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８日，胡适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又劝他竞选总统， 他重申“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竞选。
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７０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他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袖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袖的力量”。他还说：“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２０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此事的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民国四十五年总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总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总统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 ”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总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来。”
１９５８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⑴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⑵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
为此，他先寄上２５００美金，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
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他想借此实现“学术独立”、“科学救国”的梦想。为此，胡适拟定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并成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等，呼吁海内外学人共同为发展台湾的科技贡献力量，这为日后台湾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适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 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到１９６０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总统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宪法，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为了蒋 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
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总统），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
胡适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民国）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１９６０年２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当局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宪法，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国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应该对蒋介石有所诤谏。但是最近胡适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为此，记者对胡适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以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会议期间，胡适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
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宪”了。
牛恒刚：2013年4月14日于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