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前，美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图书生产、发行、销售体系，正因如此，对于海外图书市场的开拓，从政府到出版商，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然而伴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持续推进，美国出版社敏锐地意识到向海外推广图书的重要性。而这一认识，皆缘于纳粹德国的倒逼。 狂热的纳粹分子希特勒，执掌德国军政大权之前，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大力鼓吹种族主义和暴力战争，试图摧毁现成的世界秩序。此书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获得无数狂热青年的追捧。
希特勒发动二战后，在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对原有的图书进行封存、销毁，图书审查更为苛刻，其意在试图用唯一的纳粹图书，影响民众的价值导向。
欧洲战场上，法国的维希政府投靠纳粹德国的怀抱后，这个曾经是世界上主要的图书出版大国，自此沉沦。对于英国，德国纳粹的空军经常大规模空袭伦敦和其他主要城镇，其中，大型图书馆和图书经销商的仓库是重要目标。仅在一次空袭中，英国就有不少于2000万册图书毁于炮火。亚洲战场上，日军入侵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占领区对图书出版审查的管控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德国。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出版商们自发行动起来，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当然，这个民间组织的发起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说:“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界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着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之于图书出版的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人、同盟国军民，以及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的千万民众。战时图书委员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调整策略，严格挑选书目，规范图书开本，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编排，进行重新制作印刷。
这项计划命名为“跨大西洋版本”。每一册图书封面上，都进行了专门标注。 跨大西洋版本系列图书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学诸多领域，如《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沃塞尔医生的故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奇迹谷》等等作品。这些图书，有的语言是英语，有的法语，也有的是荷兰语等等，这是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而“定制”。
为了实施这项出版计划，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一度把图书印制车间搬到了英国，以便节约运输成本。而英国也不甘示弱，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相应地出台了“海外版本系列”图书计划，其运作模式和美国大体相当，那些运往海外的图书包括《主流》、《更好的世界有多新颖》、《漫步在阳光下》、《论本土文学》、《我们运输舰的黎明》等等。 欧洲战场上，除了能随处见到飞机、坦克、枪弹之外，美国跨大西洋版本和英国海外系列版本图书也四处可见。
本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非常令人难忘: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而成千上万箱的图书，几周之内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先期运抵欧洲大陆。其目的地让法西斯统治下的民众，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从而为战争取得胜利争取民意和人心。另外，美国为了在远东作战的军人们认识一个清晰的日本，特邀女学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著书《菊与刀》。二战取得最终胜利之后，美国针对德国、日本制定了周密的图书出版计划，一是为了抚慰战争中心灵创伤的民众，二是通过图书清除顽固的法西斯主义毒瘤，让社会回归常态。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在向欧洲输送图书时，并未遗忘给作为远东战场的中国输送图书。客观上讲，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盲占据多数的国家，同时也是只有极少数人懂英语的国家，英语图书对于中国军民而言无法派上用场。然而，美国出版商并未放弃努力，依然组织翻译了《缅甸医生》、《瓦塞尔医生的故事》、《美国》三种汉语图书，其实在思想取向和价值判断方面，中国人和美国人、欧洲人存在天壤之别，保家卫国的观念千年前就根植人心。
美国在二战中把图书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成功地输送到海外，表面上看是缓解各类人群的阅读之渴，本质上是巧妙地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让各地民众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形成思想上的服从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就是文化上的一种入侵。美国在二战前后推广的跨大西洋版本计划，为战后美国图书在全球市场的发行销售奠定了民众基础，并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