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有两大思潮影响着欧美文学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两大思潮是古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这两种思想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却都与古老中国的思想文明有相似之处。
希伯来思想重视未来、神本位、灵的倾向、理想生活、他律、服从、空想等。思想的体现主要是犹太教的宗教思想（《圣经·旧约》）。抛开神的存在，此则更接近与中国道家、法家的综合体。中国古代虽有神的传说与记载，但神仅仅是作为落后时代对现实尚不理解的替代，并未到虔诚、灵魂、心灵这个层次。而能够真正达到希伯来文化中上帝的层次的，那就是“道”。如果在希伯来文化中“神”是约束人行为的存在，那中国的“道”就是约束人行为的那个“神”。道贯于天人，无所不及。顺应天道，守素抱朴，这就是道家的生活态度。
古希腊思想重视现世、人本位、自由生活、政教分离、民主与共和，公民在社会中且有自律、自立、理智等。公民把幸福生活寄托于城邦，所以更关心城邦的治理，并且每个公民有必要参与城邦的治理。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思想大师，如梭伦、伯里克利、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尽管思想缺乏系统性，犹如同一个时代中国东周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样，然而最重要的理念却融入社会、深入人心，那就是道德、正义、权利、自由、平等、法治、契约精神……而此理念更接近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仁德、礼法、大同、信义、平等（有教无类）、明德修身、思想自由、民本位（民贵君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百姓参与政治理念…等。
米底亚战争之后，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与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笔下阐明了一个观点：波斯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君主之下皆奴隶；而希腊的雅典城邦没有主人，城邦之内皆是平等的公民，他们都是自由身。希罗多德也记录了一段波斯国王薛西斯和斯巴达国王德玛托拉斯的对话。薛西斯对国土极小的雅典城邦敢于抵抗波斯帝国感到震惊，德玛托拉斯则反驳说到希腊人永远都会这样做，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是永远反对“贫穷和奴役”，为了这个价值观而奋起抵抗侵略。
对于古希腊人来讲，他们都是自由的，但又很不自由，因为他们有个主人，那就是法律。希腊人对于法律的畏惧远远超过帝制之下臣民对帝王的惧怕。这也是在公民制度下的法治自由，而同时期亚洲的中国，特别是商鞅变法后开始的“法”时代，虽造就了短暂的强盛，但其法本身是在帝制之下，而非公民体制；法是为了维护帝王权力，而不是公民自由，这一点也就会证明其不会长久。且因“法”成了保护王权使帝王凌驾于国民之上，便造就了中国人长期争权夺利与内斗的历史，也是中国不断的改朝换代的原因。
我们常谈的西方精神下的普世价值观，倒不如说这就是“希腊精神”。在希腊人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反对在人的面前匍匐跪拜，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如同启蒙时代西方人无法在中国皇帝面前跪拜一样，雅典城邦的使者们也拒绝在波斯国王面前匍匐于地。而中国人长期在帝制之下数千年，从未知何为“公民”，也养成了他们匍匐跪拜的习惯，无论他们是受害者还是犯错者。
中国人都有一种奴性，这种奴性让中国人更崇拜权力，使得不敢直面强权，苟且偷生，不讲诚信。但是面对普通平民，却是满腔恶棍之气。中国人喜于追踪明星八卦，却少有人敢于揭发污吏贪官恶霸。
自由与野蛮落后的帝制是相冲突的，也不可相融合，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看根植于其骨髓的是自由还是野蛮落后的帝制。我们也会明白为何中国朝廷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抵制、排斥这种精神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