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与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没有大的区别而差错更多，因而价值不高，四库馆臣对辽、金、元三史的整理只是改译名，意义不大，“谬误百出”，《明史》的最后定本是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等等，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学术误解，《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史”作为一个集合体的第一个版本，蕴含着大量有待挖掘的学术成果。
“二十四史”的概念最初形成于文渊阁四库全书
所谓“正史”是何时定为二十四种，并出现日后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二十四史”这一名称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学术问题。以权威的工具书为例。《辞海》：“清乾隆时，《明史》定稿，诏刊二十二史，又诏增《旧唐书》，并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薛居正《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流行的二十四史有两种：一为武英殿本，即清代官刻本。清末以来各种翻刻本大体以此为根据。一为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集合各史较早刻本影印，原书刻误多据殿本修改，但亦有误改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对二十四史整理、标点，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表述基本相同。但乾隆官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最后完成时间，是乾隆四十九年，这是二十四史作为集合体的第一个版本吗？两部权威的工具书都没有明说。至于流行于网上的说法，“百度百科”认为：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维基百科”则说：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1739年），经乾隆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二十四史以《史记》为首，在二十四史形成之前，数史合称的曾经有“三史”“四史”“十史”“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和“二十二史”等。成于明末的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云：“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清朝雍正年间，纂修了九十年的《明史》完成，乾隆初年刊行，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
正史增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是乾隆官修《四库全书》期间的一大贡献。
《四库全书》《旧五代史》书前乾隆四十年奏折：“伏查《永乐大典》散片内所有薛居正等《五代史》一书，……纪载该备，足资参考，于读史者尤有禆益，自宜与刘昫《旧唐书》并传，拟仍昔时之称，标为《旧五代史》，俾附二十三史之列，以垂久远。……奉旨：知道了，钦此。”
《四库全书》《旧唐书》书前乾隆四十一年提要：“《旧唐书》二百卷，石晋宰相刘昫等撰。……叙事条畅，有胜于新书者。杨慎、顾炎武皆谓不可偏废是也。向少传本，学者罕见，今与《新唐书》并刋列正史，可以互考矣。”
《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史部正史类小序正式宣布了二十四史的确立：“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着十有七，明刊监板，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
这是中国学术史乃至文化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日后名满天下、家喻户晓、深入到社会行进过程每个角落的二十四史由此诞生了。
武英殿本至《明史》刻成，在乾隆初年。“两旧”进入正史则是乾隆四十七年，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成书为正式断限，二十四史是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首次形成的，武英殿本《旧唐书》的补刻，与四库馆臣的辑录整理工作大体同步，《旧五代史》则稍后，所以武英殿本并不是第一部二十四史。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对武英殿本的再整理
除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以外，《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其余二十二史，其所据版本虽然均标示为“内府刻本”即武英殿本，但也不是照录照抄，而是作了不同程度的精心整理和修订，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中的考证，是四库馆臣在整理中进行本校、他校和内容考证的部分成果。武英殿本二十二史除《金史》和《明史》以外，原均有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二史在武英殿本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校理并撰写考证。在附于《四库全书》之末的《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中，对《史记》《前汉书》《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宋史》等十六部书均据各种版本和大量史籍校改武英殿刊本，有定论者均在正文中一并改正，亦有存疑未改者。
其中《旧唐书》原为武英殿本所无，四库馆臣将其收入时即作了考证，武英殿据以刻入之后馆臣又有所考证，故《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之《旧唐书》部分又有考证订正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旧唐书》之校勘成果尚未被中华本汲取者甚多。
其余八史，《旧五代史》和《明史》，《四库全书》中的考证均为新写，《辽史》《金史》和《元史》的考证几乎为重写，唯《后汉书》《三国志》和《宋书》没有新的考证。可以说，《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对武英殿刊本已作了全面的再整理。
辽金元等史是四库馆臣再整理的重点，金史因原修纂状况较好，四库馆臣仅在卷四十一补了考证，辽史和元史的考证则有大幅增加。
四库馆臣认为《辽史》编纂粗率，因而于此史用工甚深。以其卷四为例，武英殿本仅有两条考证，而库本有十九条，其中以《永乐大典》为据者七条，以其他史料为据者七条，理校者五条。十九条中中华书局标点本仅七条有校记，库本据《大典》校改之七条，中华本有四条未改。
原文：（会同四年二月）丙子，铁骊来贡
库本考证：四年二月丙午 丙午原本作丙子，按上正月书丙子，则二月不得复有丙子，以上甲辰下丁巳计之，应系丙午，今据《永乐大典》改。
原文：（会同四年秋七月）丙寅，褭古只奏请遣使至朔令降，守者犹坚壁弗纳。且言晋有贡物。命即以所贡物赐攻城将校
库本考证：秋七月尼固察奏晋遣使至朔令降 原本晋讹请，今据《永乐大典》改。
原文：（会同八年三月）戊子，赵延寿率前锋薄泰城
库本考证：八年三月戊午 戊午原本作戊子，按三月内不应有戊子，以上庚戌下己未计之，应系戊午，今改正。
原文：（会同九年十一月）丙申，先遣候骑报晋兵至
库本考证：十一月先锋候骑报晋兵至 先锋原本作先遣，据《永乐大典》改
《辽史》之祖本应为元刻本，初刻本已佚，现存数种元末明初翻刻本和明钞本。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二登录了四部《辽史》，其中三部为二十册，一部为十五册，是明初朝廷应藏有较早刻本的完整《辽史》，《永乐大典》即据以录入，因此《大典》所载《辽史》，实可视为一种早期版本。清修《四库全书》时，《大典》大部尚存，馆臣用以校勘之成果，在《大典》大部已佚之今日是十分可贵的。中华本在校勘中未能充分使用，有学术误解和历史原因。
中华书局本《辽史》曾校道光殿本。道光年间殿本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重刻，其中辽金元诸史，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了较大的修订，所以中华本吸收的道光殿本的成果实际上就是文渊阁本的成果。
可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之《辽史》是一部质量较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其间仍有大量宝贵学术成果有待利用，而《辽史》仅为一例，整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中有待梳理挖掘的学术宝藏定不在少。
清修《明史》的定本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百衲本二十四史由于经济原因与此本失之交臂
后朝修前朝史，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就如同宋修唐、五代史，元修宋、辽、金史等一样，清朝也担负起了修《明史》的责任。清修《明史》延续的时间很长，最后究竟定稿于何时？学术界的认识是逐步明朗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说：“顺治二年（1645）设明史馆，开始纂修，不久即止。康熙十八年（1679），又诏开明史馆，以学士徐文元、叶方蔼及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召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后复以徐乾学、王鸿绪总其事。万斯同则以 布衣 参与编修，用力尤多。王鸿绪《明史稿》，实出其手。雍正元年（1723），张廷玉为总裁，据王稿增损成编，纂成于十三年十二月，乾隆四年（1739）刊行。先后纂修九十年，与修者共六十人，其中不乏一时名儒。……乾隆四十年，以蒙古人、地名音译未真，对音讹舛，译字鄙俚，曾下令改订。其后又以《英宗本纪》事实疏略，谕令增修，对是书之缺漏舛误进行补编考订的著述亦多。”《辞海》第六版（2009年）的表述大部分与之相同，唯最后进一步指出：“乾隆四十年，以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曾谕令改订，其后又以《本纪》事实疏略，复命考核增修，刊成《本纪》二十四卷，有故宫博物院影印本。”指出乾隆时除了改订元时人地名对音以外，还考核增修了《本纪》。
发表于《清史研究》1999年11月期的乔治忠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杨艳秋（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的文章《四库全书本明史发覆》对《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之《明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指出，武英殿本刊行后《明史》的改修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主要是对《明史》中有关的元朝人名、地名按照乾隆时新的译音标准进行了查核改订。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高宗已不满足于仅仅改译《明史》中的人名、地名，而谕令修改《明史本纪》。于是《明史本纪》从史事原委的补充、史事记述的润色、增补史事和赞语的修改四方面得到了全面改修。
四库馆臣对《明史列传》也进行了精心的考证和修订。库本《明史》从卷一一六列传四开始有考证共二百二十三卷，每卷少则数条多则二十条，这是武英殿本所没有的。考证所引述的资料极为丰富，其中有的是年代、人名、地名的订讹，有的则是史实错误的勘正，以及注释说明，考异存疑等，重在澄清事实，改正谬误。库本《明史列传》在撰写考证的同时，原文错误一经考证确定，便对列传正文进行更正。还有一些讹误之处，已在正文中改正，却不再附于卷末考证，这大多是有关年代、人名、地名和职官名的错误，也有一些史实记载的更正。这是《明史》改修取得的一大成果，也使库本《明史》在质量上显著优于原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库本《明史》志、表部分没有“考证”，但据笔者考察，也对武英殿本有所改动。
《明史》曾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质量最好的一部。然而，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明史》后来经过精心细致的勘改和修订，从而形成了《明史》的最后定本即《四库全书》本，这是研究《明史》和研究清代官方史学值得注意的问题。
库本与殿本有很大差异，早在民国时代，前辈学人已经有所觉察。张元济先生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对于《明史》，傅斯年先生就建议改用库本。
1936年，张元济与傅斯年互致信函讨论百衲本的编印问题，关于《明史》，傅斯年致张元济信有云：“《明史》无殿本以外之刊本，故百衲本仅附《捃遗》，然四库本系（殿本）刊行后复修改者。百衲本既以补正殿本为宗旨，似不妨于《明史》舍殿本而用四库本，俾已有殿本者不有重复之累，而别得一秘本。”（《捃遗》即清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张元济接信后在信上批注云：“请岫庐、拔可先生台阅。”（岫庐即王云五先生）又于天头批注：“《明史》苦无善本，北平图书馆四库本如叶数不增多，能照从前借照《衲史》不索重酬，即采用傅氏之说，何如？祈核示。复傅氏信固已谢绝矣。”王云五先生批注：“鄙意如四库本与殿本无更动，仍以用殿本为便。因商借费时，且必不能免酬也。”张元济在批注之前（同日），复信傅氏云：“《明史》本纪前闻故宫有写本，与殿本稍有异同。曾商借印，坚拒不许。四库本别无更动，出书期迫，亦拟不再变易，尚希鉴察。……国立机关所藏善本流通行世极所欣愿。惟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索酬较重（前在日本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借书，印成之后仅送书十数部耳），同人为营业计，以是不免趑趄。”
可见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时，傅先生确认四库本《明史》乃殿本之修改本，主张选用，实为卓见。我相信如果张先生得知四库本实际上对殿本作了相当大的修订，也许会不顾成本增加，毅然改用四库本的。而如果张先生当时采用了四库本，那么建国后整理二十四史，《明史》的底本选择也就颇费斟酌了。因为虽然学人一定可以借助四库本的流行得知清朝编纂《明史》的最后成果乃此本，但因为此本在提高纂修质量的同时，也改订了元代译名，可能仍然会被舍弃。当然即使不将此本选为底本，在整理时充分利用其成果，则是可以肯定的。
清人改订辽金元史译名，在现代史学界曾饱受诟病，甚至被嗤之以鼻，我认为在清朝被推翻一百年后的今日，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且不说此举在当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清人对诸朝译名的改订中，也蕴含着大量有用的学术成果，不可视而不见。
由于所见早期版本不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也存在不少问题，虽然其考证每每有与佳本暗合者。
限于历史的条件和学术界的某些模糊认识，在上世纪中华书局出版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时候，对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了《旧五代史》以1921年南昌熊氏影印《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外，几乎没有加以利用，《辽史》等所用不同于早期殿本的“道光殿本”，实为据库本重刻，这是一种被动的使用。相信目前正在进行的修订工作，一定会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所蕴含的宝贵学术成果予以充分的开掘和利用。而不管怎么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都会以中国第一部二十四史而享有崇高的地位，并具有独立的价值。(文/李伟国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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