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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本报先后刊载了韩东屏教授的文章《历史是被什么决定的》和孙力教授的商榷文章《历史是被制度决定的吗》，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本期刊发上海社会科学院樊卫国研究员的文章，以进一步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社会追求什么，制度背后还蕴含着什么。
原文：《制度背后还有什么》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樊卫国
历史走向不是由制度决定的
韩东屏
人类历史在当下的走向当然就是由制度决定的。
樊卫国
制度作为人活动的一种约束条件，并不具决定性。
韩东屏教授文章（以下简称韩文）的论证逻辑为：人是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制度具有最强的社会赏罚功能，多数人会选择按制度化社会赏罚导向行事而不是相反。制度通过赏罚机制规制人的活动方式、活动方向，由此决定历史的走向。韩文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制度的赏罚功能是韩文的立论基础。笔者认为，韩文放大了制度的赏罚功能，并作了简单的推导。
人的活动有各种属性，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但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的经济活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个制度影响人的正常的生存、生活，那么这个制度即使有再强的赏罚功能，也不能规制和阻止人的生存活动。
一般而言，制度的赏罚均有相当的执行成本，其执行的力度和广度与执行者的能力、财力相关，是执政者统治或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形式而已，其实质是一种利益博弈和价值选择，其功能和绩效不可无限放大。一个制度能否真正地得以贯彻执行，主要在于其与大多数人能否达成共识，是否体现社会正义，是否合理有效，而非赏罚机制。赏罚机制的利益诱导只是起到助推作用。
制度的赏罚主要针对极端事件、个别事情，起到警示或示范作用。如果一个制度需要对大多数人进行处罚或奖励方能执行的话，那么，这个制度一定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的，难以持续。赏罚机制难以规制人们的基本社会活动，其一，制度不可能覆盖人的所有活动，其二，制度的赏罚导向与人的价值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人的活动不可能真正受制于赏罚。
遵守制度是社会成员的应尽义务，一般不会奖赏，所以，赏罚机制主要是处罚机制。处罚机制约束的是人们不能做什么，而非鼓励人们做什么。历史的变革主要在于人们做了什么，而非不做什么。历史变革往往是对旧制度的突破，如果说大多数人做什么可以改变历史走向，那么既有制度的赏罚功能恰恰制止了大多数人的积极作为。
制度作为人活动的一种约束条件，它与利益、理念等共同约束人的活动，而非唯一因素；与其他两种因素比较，并不更具决定性。许多人因利益、理念的不同，对制度采取不同的迎违态度。
即使多数人因为实际利益得失而选择按制度行事，也难以由此推导出制度决定历史的走向。在同一制度条件下，由于不同人群的不同立场和价值观念，人们的活动方式、活动方向并不一致。历史的走向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合力取决于总体力量的对比，而非人数的多寡。
“生产力决定论”的局限性
韩教授提出“制度决定论”，我想并非他不懂或误解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是另有想法；为何有想法？以笔者揣测恐怕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解释力有质疑。确实，“生产力决定论”难以解释不少历史现象。笔者以西方工业社会兴起为例来解析一些问题。
工业社会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持该观点论者认为，工业革命的机器大生产瓦解了自然经济，引起了生产要素的解放和市场化，导致了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新生产力的形成是引起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符合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的直觉，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所以，在中外理论界一直处于正统的地位，直到今天仍为许多人服膺。
西方的工业革命的确使世界的物质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工业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人们的回答自然是：由于科技发明。从人类思维创造的规律和科技发展史上看，科学发明是偶然的、随机的。那么，为什么在工业革命时期会如此集中地出现一系列科学发明，而且其中相当多的发明不是来自科学家，而是来自工匠、经营者、牧师和庄园主等人？
催化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社会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的原因是什么？
如同辨析物质的基本结构一样，工业革命是经济形态变革的“分子结构”，在它的内里还有更基本的结构成分。近数十年来许多历史学、经济学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不少极有价值的论点。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以美国的道格拉斯·C.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结构—制度变革论”。他们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仅是经济增长的表现。
16世纪荷兰率先建立了资本市场组织而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最大的贸易中心。随后英国效仿了荷兰的制度，并在17世纪中叶产生了鼓励创新的第一个专利法和土地法，股份公司制度、保险公司、证券市场和银行等财产、金融制度创新也纷纷出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为经济高效率和市场化发展提供了社会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认为，高效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织才是西方工业社会兴起的根源。
从诺斯等人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工业革命是新型市场经济社会化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社会化早于工业革命，即在工业革命之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形成了。这种新的经济形态是以一系列财产权利制度表现出来的。至此，笔者认为问题并没有结束。
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产权制度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新的财产权利制度是新的经济运作规律内在要求的制度化体现，是新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经济运动如何推动产权制度的变革？
那么，是怎样的经济运动推动了产权制度的变革？这种经济运动又是怎样形成新的运作形态的呢？
西方近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系统，它的兴起是各项因素综合的结果，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科技的等多种因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因素起不同作用。新产权制度等的建立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因素，它形成了市场活动的“游戏规则”；工业革命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因素，它改变了近代经济的技术形态。但这两个似乎都不是近代经济的初发因素，初发因素应是来自经济运动自身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个初发因素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海外市场扩大及其引起的贸易增长。”它不能单独导致事物的整个变化，但它是“风起青萍”似的原因，没有它便没有后来“雄风大作”般的变化。
“海外市场扩大及其引起的贸易增长”，不是制度因素，也不是生产力变革，但它是经济因素。与它相关最早的变革不是生产力进步，而是制度创新。后者引导了前者，这里制度更具决定性。
深层次形塑社会“相貌”的因素
孙力
制度受制于生产力发展边界，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
樊卫国
社会主义大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种现象，生产力决定论显然无法解释。
不同的社会制度构建和形塑了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制度是如何被选择的呢？比制度更深刻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除此以外，制度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呢？孙力教授认为，制度受制于生产力发展边界，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大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种现象，生产力决定论显然无法解释。
制度与生产方式，谁制约谁，不同的历史中蕴含着不同的逻辑关系。
李约瑟之谜
中国隋唐两宋至明中叶，生产力水平远高于西方，但为何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却是欧美？由此形成了史学界的“李约瑟之谜”。尽管学界有不同的解释，但多数观点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制度。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对于历史变迁哪个更深刻？客观地讲，经济因素更基本、更重要。但深刻的因素在历史变革时并非一定起决定性作用，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力量。经济因素与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不可予以简单评判。
决定历史走向的因素，不仅有生产方式，还有另一些深刻的东西，不然为何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同一个民族有不同的制度形态。生产方式与一个国家、社会的制度形态是否存在着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恐怕没有如此简单，否则就成了机械唯物论。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外，制约历史形态和走向的，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因素。
人类社会在大致解决了温饱后，物质生活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制约关系松弛了，在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上，人们的制度选择的空间被释放出来，可以根据人的意愿更自由地选择制度。在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如今世界最全球化的往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各国各民族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走向，生产方式十分重要，民族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亦十分重要。历史的走向仍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的话没有过时。
近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大的变化，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方式从机器生产到如今的知识经济、人工智能，有了极大改变。
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长盛不衰，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两类不同的实现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的经典论断并没有穷尽真理。
历史发展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社会追求什么？制度背后还蕴含着什么？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1期第五版，文章有删减，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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