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威廉J·杜伊克尔
翻译：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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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悄然来到河内，事先没有任何张扬。当他的追随者走上街头，或庆祝胜利，或接受敌军投降时，他则住进该市唐人街的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商务楼里[1]。在那里，他实际上隐居了数天，整日伏案在一台破旧的打字机上。辗转十年来，从莫斯科到中国南方，直到最后于1941年初返回他阔别三十年的家乡的这几周里，他一直带着这台打字机。
8月底，他草拟完一份即将发表的演讲稿。他要向他的人民宣布一个新国家的建立。9月2日那天下午两点后，他走上了一个匆匆搭建在某大型公园里的临时讲坛。之后不久，这个位于城市西郊的公园就被更名为巴亭（Ba Đình）广场。当时，他身材清瘦，穿一件褪色咔叽装。他从清晨开始演讲，几个小时内，听他演讲的观众就聚集了数千人。他高声发表独立宣言，并宣读了新宪法的内容，语调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有些碰巧在场的美国人听到了他令人震撼的开场白：“人人生而平等；上天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正是1945年的夏末，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亚洲投降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地点是河内，也就是昔日越南封建王朝的都城，当时却是一座沉睡中的殖民城市，它位于众所周知的法属印度支那的红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二十年来，阮爱国的名字一直让他的同胞热血沸腾，也令法国殖民统治军官们害怕和憎恨。现在，他以一个全新的名字——胡志明对越南人民宣布，他是新国家的第一任主席。
那时，除了他的少数同仁，没有人知道胡志明这个名字。听众中乃至整个国家，极少有人知道他之前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是1930年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如今他只是将自己说成是“一位为祖国长期服务的爱国者”。在后来的25年里，越南人民乃至全世界都努力去评估和了解这个人。越南革命走到巴亭广场实属不易，其间经过了漫长的跋涉。自从1858年夏末，一个法国小舰队联合西班牙的小分遣队发动对岘港的突然袭击以来，越南就开始了卫国战争。岘港位于越南中部海岸，当时是一个中型商业海港。法国这次对岘港的袭击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几十年前，法国人贪婪的眼光就瞄向了越南：传教士要去那里要解救灵魂；商人要在全世界开拓新的消费市场，要寻找通向富庶中国的水上航线；政治家则坚信只有在亚洲建立殖民地才能稳固法国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19世纪中期，法国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在越南谋得一个立足之地，他们交给在岘港以北五十英里外当时越南封建王朝首府顺化（Huế）的官员们一个任务，让他们努力说服越南皇帝实行开放政策，以便法国实施其影响力。后谈判受阻，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政府才决定诉诸武力。
这个被法国舰队袭击的国家对战争及外敌入侵并不陌生。事实上，亚洲鲜有人民象越南人民为国家独立而进行如此艰苦而持久的抗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为抵制来自北部邻国的扩张倾向，长时间以来它一直频繁地进行着痛苦的抗争。在公元前二世纪，当罗马共和国还依旧在襁褓之时，中国就征服了越南地区，并对其实施了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全面同化。尽管越南在公元十世纪独立了，但一直与中国王朝保持藩属关系，所以中国的帝王在几百年之后才接受越南独立的现实。
与中国长期的藩属关系，对越南影响深远。一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学、艺术、音乐、宗教和哲学，甚至汉字都深深地植根到越南的土壤里。结果产生了一个“儒化”了的越南。在旁观者看来，一个未被教化的越南实际上变成了微型的中国，成了一个效仿强大而耀眼邻邦的一条“小龙”。越南统治者自己带头走出了这一步, 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处处显出一副天子的做派，不过这个天子没那么高大也没那么威严而已。越南统治阶级也逐渐按照中国科举选拔官员体制建立了政权，他们（通常被称作官吏们）个个都要凭着自己的才能通过那些考查他们对儒学经典的掌握程度的极其困难的考试，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与中国一样，越南男子世代都接受着学习背诵儒家经典篇章的教育；女子则被严格的家长礼教制封闭在家庭的牢笼里，被教导做贤妻良母；而禁止谋求任何官职，事实上，几乎不许她们有任何从业的机会。
越南通向中国文化世界的道路大概算不上特别曲折，因为很大程度上，产生中国礼教文明所需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在越南也同样存在。和北部邻邦一样，越南社会基本以农业为主。在越南，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散落在蜿蜒流向北部湾的红河三角洲的小村庄里，以种植水稻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努力工作、放弃个人欲望而服从集体需要，以及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也需要一个训练有素的政府来维持灌溉系统和公路网；相对而言，对商业和制造业的需求就很小。尽管越南文化里的本土成分从未被根除过，但在旁观者看来，这个国家似乎就是它北部庞大邻邦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越南人好像心甘情愿吸收强大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在自治问题上执着坚定的人物。越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比如起义领袖二征夫人（在公元一世纪抵制中国的统治）[2]、黎利皇帝以及1400年后与明朝抗争的杰出谋士阮廌，这些人都与抵制中国主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严峻挑战面前而努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和甘愿保卫祖国、抵制外敌入侵的民族。
勿庸置疑，越南人民为求国家生存而战的长期影响之一就是产生了强大的武力传统，他们愿意使用武力来保卫国家的利益。公元939年越南从中国独立[3]，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它都自称“大越”, 并开始了与南部商业邻国占婆国的长期的冲突。最终越南人占居上风，并于十三世纪开始，沿海岸线向南进军。到十七世纪，消灭了占婆国，大越的领土也扩展到泰国湾上的金瓯半岛。越南南部的很多居民都是以前的士兵，他们向南移民在湄公河三角洲肥沃的土地上，建成了新的水稻种植区。“大越”也变成了东南亚地区一个强国。在与邻国统治者的关系上，越南统治者不仅以一个国王而且以一个皇帝自居。
但是国家获得武力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地域扩张导致了文化和政治上日趋严重的分歧。在红河三角洲中心省份的人一直保持传统观念，而南部新占领区的定居者的观点比较独立。两百多年间，这个国家的南北统治家族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十九世纪初，在南部统治家族的一个后裔阮福映的领导下帝国重新统一。阮福映采用的王号为嘉隆。起初，新的阮王朝打算对这些国内纷争置之不理，但到十九世纪中期，各地割据现象日趋严重，同时经济问题逐渐增多，比如耕地日益集中到富人的手中，而且因顺化帝国政权的领导不力而日趋恶化。
越南国内战争时期也正是东南亚历史上比较动荡的时期。那时随着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远航，来自欧洲的舰队接踵而至。他们逡巡于南中国海和泰国湾的海岸线上，搜寻香料、矿产和需要拯救的异教灵魂。在欧洲人中，法国人对这片土地最感兴趣。当劲敌英国开始巩固他们对印度和缅甸的统治时，法国领导者将他们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越南。
1853年阮朝第三个皇帝去世，越南政权过渡到新一任统治者嗣德的手中，他年轻，缺乏经验。他登基之初，正是越南独立几百年来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威胁之时，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人民的不幸，他不得不身负重任。嗣德是一个用心良苦且充满智慧的人，但他的性格优柔寡断，而且疾病缠身。1858年夏，当法国军队登陆岘港时，嗣德的第一反应就是抵抗。他十分不屑地拒绝了法国提出的谈判请求，而且集结了皇家军队，大举攻入法国在市郊防御工事。当时在这个地区游说的法国传教士曾向法国指挥官、舰队司令查尔斯.利高.德.葛诺伊（Admiral Charles Rigautlt de Genouilly）保证，当地反对皇权的起义即将发生，但这终究没有成为现实。起初这个舰队司令还在等待他的对手，但当霍乱开始消弱他的队伍时，他决定抛弃这个城市去稍南一点的地区寻找更易攻下的地方。1859年初，法军在西贡再次发起进攻。西贡是湄公河三角洲以北数英里外的一条小河边的新兴商业小港。这个地区的皇家军队打算反攻，但是他们落后的武器实在无法与入侵者抗衡。两周后，越南人的反抗失败了。
尽管这个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军队抵御侵略者，但南部的失败使他气馁。虽然有上谏者在朝廷请求他做出继续反抗的决定，嗣德还是决定讲和。1862年，他同意将湄公河三角洲的三个省份割让给法军，它们连同几年后另外三个省份一起成为法国在交趾支那的殖民地。第一轮较量巴黎取胜。头几年，顺化王朝还勉强支撑着独立局面。后来，法军在19世纪80年代初继续他们的步伐，对河内的城堡发起进攻并占领红河三角洲几个重要城市时，朝廷似乎瘫痪了。病重的嗣德在法军新一轮的进攻之前去世。在接下来的政权危机中，朝廷分裂成几个对立的派系。后来的几个月里，几个新的统治者相继被推上王位而又迅速接二连三地被废除，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孩子。最后，王权由有影响力的摄政王孙室说夺取，他将咸宜帝推上王位，希望能继续抵制外侵。在越南的请求下，中国的清王朝派出皇家军援助自己的属国，但是越南军队最终没能取胜。1885年中国撤出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协议，结束了与越南长期的藩属关系。在顺化，一个更加顺从的皇帝被推上了皇位，替代了年轻的咸宜帝。咸宜帝则与他富于反抗的谋士孙室说逃入了内陆的深山里继续他们的战斗。而此时，占据朝廷势力的求和派则与法国签署了一项新协议，承认法国在越南剩下的所有疆域的政治统治。法军将他们新的属地命名为东京（包括红河三角洲的省份和周围的群山）和安南（包括至南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沿海省份）保护国。在安南，法军允许傀儡国王和他的官僚阶层维持他们曾经威严统治如今却支离破碎的残留政权。实际上，此时越南已经完全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属国。
法国对越南的征服是欧洲扩张进程的一个体现。这种扩张开始于拿破仑战争之后，十九世纪后期发达的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扩张开始加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拼命寻求廉价原材料及消费市场，他们借助武力在所有地区建立他们的势力。到十九世纪末，除了暹罗王国（泰国旧称），所有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殖民统治之中。
朝廷的投降并没有磨灭越南人对自由的向往。几百年间，越南对中国的反抗在其上层社会造就了忠君爱国的传统。不少军官和平民都拒绝接受朝廷向强敌投降的决定，并打算组织当地的武装力量企图复辟咸宜帝政权。在河静省，沿安南中部海岸，文官潘廷逢开展了一次勤王运动，要将法军赶出自己的国家。当他幼时就相识的朋友黄高启规谏他适应新形势，放弃这种无用的努力，避免无益的流血时，他以一种节操高尚的儒家爱国者的高傲语调回答道：“然弟退而思之，我国千百年来，地不广、兵不强、财不富，所是以立国家，君臣父子五伦而已。汉唐宋元明屡欲郡县其地，终不可得。 夫他之与我，地则相连，力则万倍，而终不可以为强者，实无他，南国山河，截然天分。”
然而，由于两个人同时称王，这令一向忠于君主的越南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是应该支持得到法国人扶持并在顺化即位的同庆帝呢还是应该响应被废黜的咸宜帝？后者隐居山林，号召那些爱国人士支持他，掀起一股勤王运动。是斗争还是妥协？越南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之间进行痛苦抉择，为此为此产生的分歧长达半个多世纪。
义安省成为了反法运动的核心地区。义安位于南中国海和越老边界的长山山脉之间。这里土地狭长，有平静的海滩、紫色的山脉以及绿色的稻田和黑色的森林。这块土地看起来是如此美丽，但是这里的生活是异常残酷的。人们居住在海岸和山脉之间狭窄的土地上，他们之中90%是农民，靠种地为生。这里属热带季风气候，经年狂风暴雨的冲击，使得土壤稀薄而贫瘠。每到雨季，农民的庄稼都会受到极大破坏，有时甚至整块稻田都遭受雨水或海水淹没。灾难年年在，年年让农民绝望。
正是这恶劣的生存环境养育了顽强而具有反抗精神的义安人，使他们有了“义安野牛”的称号。在越南历史上，义安省出现了不少抗击外侵或反抗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杰出人物。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它成为了反法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潘廷逢的勤王运动中就有不少义安人为之献身。
金莲乡属于南坛县，南坛县位于距离省会荣市以西仅10英里左右的葛河北岸，处于义安省的中心地带。这里的土地大部分是平坦的，也有部分丘陵。平地上种水稻，山丘上种蔬菜。农民的屋前常种有丛生的掌叶树，既点缀风景，又能提供一片荫凉。因为这里人多地少，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养活人；因此村民们在房前屋后都种植香蕉、柑桔等果树和竹子等经济类草木来贴补生计的不足。
1863年，这里富裕的农户阮生王（有时候也称阮生任）的第二任妻子何氏希产下一个男婴，取名为阮生色。阮生王的头一个妻子在生下儿子阮生助几年后就过世了。阮生王为了抚养孩子，续娶了邻村一个农民的女儿何氏希。阮生色四岁时父母都过世了，是哥哥阮生助将他抚养长大的。两兄弟以耕种父亲留下的土地为生，生活异常艰难。雨季时，台风肆虐，土地被淹没，常常收成全无；而旱季时，由于雨水缺乏，水稻产量不高。所以，村子里的许多人不得不从事副业，比如木工、砌砖、编织或者金属工。但是这个地方素有尊重知识的传统。当地许多儒生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其中有些人以开私塾教授儒家经典来贴补家用。
最初，年轻的阮生色想从事学者职业的希望十分渺茫。虽然他们家族中有不少人曾经中过科举（这从刻在木简上的汉字家谱中可以查到），但是显然在最近的年代没人做过同样的事。同父异母的哥哥对书本知识毫无兴趣，但很明显他却渴望获得教育。每当早上牵着水牛从田间回来时，他都会在当地的儒家学者阮束茂所开办的学校前把水牛系好，然后在教室外听老师讲课。有空的时候，小小的他常在地上或柿子树叶上练习写汉字。
青少年时阮生色的学习热情在村中远近闻名，并且引起了来自邻乡黄畴乡儒家学者黄春堂的注意。那时，黄春堂常步行通过泥泞的小路来金莲拜访他的朋友王束茂。他注意到，当别的伙伴在田间玩耍时，而阿色却在牛背上看书。他立即与阿色的哥哥商量，表示自愿抚养这个男孩，而且让在他自己家里开办的学堂中接受教育。哥哥同意了。1878年，当阿色15岁时，他搬到黄畴乡，在养父兼资助者黄春堂帮助下开始了在儒家学堂的正式学习。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很平常，贫农若生有聪明的孩子，常有富裕的亲戚或邻居资助他们到学校接受教育。一旦受助者在在学业和仕途上有所成就，那些亲戚或邻居都会以此为荣。
象许多当地的其他学者一样，黄春堂既是老师又是农民。黄氏家族起初在红河三角洲东南方的海兴省，那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地。在十五世纪搬到义安省后，黄春堂的父辈们保持了做学问的传统。他父亲是秀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
当黄春堂在他家小房子里的两个厢房教书的时候，他妻子阮氏双和两个女儿黄氏銮、黄氏安则以种地用来贴补家用。与所有私塾家庭中的女人一样，他们家的女性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越南封建社会自十五世纪后儒家思想逐渐步入鼎盛时期。统治阶级采取中国儒家传统教育，认为读书做官是男人的事；女人则以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为本分，妇女的地位低下；在家庭中，妻子要受丈夫支配；已婚夫妇只有男子拥有财产权，若妻子不育还享有纳妾的自由。但并非每时每地都如此，其实，比较而言，那时的越南妇女比中国妇女拥有更多的合法权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阮氏双和她的女儿们由于掌握一点文学知识，比她们的大部分邻居的景况要好些。阮氏双的娘家也有做学问的传统，她父亲就曾经中举。作为学者之妻，她在当地备受尊敬和羡慕。然而在许多方面，她和女儿们的生活与贫穷的邻居毫无区别，都是整日不辞辛劳地在阳光曝晒的水田里劳作，直到收割完庄稼。
在这样的农间环境下，阿色渐渐长大成人。他很快适应了学习，后来还爱上了老师家可爱的大女儿黄氏銮。尽管阮氏双起初因为是阿色孤儿，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他；但是最终全家还是答应为他们准备一场婚礼。婚礼在1883举行。老师在自己家附近新盖了三间茅草屋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养子兼女婿。在那茅草屋不远的地方，还有一间用于男性祭祀祖先的屋子。新房干净舒适，前面是堂屋，后面是厨房，另外一间外屋是阿色的书房。这个家庭比起村庄里的大部分家庭相对富裕，但是还是没有雇佣劳力来帮助耕种水田和小菜园。在接下来的七年里，阿色继续他的学业，黄氏銮则抚养他们的三个孩子——生于1884年的女儿阮氏清，生于1888年的儿子阮生谦以及生于1890年5月的次子阮生鲲，阮生鲲就是后来著名的胡志明（在越南，儿童一般在出生时都会取一个奶名，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会根据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取一个新的名字）
胡志明的父母：阮生色和黄氏銮
当阮生色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按照惯例，他妻子照管水田和抚养孩子。根据同代人的回忆，黄氏銮既有勤劳顾家的传统优良品格，也有学习天赋及强烈的求知欲。她对越南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且经常用传统的民歌或者朗读阮攸的著名诗体小说《翘传》中的部分章节哄孩子们睡觉。
1891年，阮生色到荣市省参加选拔秀才的科举考试，可惜落榜。但他并不气馁，回到家中，他继续学习，并在家中给当地孩子讲课来养活全家。1893年，他岳父去世，加上家庭的开支负担，阿色被迫推迟了再次参加考试的准备。阮生鲲在温馨的环境中成长，当姐姐能帮忙干一些家务活的时候，小阮生鲲时常是在田间或者在父亲的学校里玩耍。晚上睡觉前，他的外婆还会给他讲当地的英雄故事。阿鲲很聪明且充满了好奇心，他很快就学到了不少知识。
1894年5月，阿色二度参加了在荣市的乡试并且中举，这是一个比秀才要高的等级，相当于文学学士学位。对于一个地方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成就，因此当阿色返回黄畴乡村时，当地政府奖赏给了他一小块土地。由于他仅有妻子出嫁时作为部分嫁妆的3亩稻田，因此他接受了。但是他拒绝了为他祝贺的一个奢侈的宴会，而情愿把牛肉分给贫穷的村民。
一般人中举之后，大都愿意在朝廷中拥有一个光耀门楣的职位；但是阮生色却更愿意当一个仅有中等收入的地方教育顾问，为的是能继续自己的学习。妻子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十分支持他的选择，且继续以种地来帮他养家。
1895年的春天，阮生色到顺化参加会试，这是儒家教育系统中最高级别的考试。他落榜了，但为了再次准备进入国子监的考试，他决定留在这个城市。阿色无力支付他的学费、住宿费和膳食费，但幸运的是学校为困难学生提供少量助学金，阿色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该项助学金。他很快返回义安把妻子和两个儿子接到顺化，希望妻子能在顺化找一些工作补贴家用。
那时，从义安省会荣市到顺化的旅程很危险。走陆路既要穿过密林又要翻过盗匪出没的大山，大概要花一个月。相对来说，海上旅程比较舒适和快捷，但是对阮生色这样贫穷的村民来说，轮船花费根本承担不起。全家决定步行，为了防范盗匪和野兽，他们和别人结伴而行，每天至多步行30公里。因为腿短，5岁的阿鲲发现跟上大家很困难，因此他的父亲有时候背他，给他讲述许多的神话和越南的英雄人物故事。
顺化，即历史上的富春，这里曾是在南北纷争两百年间割据国家南半部的阮主的指挥部。1802年建立阮朝后，嘉隆皇帝决定将都城从红河三角洲的河内迁至顺化，以此表明自己重新统一全国的决心。顺化是坐落在两大主要河域三角洲中间的香江沿岸的一个小市镇，在变成朝廷所在地之后，它已经是当地的一个行政中心，但是比起从前的首都河内来说，它的地域面积要小，且人口可能只有不到1万。
到达顺化后，由于旅途劳累，一家人在一个朋友家中暂时安顿下来。但是最后全家还是搬到了香江北岸梅叔鸾大街的一个小公寓，那地方离皇城东墙不远。国子监位于南岸，在城西7公里处。但是阿色很少去上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学习。空闲时，他给儿子和地方官员的孩子们讲授儒家经典著作。出于对儒家教育的强烈崇拜，他对自己的儿子要求更严，告诫他们要努力学习，并对他们的书法进行严格要求。据邻居们说，小鲲很早就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和哥哥一起观看国家军队的军事训练，并且试图偷偷溜进皇城去看个清楚。当他在某一个场合观察到皇室队伍离开皇宫的仪式后，他回家问母亲皇帝是否碰伤了腿。当母亲问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说他刚才看到皇帝被人用轿子抬着。
1898年，阿色在第二次会试失败，他决定接受在城东的杨努村的一个学校的邀请，去当一名老师。他的妻子黄氏銮仍然在顺化的公寓里通过织布和给别人洗衣来补贴家里的临时开支。阿色所在的学校是由一个当地富裕的农场主所建立，那个农场主允许阿色的儿子们来读书。很明显，那个时候男孩子们接触到的都是中文的儒家经典著作。
本文受权译自威廉J·杜伊克尔 《胡志明传》（William J·Duiker, Ho Chi Minh, a life）
[1] 译者注：位于今天河内市36古街的横街（Hàng Ngang）第48号。
[2] 译者注：二征夫人的事迹发生在东汉时期，彼时越南地区是中国的郡县交趾郡。
[3] 译者注；多数学者认为968年越南丁朝的建立才是越南真正脱离中国走向独立建国，在这之前，吴权乘唐末五代十国后期于939年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但不久越南就陷入十二使君大乱，所以并没有稳定下来。越南也把丁朝的第一个皇帝称为“丁先皇”，如今河内市中心还剑湖边就有“丁先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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