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五岭以南的古国—南越国的故事》，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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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攻百越的统一之战
公元前218年，在统一六国仅三年后，五十万秦军跨越五岭，向楚国以南的岭南百越大地发起了统一大战。百越族顽强抵抗，不断骚扰秦军的补给线，同时发动起各部落联盟，在密林深处伏击了秦军，统帅屠睢被杀，秦军流血漂橹，战争陷入困境和僵局。
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秦军在百越之地还是遭遇了滑铁卢
自统一以来，秦军未尝遭遇如此大败，秦始皇震怒，追问失败原因，自然是补给不畅，兵力不足之类的客观理由，再有就是已战死疆场的屠睢轻兵冒进。统一后的秦王朝已经据有全中原之力，秦始皇不会善罢甘休，路不通修路，兵不够派兵，将不行换将，于是，任嚣赵佗被任命为新的统帅，监御史禄被任命为灵渠修建总管，打通中原到岭南的水路交通喉结-灵渠古运河。
岭南三郡范围推断图
有必要先补充一下秦朝的地方官制。秦朝的郡县通常设立守、尉、监御史三种官员。郡守管理政事，郡尉管理军事，郡监御史负责监督官员的权力，同时还有推荐人才、代理政事或领兵打仗等临时任务。郡守、郡尉、监御史三种类型的官员实际上体现了军政分离、权力监督和干部储备等一系列的因素，在两千多年前就体现出划时代的先进性。当然，三权分立的弊端也是明显的，权力的分散和相互制约造成效率的低下，只有在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前提下，才便于采用。后来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便在岭南三郡只设置了一名南海尉来统领军政大权，便于在新征服地区实行高度集权的军管状态，可惜在结束军管之前，秦王朝就遭遇了灭顶之灾，南海尉任嚣和心腹赵佗对秦王朝没有什么血浓于水的感情，干脆划山而治建立南越国，当了岭南的土霸王，此为后话，本节不表。
灵渠全景图
经历大败后，秦军在漓江的美丽山水边驻扎下来，舔舐伤口，恢复气力。一边新任主帅任嚣赵佗率领新到之军日夜枕戈待旦，加强操练，三年不敢解甲，另一边在监御史禄的带领下，数万秦人开始在今粤桂交界广西兴安县老城区，越城岭以南的丘陵地带，开凿伟大的灵渠。
秦人开发治水的经验悠久而丰富，早在灵渠开凿四十年前的秦昭襄王时期，即委派当时的蜀郡太守韩国人李冰，开凿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的建成，让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都江堰的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的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做“揃山”，而当时都江堰周围主要居住的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所以都江堰在秦建造初期就叫做“揃堋”。都江堰所筑在的河流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经的四川盆地为多雨地区，岷江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都江堰以上为岷江上游，都江堰至乐山段为中游，流经成都平原地区，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河网一起组成都江堰灌区。岷江有大小支流90余条，主要水源来自山势险峻的右岸，雨量主要集中在雨季，故岷江之水涨落迅猛，水势湍急。
都江堰全景图
岷江出岷山山脉，从岷江出山口玉垒山，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离成都50公里，落差竟达273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险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古蜀国时期，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了一条人工河道，分岷江水流入沱江，以除水害。鳌灵时期，也有开凿一定基础水利设施，详情不明。
都江堰工程示意图
公元前300年（秦惠文王40年），惠文王赢驷派大将司马错平定蜀国，建立蜀郡。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51年，昭襄王派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郡郡守。李冰上任后，主要工作就是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发动蜀郡民众，建成了都江堰。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李冰父子邀请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进行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火药，李冰便采用上古时期的老办法，以火烧石再浇冷水使岩石快速热胀冷缩而爆裂，最后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做“离堆”。
都江堰宝瓶口
之所以要修宝瓶口，是因为只有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流向东边，才可以减少西边江水的流量，这是治水患的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水引水工程完成后，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李冰决定在岷江中进一步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由于分水堰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
鱼嘴的建成将岷江上游来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东边称为内江，流入宝瓶口。外江宽而浅，内江窄而深，这样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六成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生活用水；而当洪水来袭时，由于水位较高，大部分江水从江面宽阔的外江排走，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四六分水”。
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防止内江在风水期间遭到较大水量的冲击。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近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名“飞沙堰”。
飞沙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堰顶做到比较合适的高度，起一种调节水量的作用。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至于太大。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涡旋，由于离心作用，泥沙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因此还可以有效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堆积。
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还命人雕刻了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
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这一历史工程。都江堰将青藏高原上汹涌而下的大江改造为成都平原的灌溉良水，造福了两千多年来的四川百姓，同时代也积累了丰富的治水设置建造经验，为四十余年后修建通往岭南的灵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珠江水系示意图，珠江水就是岭南古代的高速公路，灵渠就位于漓江上游
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为了改变岭南战局的困境，秦始皇下令在今广西全州兴安县境内开凿灵渠。也有考证认为是在更早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战争开始前一年。无论哪一个时间更准确，开凿灵渠这么个大事不是拍个脑袋就能干的，必然需要前期大量的调查研究，可以理解为勘测、设计阶段从公元前219年起，施工阶段从公元前217年起。
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古运河灵渠
众多周知，中国南方两大水系长江和珠江，各自的支流枝根错节，古人由于生产力低下，修建地面道路代价巨大，而为了交通便利，更注重水路的勘探和开发。由珠江水系图可见，错综复杂的水系实际上扮演了古代铁路大动脉的角色。
灵渠在湘桂交界，越城岭和萌渚岭之间的丘陵地带
公元前214年的广西越城岭，经过长期的勘测，古人从长江的众多支流中，发现一条重要支流湘江，其源头之一就在零陵郡海阳山，即今广西兴安县境内的海阳山北麓的海洋河。而南方大河珠江的主要支流有东江、北江和西江。其中西江的上游为漓水（即今天的漓江），漓水的上游源于广西境内的猫儿山南麓，往南流经广西兴安县榕江镇，与灵河交汇而成漓水。
灵河有一条支流名为始安水，要流经兴安县境内的铁炉村而注入灵河。秦人经过勘测，发现铁炉村一带距离湘江上游的海洋河仅仅三里，水位高差也不大（今天的勘测精度为仅仅6米），两地之间的分水岭高差不大，具备开凿运河的可行性。
灵渠工程的总体示意图
秦始皇派监御史禄负责这一伟大工程，灵渠工程总长度达34公里，充分利用了海洋河、始安水、灵河及大榕江等天然河流，重点开凿了联通始安水与海洋河的人工河道。同时，对海洋河故道进行了改进，以便抬高水位，让海洋河上游来水，从灵渠主体工程铧嘴分为两股，分别注入灵渠的南北两渠，而达到沟通海洋河与灵河的目的。
灵渠的主体堤坝包括铧嘴和大小天平，作用是分离上游来水，同时将湘江故道改造为泄洪湖。由于湘江故道，也就是海洋河故道与南渠的高度差并不大，枯水期将无水可用，因此必须重新开凿南渠和北渠。
灵渠工程的设计非常巧妙，为了减缓流速并解决丰水和枯水期问题，秦人开凿北渠约3.25公里，自铧嘴起至高塘村汇入湘江故道，其目的是减缓北渠流速。南渠则分为四段，全长33.15公里。第一二段的4.1公里完全重新开凿并筑有秦堤，接受海洋河上游的三分来水以控制流速，第三第四段借助原有天然小河拓宽，称为灵河，灵河最终汇入大榕江再汇入漓水。
灵渠工程中需要重新开挖的工作量约7.35公里，另有改造天然河流的工程量约26.65公里，史禄率军约用时三年完成了这一工程量。从此秦军援军和后勤物资可以从湘江下游甚至长江的港口上船，逆流而上至海洋河到达铧嘴，再转入南渠顺流而下至灵河、漓水、西江和珠江，直至珠江出海口不远的番禺城。全程水运，物资和人员无需下船，节约了大量的损耗。
陡门，或称斗门，是在南、北渠上用于壅高水位，蓄水通航，具有船闸作用的建筑物。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陡门最早出现于唐宝历元年（825年），到唐咸通九年（868年）重修时，已有陡门18座。宋嘉祐三年（1058年），达到36座，为有记载以来最多的。经过历次增建及废弃，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陡门数仍有35座。解放后，据1975年调查，历史文献中先后有记载的陡门共37座，其中南渠32座，北渠5座，保存完整或大体完整的有13座，加上1977年重建的北陡，共14座；其余仅残存有几块条石，或下部尚有基石，可判断该处原曾设有陡门，但多数已无遗迹。
灵渠修建工程示意图
从现存的陡门看，其结构是：两岸的导墙采用浆砌条石，两边墩台高1.5～2米，形状有半圆、半椭圆、圆角方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扇形等，以半圆形的为多。陡门的过水宽度5.5～5.9米，设陡距离近的约60米，远的2公里。塞陡工具由陡杠、杩槎（俗称马脚）、水拼、陡簟（陡杠，包括面杠、底杠和小陡杠，均系粗木棒；杩槎，由3条木棒做成的三角架；水拼，竹篾编成的竹垫；陡簟，即竹席）等组成。关陡时，先将小陡杠的下端插入陡门一侧海漫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另一侧石墩的槽口中；再以底杠的一端置于墩台的鱼嘴上，另一端架在小陡杠下端；再架上面杠。然后将杩槎置于陡杠上，再铺水拼、陡簟，即堵塞了陡门。水位增高过船时，将小陡杠敲出槽口，堵陡各物即借水力自行打开。由于有了陡门这种设施，故能使灵渠能浮舟过岭，成为古代一大奇观。正如《徐霞客游记》中所载：“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可见其作用。
水涵，又称田涵、渠眼，或称塘孔。设于堤内，块石砌筑，用于放水灌溉。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严震直修渠时，建有灌田水涵24处。解放后，由于灌溉渠道陆续建成，除引水入灌溉渠道的进水闸外，其余水涵多已堵塞。迄今，南渠大湾陡以上尚有7处，北渠有2处。
堰坝是建筑在渠道里的一种栏河蓄水、引流入沟灌田、或积水推动筒车的设施。现今能见到堰坝有两种：一种是由石块砌成的半圆形堰坝，与石砌陡门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塞陡用的是陡杠、陡筚，而塞堰用7块长约5米，宽约0.3米的扁平方木作为闸板开关。这种堰坝很少，南渠有2座：一在霞云桥附近今公路下边，一在十五陡与十六陡之间，即今兴安农药厂附近。这种堰坝没有引水沟，一般用法是，关堰时把渠水堵住，提高水位，以便龙骨水车提取渠水灌田。另一种堰坝，多建在河面较宽的渠道中，自赵家堰以下共有32座。它的结构，一般都用长木桩密排深钉，框架里堆砌鹅卵石，砌成高3～4米的斜面滚水堤坝。较简单的，不用大小框架，而是用竹篓囊石，横亘江面，再用长木桩排列竹篓两边，密密钉固。堰坝上开有堰门，以便船舶往来。门有大松木桩4条分别竖在两侧，每边的两条又用横木串连，并与其它框架相接，以便稳固。堰门宽4～5米，一般都用直径约0.3米，长5～6米的大松木作堰杠，用来关堰门。在南渠32座堰坝中，堵水入沟，直接灌溉稻田的有下营村沟，江西坪村旁的堰沟，画眉塘村旁的黄埔堰，芋苗村附近的横头堰等。
灵渠上的大小分水天平
秦堤指从南陡口到兴安城区上水门街口灵渠和湘江故道之间约2公里长的堤岸。民国时就定名为秦堤风景区。秦堤风景区大体可分为3段。最初的一段由南陡口起至飞来石止，堤岸顶面较宽，一般都在5至10米之间，高出水面1米以下；自飞来石至泄水天平一段，堤岸临近湘江的石堤高悬水际，危如累卵，渗漏特别多，最易崩塌，称为“险工”，现用水泥巨石砌筑，堵塞了渗漏之处，堤基已经稳固；由泄水天平至上水门口，堤顶一般宽约3米，底宽7米，高约2.5米，这段渠堤，原来只有巨石砌筑临河一面，现已不断修整加固，两面均用巨石砌筑，并以水泥铺路，在堤南对岸近几年来劈山筑成水泥公路。广义的秦堤，是指从南陡口至大湾陡止，全长为3.25公里。从接龙桥至大湾陡一段，秦堤两边都用条石砌筑，宽为2米，高为1.5米。现保存完好。
灵渠建成后，历朝历代都对其进行了维护和修缮，时至今日，随着铁路、公路 和航空运输的发达，灵渠已逐渐失去交通运输的功能，而成为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文化景点，留给后人凭吊和无限遐想。
合辑百越的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官员们
修通南北水系是中国古人的一大创举。修建于两千多年前的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水路成为古代的高速公路。时至今日，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仍在以改天换日的热情，打通中华大地上的水系，只是这一次的挑战更为艰巨，水路不再是交通运输的功能，而承担了改造气候、调节地区水资源平衡的伟大意义。灵渠沟通两大水系，使得中原和岭南的交通可以用最便利的方式通达，从此在灵渠顺通下的珠江水系沿线，再与中原大地密不可分。中原文化对岭南大地的影响力，通过灵渠这条血管完成，灵渠的作用是输血管，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是中原和岭南紧密相连的纽带。灵渠建成后，秦始皇下令调集了大量的兵力粮草和物资，集结到岭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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