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是清末邵阳乃至湖南的风云人物。石陶钧曾在《六虚六静室随笔》中这样评价樊锥：“民元以来，县中人才辈出，大抵君门下士或其私淑弟子。……君可谓邵阳一代宗师矣。”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樊锥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逝世的时间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樊锥逝世的时间，迄今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是1905年说。《湖湘文化通史》第4册（近代卷上）中介绍樊锥时，将其卒年定在1905年。此外互联网上的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的樊锥条目中，其卒年也是1905年。
二是1906年说。1962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印行《樊锥文集》，其中附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委托樊锥生前友好石建勋（1872-1948）所著《樊锥传略》。在这篇文章中，石建勋说，樊锥在广西因病重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冬返籍，丙午（1906年）春二月卒”。
三是1907年说。当时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邵阳人唐希抃（樊锥另一个弟子唐巘之侄）说，1907年，在广西桂林，“樊因筹办学堂，不胜繁剧，以致肺病复发”，“坚决要回邵阳。松坡先生不敢违命，遂请求亲自护送回籍。樊说：‘你现在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如何离得开，我想要毕春深(也是樊的学生)护送。他很细心，你们可以放心，不要为了我的病，误了你们的公事。'樊到家只几天就去世了。”
四是1908年说。原邵阳市政协副主席陈新宪在《邵阳樊锥》一文中说，樊锥卒于农历一九0八年三月十四日。虽然他对樊锥逝世时间讲得十分清楚，但他并未交待出处，也未进行论证，而且还有其他不同的表述。陈新宪对樊锥生病和去世的过程说得较为笼统，只是说：樊锥日本返国后，“讲学于湘桂之间，抵桂，应蔡锷之请，入其幕，蔡仍以师礼待之。不久，因病日益恶化，蔡资送回邵阳，寓城内就医，一九0八年春节后逝世”。在《辛亥革命前后邵阳二三事》一文中，陈新宪也说：“1907年樊患肺病日剧，蔡锷派专人资送返邵阳医治，次年春病逝于邵阳城内。”
由于各界对樊锥逝世的时间说法不一，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各有所本。《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湖南名人志》等工具书所辑樊锥条目以及罗海兵的《樊锥及其维新思想评述》、王继平的《简论樊锥》等文章中对樊锥的逝世时间均采用1906年。而尹树田、陈吉星《一代宗师樊锥》，汤军田《樊锥与邵阳南学会》等文以及1994年印行的《樊氏四修族谱》则采用1908年。2011年，刘泱泱在编《樊锥集》时，虽然注意到樊锥去世的时间问题，但在两种说法之间很难取舍，最后经过比较，采用了陈新宪先生1908年的说法，认为此说“似较准确”。但他对樊锥病重和逝世的过程却交待得不清楚，只是笼统说：樊锥（1905年）“应蔡锷之邀入广西，任干部学堂暨陆军小学堂讲席。同年冬，因病况恶化，由蔡锷资送回邵阳，寓城内就医。至1908年春节后逝世，终年36岁”。也就是说，樊锥1905年冬回籍，直至两年多之后的1908年春才逝世。这显然与史实有较大的出入。樊锥的病情在广西就已很重，石建勋说当时樊锥“病亟”，蔡锷也在致刘五典的信中说樊锥病情“甚危”，急于护送其东渡日本就医，做“破釜沉舟之举”。 既然如此，樊锥回邵阳后就不会拖延两年多才逝世。所以，刘泱泱的上述说法较为牵强，既有“1908年说”的结论，又有“1906年说”的痕迹，似有难圆其说之嫌。
仔细考察上述三种说法，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它们在樊锥逝世的时间上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涉及了蔡锷资送樊锥回籍之事。经查，蔡锷确实在一封致好友刘五典书谈及过要送樊锥回籍治病之事：“樊先生症甚危，现正拟派毕君（即毕春深——引者）护送东渡就医，出此破釜沉舟之举，实非得已。”因此，只要找出蔡锷致刘五典书的写作时间，樊锥逝世时间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此书的称谓、署名和日期却均尚付厥如（这种情况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也很普遍），因此，所以后人在编纂蔡锷文集时对此书的写作时间也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1909年。1943年，刘达武、石陶钧等人编辑出版《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将此书的时间标为“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又在该遗集所附《蔡松坡先生年谱》1909年条目说：“九月资送樊师回籍（先集得六百金欲资其东渡就医，寻以疾笃，资送回湘）。”可见，刘达武等人将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定在宣统元年七月是根据年谱条目“宣统元年九月”蔡锷资送樊锥回湘的时间推导出来的。
二是1907年。1983年，毛注青、陈新宪等编《蔡锷集》时，将此书的时间标为1907年7月，并加注释：“此书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时，系为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七月，误。按：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载，一九0七年“二月，兼兵备处会办”，樊锥系一九O八年四月十四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十四)病逝于邵阳。信中有“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樊先生症甚危，……”故知当写于一九0七年七月。”在这里，毛注青和陈新宪所说的1907年是根据信中所说樊锥病重的事实和陈新宪认定的樊锥逝世的时间，即1908年，推导出来的。曾业英1984年编《蔡松坡集》时，也采用了毛注青等人1907年7月的说法，并将此信的时间标为（公历）“1907年8月9日—9月8日”。
三是1905年。2008年，曾业英在修订《蔡松坡集》并改名《蔡锷集》时，却又将此书的时间改为1905年8月9日—9月8日（此处有误，农历一九0五年七月所对应的公历应为8月1日—8月29日间），并加注：“原署宣统元年‘七月'，误。据石建勋《樊锥传略》载：樊‘病亟。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冬返籍，丙午（1906年）春二月卒，年甫三十有五。'此信中又有言：‘弟现承乏兵备处会办……樊先生症甚危……'可见，此信当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这一次，曾业英虽然也是依据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的时间推导而来，但他却是以石建勋《樊锥传略》中所说的时间为根据的（或许他此时认为石建勋关于樊锥病重和樊锥逝世时间的说法更符合史实），因而得出了与他自己前一次提法不同的结论。
这样一来，对于樊锥逝世的时间和蔡锷致刘五典书写作时间两问题的研究，似乎进入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成为难以解开的“死结”。
由于有关樊锥的历史资料本来就非常少，要再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已十分困难。比较而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稍晚，书中信息量相对较大，因此，要解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和樊锥逝世时间的“死结”，还须从蔡锷致刘五典书下手。
仔细分析蔡锷的原信，我们不难发现，信中除了樊锥外，还涉及了蔡锷好友苏鹏以及广东陆军小学、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等信息。这些信息或许是我们解开蔡锷致刘五典书时间和樊锥逝世时间之迷的关键。
经查，苏鹏，字凤初，湖南新化人，1880年出生，1903年入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与蔡锷、黄兴等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5月因回湘参与组织陈天华、姚宏业公葬岳麓山活动而遭清政府悬赏通辑，曾转赴广西投奔蔡锷等人。对于这段经历，苏鹏在《柳溪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予于丁未(1907年)春，出奔桂林，应曾叔式君之聘，充当高等巡警学校理化教习。旋因抚院与藩司意见龃龋，警校停闭，……当此蔡君松坡在桂，办理广西陆军小学，兼办随营学堂，所延用教职员，多湘籍旧雨，如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卓如辈，整饬严肃。于学科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为国家将来蔚成有用之材。予朝夕过从。松坡得粤东电，悉需聘教员，乃缄荐予与邵阳刘君五典偕往，刘应陆军速成学堂之聘，予应陆军小学聘。”我们将苏鹏的这段回忆与有关史实进行比对，发现结果完全相符。蔡锷1905年6月赴桂后确实邀请了谭人凤、曾广轼（曾叔式）雷飙（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森（岳卓如）湘籍革命党人前去工作。谭人凤后来回忆在桂林“夜深与松坡、叔式(曾广轼)、梅霓仙(梅尉南)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的情景时，深感“颇幸遇合非偶”。雷飙、岳森则作为蔡锷在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都跟随蔡锷到了广西，雷飙后来任广西陆军小学监督，岳森后来还随蔡锷去龙州接办讲武堂。再者，广西陆军小学于1906年冬由蔡锷创办，1907年3月开学。苏鹏说去桂后见蔡锷正在办广西陆军小学也是符合史实的。此外，据查，广东陆军小学初为广东陆军中学堂附小，1906年10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改为独立的小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也于1906年6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创办，苏鹏说蔡锷1907年春季之后推荐他和刘五典去广东两校谋职也是可信的。由此可证，蔡锷致刘五典书应写于他推荐苏、刘二人去广东任职之后的一二月间。
经以上考证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为1907年夏或农历七月。蔡锷致刘五典书的时间问题一解决，樊锥逝世的时间也就水落石出了，即为1908年，也就是蔡锷派人送樊锥返回邵阳的次年。至于是1908年的几月几日，陈新宪说是农历三月十四日，但由于既无出处也未考证，似难以信。唐希抃有关樊锥回去没几天就去世的说法，也不足为据，因为当时他不在邵阳。倒是石建勋所说的春季比较符合事实，因为人们对于具体的年份记忆可能会有错误，但季节一般不会错，一年只有四季，每季的气候特点容易使人留下较深的记忆，而且陈新宪也有樊锥逝世于1908年春节后或1908年春的说法。所以，说樊锥逝世于1908年春则较为科学。
（原题：《樊锥研究二题》；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