相对应的概念是“四夷”，《孟子·梁惠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礼记·王制》中：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国就是中原之国，就是中央，四夷在中央的周围，拱卫着中央，这样的格局有着明显的尊卑等级区别与文明落后的文化象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域进入了两汉的统治视野之后，虽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进行管辖，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公文以及朝野的陈述中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不把西域作为地方行政来对待，而是像对待匈奴一样，自称为“汉”或“汉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在《汉书·西域传》中，郑吉就任西域都护之后，也多称“汉使”。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在西汉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中央与地方州县的关系，纯粹的臣属，地方没有丝毫的自治权力可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初分封的诸侯其实也与州县相同，这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可以看出。另外一种就是中央（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匈奴与此不同，汉匈之间一直处于战和的状态，没有实际与形式上的臣属。而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与西域一同处在西汉的“四夷”统治形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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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公众号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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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文祥 责任编辑：程程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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