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亿:鸦片战争中清兵的战力究竟有多强

  1840年的七月份,清军和英国人在厦门打了一仗,清军死了9个人,从这9个人的档案,大致得出这些信息:这些士兵的年龄从22到59岁不等。大多娶妻生子,母亲也大多健在,但少有父亲的记录。

  之所以没有父亲的记录,因为这些人的父亲很大可能就是已经亡故的绿营士兵,他们的孩子继承了他们的岗位。这个岗位是终生之职,假如没有意外比如突如其来的战斗,通常他们会安逸当兵到死。

  清朝士兵一般拖家带口,住在军营中,也或者在外面自己租赁房屋居住。军营不开伙,士兵在家里吃饭,有时候操练时没工夫回家吃时,家属就送饭过去,就便看着自己家的男人在训练。

  操场旁另有许多无聊的人旁观,也就有着许多的小生意在经营。所以几乎成为城市的小中心,我记得在扬州,教练场旁,古往今来就是最为繁华的所在。

  老舍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一个正红旗看守皇城的旗兵如是说道:上班的时候上班,下班的时候回家看花劈柴刷水缸,一辈子没和人打架斗嘴,比谁都老实,但也没有人欺负他,因为他毕竟可是带着腰牌的旗兵。老舍的家在北京护国寺一带,离皇城还不算远。上班也算省便,老舍他爸四十岁的时候生出老舍,两年后,死于八国联军之役。

  士兵们每月的钱粮不算多,大约一两五到二两银子不等,另一年有四石不到的粮食。当然这是八旗的标准,绿营的士兵估计还要少些,于是为了维持生计,在当兵之余顺便干点其他差事。

  比如种田帮工做小生意,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干其他差事的时候顺便当兵。士兵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毕竟旱涝保收,所以不少人愿意花钱买个兵额,也算一项不错的投资。

  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的幕僚王庆庄透露,该地驻防的士兵,大半是当地的瓦匠,木匠,修脚剃头匠以及帮佣。花银洋三四十元,买充入伍。平时如常生活,到训练的时候去一趟就行,实在忙的跑不开,请人顶替一下也成。

  至于军官,来源主要来自两途,一是行伍出身,有所谓战功而获得晋升,没战功,懂得人情世故,也能成。一是武科举出身,武举和文科一样,也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另分内外两场考,外场靠骑射武艺,内场要考历来兵书。

  但这对于武人要求来说,又是策又是论的显然有些高了。于是嘉庆时候开始改为默写《武经》几百字就成。忽然想到周星驰电影《苏乞儿》里的场景,也是考武举,最后考官让苏乞儿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就成。可惜,名字最后也没有写出来。

  而在武场方面,拉得开硬弓就行了。古代打仗,对于军官的要求确实不高,只要敢冲到前头就成了。可惜火器时代已经来临,很多事情,也绝非我们这些保持传统刻骨不变的人民可以一下子就能适应的。比如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钦差大臣的副手伊里布去英国军舰上拜访英国代表,看到一批年轻人,原来是来船上实习的军事学生。大感惊奇,道:这么年轻的孩子,应该在学校里读点经世的学问,不比到军舰上学习打仗更好吗?

  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可惜就是一向不大看得起军人,所以在清朝,军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另一个传统是,军队往往是由文臣统管,文官即便只看过几本兵书,但大都没有军营的经验,所以这样也带的起队伍,只能说队伍的素质实在高不到哪里去。

  左宗棠那时候还只是一个落选的书生,担任督抚的幕僚,就敢对来说情的总兵喊一声,滚出去,气的该总兵日后死时遗嘱树一牌位,要求后代读书有出息的方可入祭。

  一般而言,文臣比武将的地位要高,因为有地方管理的资源,所以油水也足。但在敛财方面,武将不敢谦让,只是来源太少,无非手下几个大兵而已。但依旧取之有方,比如吃空饷,克扣军饷,甚至,毕竟一票武装力量在手上,平常也干点祸害社会的事情以补贴费用。

  驻扎地方的军队有缉拿盗匪之责,但现实却往往是兵匪一家。林则徐跑到广州整顿地方出名以后,有人专门跑过来请教方略。哪知林道: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所谓整顿,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抓几个典型应付了事而已。

  即便军队腐败如此,但传统认为,要应对鸦片战争那年,迢遥千里打来的英国侵略军,总有本土作战,人数的优势吧。

  而事实上,由于清军编制的问题,虽然全国有高达八十万的军队(八旗20万,绿营60万)。但清朝的军队在地方上实际还兼顾警察,内卫之职责,所以真正动员能打仗的士兵不过十万人而已,但分守在七个省,几十个入海口的阵地上,以备英军或有可能的来袭,所以兵力分散也成无可奈何的事情。

  而英国远征军最高时候达到20000人,但军力始终是集中攻击。所以对比之下,清军应击之队伍甚至反而并不占据人数的优势。这样,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一仗,几乎就是一个必败之役。之后战战停停,敌我伤亡对比悬殊,和战无一讨到便宜,终于了于《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丢掉香港。

  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开篇,便是从以上的军事对比开始谈起,在就武器的劣势,处置方略的得失,一条条娓娓谈来。大量的数据,细节来叙说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命运的转折之战。然后本书的主旨,就如茅教授在本书绪论中开明宗义讲到,即便这场仗输的有那么多的必然和显然因素。

  但历来历史评论,依然将事件简化成“奸臣模式”上去,将罪责丢到与英国人和议并签署所谓丧权辱国《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的琦善身上。以为找出几个小人坏人,就能保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外辱的颜面。仗打败了,先想到小人作祟,于是讲琦善无才,贪污,甚至收取英国人贿赂。查烟不力,抵抗不坚,最后自作主张私割香港。可惜中国人把玩历史这个东西,讲究的就是动不动就给人扣遗臭万年和名垂青史的帽子。注意力在人的身上,也就忽略了这个国家的实力其实也就原地踏步。

  鸦片战争之后的对外战斗依旧是一败再败。国民性的问题,国力提升的问题,总赶不上找出替死鬼出来顶雷的力度。于是时至今日,我们对李鸿章,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丧权辱国十恶不赦印象深刻。却疏忽了曾经有一支军队,每天务工务农,不然就提笼架鸟,欺行霸市,什么都干就是没有基本的靠谱的军事训练。

  人家的洋枪洋炮技术日益提升的时候,我们还在所谓武经7书中,或者虚构的《武穆遗书》里寻找古老的军事战略,相信一道灵符就可以刀枪不入。实在打不过怎么办,在逃生与被屠戳之间,找一个人出来仇恨。恨家奴远胜外辱。越是自己人打架,越是歇斯底里。

  茅教授是我个人最为尊重的历史学者,治学严谨,考据周正。当然评论学者学力如何深厚,就不是我这种满嘴跑舌头的人可以妄为的。唯一可说的,在学者当中,文章写的如此好看的不多见,远胜于很多所谓著名作家,何况其学思文采,锋芒夺目,更有情怀。录新京报记者朱桂英评价:

  《天朝的崩溃》一书出版后,海内震动,好评如潮。书中有浓郁的民族国家情怀,“天朝”与“泰西”在近代化上存在的差距,仍在当下社会中发出哀怒之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障”,此种论调,既有对社会的反思又含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日益开放且急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书红,是非自然就多,于是本书是“少数几次学界风暴波及社会的事件之一。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张鸣)

  日后收集茅教授全部出版著作,都是冷板凳坐出来的皇皇巨著,比如花了六年时间去注释康有为的《我史》。我曾经见人感叹茅教授的个人际遇,这年头,学者甘于只做学问不出风头的还真不多。当然,真正比之这本《天朝的崩溃》而言,日后的大部头著作,虽然保持一贯高水平的研究水准,文章中也是清丽可读,情怀依旧,只是锋芒,我想教授可能自己先行匿彩,不敢毕露。网上茅教授新闻很少,头衔也少。曾在北大教书。现在南行。

  张鸣讲,即便北大,也留不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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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亿微信公众号:xuyi_b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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