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曹操二十年:谋士荀彧为何自杀?

  导读: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他们或勇猛或忠义名留青史,其中还有一个群体他们凭借过人的才华和智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津津乐道的故事。荀彧就是其中的一位,为其主出谋划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忠心辅佐曹操二十年的荀彧为何要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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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后汉纪》卷三十、陈寿《三国志》本传称其“以忧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记为“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略同。

  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药”,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的必然后果。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彧之死的看法。兹引于下:“(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必有所本,应非杜撰。

  《献帝春秋》一书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

  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作忠于汉室(不肯杀献帝皇后伏后),可见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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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传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才会继而“露布于蜀”。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

  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

  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

  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

  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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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

  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

  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

  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荀彧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被称之为“王佐之才”,作为曹操身边的得力助手,他的自杀显然成为了一个迷题。人们对此有很多猜测,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已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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