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系列08】
前面叙述到同盟会成立，这一篇小文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放回到宋教仁身上。
宋教仁自1904年抵达日本之后，一直过的是相当紧凑的生活。才来日本20天，他就排除万难，在人手和资金都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力主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他后来在日记中回忆说：“回思余初至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时，赞成者甚寥寥，反对者到处皆是。……经几次波折，几多之变换，始克出报。其艰难之境，及余当时之苦心孤诣，实不堪感慨系之矣。”
但是，《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办的成功，也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孙文来到日本时，主要拜会的两个人物，就是他和黄兴，可见斯时年轻的宋教仁已在革命圈子中确立其骨干地位。
除了参与革命活动，宋教仁在日本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学习之上。
当时流亡到日本的这些年青的革命党人，首当其冲的一只“拦路虎”，或许要算是语言问题。
同为华兴会骨干的青年畅销书作家陈天华，就因为语言不通，颇吃“苦头”。
陈天华长于文墨，但拙于言辞。与陈天华同时去日本，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的石陶钧回忆：“他因口吃，半年还不能说一句倭话。也正因如此，他的工作全用在写《敬告湖南人》、《混沌图》、《猛回头》一类的小册子上……”
宫崎寅藏叙及陈天华时则这样说：“我们曾多次见面并一起喝酒，但是，他寡言少语，再加上语言不通，终于很少交谈，在‘干杯干杯’之间领会万事，就这样一直到永远别离了的时候。”
相较之下，语言问题对于宋教仁的困扰，就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宋教仁善交际，语言天分也很高，到日本不足一年，已能颇为流畅地与日人交流，阅读日文报刊更不在话下，他甚至还独立翻译了大量的宪法制度类日文资料，如各数万字的《英国制度要览》和《美国制度概要》。
留日期间，宋教仁进入过两所日本大学读书：一为法政大学，读的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法政速成科，时在1905年6月至1906年初；一为早稻田大学，读的是留学生部预科班，入学时间为1906年2月1日，化名“宋鍊”，并取得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
在这两所学校，宋教仁学到了初步的法律和宪政方面的知识。
课余，宋教仁更是广泛阅读各类书刊、杂志。据他日记所载，尽管经济上颇为拮据，两年间他依然购买了200多册各类图书，订阅报刊杂志49种。由此可以推知，宋教仁平日阅读之多，用功之勤。
1906年8月下旬，由于过度用功，致使他竟不幸患上了脑神经衰弱症，不得不住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