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蔡锷生逢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际。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蔡锷积极探寻反帝救国的途径，提出自己的反帝救国主张，从而形成了在其政治思想中有重要地位的反帝爱国思想。
01
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
1897年，15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研究中外政治和历史，深受他们变法维新思想的熏陶，认识到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激发了反帝爱国思想。他对清政府“初挫于英，不知振；再挫于法，不知振；三挫于日，不知振”感到失望和激愤，盼望中国能产生俾思麦、华盛顿、爹亚式的领袖人物，带领人民大众驱逐帝国主义，恢复国家的独立自由。1899年7月，蔡锷应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留学。留日期间，蔡锷视野更加开阔，对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观察和认识。在研究中外历史时，他注重吸取他国反抗外国入侵的经验，古希腊斯巴达之“尚武精神”、德国之“铁血精神”以及日本之“大和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实行“全民皆兵”，培养军国民而使国家由弱变强，“独获亚洲之独立国”的事实深深触动了他。1900年，他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回国起义失败的亲身经历给他以新的刺激。经过痛苦的反思，蔡锷认识到，“今日而言救国，拿枪杆比拿笔杆子更重要。”从此，蔡锷改学军事，立志“流血救民”，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1902年，蔡锷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反帝救国的军国民思想。文章一开头，蔡锷对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爱国分子为反帝救国而奔走呼号、英勇献身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清政府在“毒蛇、猛兽、大盗、小窃环而伺之”危机之中仍“昏愦于睡梦之中”感到愤恨，认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非投以补剂，佐以体操，则终必至厥痿而死矣”。他指出，今日之世界，武装平和之时代。一国的外交胜败，视武力之强弱，武力既驰，虽聚仪（张仪）、秦（苏秦）、毕（毕斯马克）、加（加富尔）诸人组织一外务部，而不为功也。面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为了救国图存，他大声疾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在他看来，只有学习欧美和日本，提倡尚武精神，造就国民军，使“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于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才是抵御列强入侵，实现救国图存的有效途径。因而他热切呼唤，“军国民兮，盍归乎来！”
如何造就军国民呢？蔡锷首先探寻中国缺乏军国民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缺乏军国民主要有八个原因：
一是教育方面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制度，不是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而是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
二是学派方面原因。他指出,中国学派可析为孔派和老派，孔派含尚武之精神，老派含贱武之精神。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对孔派精神作了篡改，使之名孔实老，并加以推崇，“则孔派之精神愈泯，老派势力，遂得以泛滥天下，流毒万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
三是文学方面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之词人莫不模写从军之苦与战争之惨，从未有谓从军乐者；而中国之小说，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此中国廉耻之所以扫地，而聪明才力所以不能进步也”。
四是风俗方面的原因。他看到,日本社会以从军为荣，从军为乐，对于军队敬之礼之，并有各种优待；而中国则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且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他悲叹，“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
五是体魄方面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四万万人口中除去缠脚之妇女、嗜鸦片者、文弱书生以及残疾者、老者、少者，所谓完全无缺之人，如凤毛麟角。若不迅速改变这种情况，“则恐不待异种之摧挫逼迫，亦将颓然自灭矣”。
六是武器方面的原因。他指出,今日世界列强，莫不曰维持和平局面，而莫不以扩张军备为国是。反观中国，武器之落后，实在惊人，时至今日，“犹不出斧、钺、剑、戟、矛、弓、箭之类”，此等武器，非“杀人”之具，实乃“吓人”之器。
七是音乐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自秦汉以至今日，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漫国内，兵卒之所歌唱，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在这种氛围之中，不可能有刚毅沉雄之国民和尚武好战之军人。
八是国势方面的原因。他指出,中国自秦一统以后，车书混同，而国家之观念潜销。自唐以后，乃专用募兵，民兵之制既废，而国民之义务愈薄，一旦外寇侵来，只有箪食壶浆，高举顺民旗以屈膝马前。
在分析中国缺乏军国民原因的基础上，蔡锷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经验，对造就中国的军国民相应提出了八条主张。
第一，改革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并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
第二，一洗数千年之旧思潮，推翻伪孔而使主动、主进取、主刚、主实、主责任、尚武的真孔重睹天日。
第三，移风易俗，提倡尚武精神，以从军为荣，从军为乐，使军人成为社会上可尊、可敬的对象。
第四，注重发展体育，强国民之体魄。他认为，“灵魂贵文明，而体魂贵野蛮，以野蛮之体魂，复文明其灵魂，则文明种族必败”，“德军之优于法，日军之优于欧美，皆职此之由也”。
第五，增加军费、改良武器、整顿军备。通过比较世界诸列强的军备，他认为，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每岁之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
第六，创作含有爱国尚武思想、激励士气、振奋军威的军歌军乐。
第七，增强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捍卫心、团结心、勇猛精进心。
第八，实行义务兵制，全民皆兵，这样“即国家不置一卒，而外虏无越境之虞。偶有外衅，举国皆干城之选矣”。
最后，蔡锷特别强调，“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他认为，“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晨之北斗，夜光不足喻其珍，干将不足喻其锐，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岳不足喻其伟大，聚数千年之训诂家而不足以释其字义，聚凌云雕龙之词人骚客，而不足以形容其状貌，聚千百之理化学士，而不足以剖化其原质。”但蔡锷所谓“国魂”究竟是什么，他并没直说。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一种抵御列强侵略的爱国、尚武和勇于为国捐躯的精神。
蔡锷的《军国民篇》发表后，在留日学生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形成以及“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勃兴，以至“军国民教育会”的出现，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论者说：“吾国‘军国民主义’之输入，以此为嚆矢”。因此，提出以“军国民主义”抵御列强入侵、拯救中国的主张，蔡锷是第一人。值得指出的是，蔡锷的军国民思想虽然源于日本的“军国主义”，但其目的在于呼唤人们在“武装平和之时代”大力弘扬尚武主义，以改革军事、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拯救中华。这与以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为目的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显然具有反帝爱国的积极、进步的意义。尤其是,蔡锷这种主张造就军国民、宣扬尚武主义的反帝思想所注重的是国民观念的更新和国民精神的重塑，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救国思路从洋务运动关注“制器”的器物层次和维新运动关注“变法”的制度层次转向注重精神观念的层次，代表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救国认识上的一种进步，使中国人民反帝救国的方案更趋完善。当然，由于思想的局限，在《军国民篇》中，蔡锷只是提出造就军国民，宣扬尚武是不够的，在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现实面前，不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铲除中国被人欺的病根，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蔡锷的军国民思想与当时的科学救国思想、教育救国思想一样，还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社会改良思想。
02
1904年冬蔡锷（左一）与江西材官学堂教官合影
1904年冬，蔡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即回国，在江西、湖南作短暂停留后，于1905年6月经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奏调赴广西从事新军编练和军事教育工作。对于去广西，蔡锷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对朋友们说：“我选择广西是有原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至少有五点，使我坚定意志。第一，广西的风土民情，我比较了解。第二，广西的人民具有刻苦耐劳的本性，而且也有团结精神。第三，因为地理形势的关系，使广西得以保持注意朴实忠厚的社会习尚，人民都很朴素善良。第四，它虽然只是个穷乡僻壤，但是，据我们了解，它境内所储藏的枪炮、弹药及各种军事装备却很齐全。最后一点（第五），就是它地处边区，反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势价值。这五个因素，是构成广西很可能成为‘中国普鲁士’的先决条件。只要假以时日，广西一定能够被塑成‘中国的普鲁士’！”此外，据石陶钧回忆，蔡锷曾向他谈及广西练兵的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可见，蔡锷是抱着把广西塑成“中国普鲁士”的愿望去广西练兵的，其主旨是反帝的。到广西后，为了应对英、法通过越南和缅甸入侵西南，在编练新军，创办陆军小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同时，蔡锷还十分重视广西的边防建设，曾陪同巡抚张鸣歧视察沿边各地，短衣匹马巡行四千余里考察边疆地区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并悉心研究边境防务，先后撰写了《越南重塞图说》（亦名《越南用兵计划》）及《桂边要塞图说》。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蔡锷由广西赴云南军界任职。他到云南之际，正值英军从缅甸入侵云南边境片马地区之时。蔡锷认识到，“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于是，他辑录了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附以按语，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其目的是希望官兵学习借鉴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经验，“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建立“丰功伟烈”（详见邓江祁：《蔡锷〈曾胡治兵语录〉述论》）。
值得一提的是,蔡锷在从事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以实现其军事救国理想的同时,蔡锷还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注意列强侵华的新动向，并辗转向在日本创办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投稿，以击椎生的笔名，于1907至1908年间先后发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日法协约问题》和《西江警察权问题》等文章，运用其学习的国际法知识，配合各地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及时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在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侵略行径，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主张。
1、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的各种政治、经济侵略活动。蔡锷分别从云南的铁路、矿产、商埠、民政、邮政、货币和警察权等7个方面详细地揭露了英法的侵略行径及已经和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在铁路方面，蔡锷悲愤地揭露了法、英帝国主义攫取滇越、滇缅铁路修路权的罪恶行径，指出，“轨道之所经，即兵力之所至。汽笛一声，河山顿改。东三省之覆辙，越南国之惨态，不久即再见于滇省矣。”在矿产方面，蔡锷揭露了英法勾结，攫取云南临安等七府开矿权并合办隆兴公司，纠集资金，从事开采的勾当，指出，“五金矿产，为全滇命脉所关，以此为贡献物，其实即亡滇之媒价物也。”同时，还从法律的角度，逐条分析了隆兴公司的所谓章程，指出其既违背国际公法，又违背国内法。在商埠方面，蔡锷揭露了英法对云南的商业入侵，指出云南的商埠已“为异族之商界，而非故园之河山；有外人之威权，而无主人之位置。他日银行之遍设，外币之通行，工厂之林立，公司之组成。全滇之财政，于无影无形之间，而归于外人支配管理之下，滇民之生活，凡摧残剥削之殆尽。而一般劳动者，欲其不呻吟憔悴于被彼族之手者几希。”在民政方面，蔡锷揭露了法国通过在云南先设教士堂，再设会审堂，后设民政厅的手段，逐步攫我主权的过程，并指出随着法人在云南设立会审堂、民政厅，云南的主权全部丧失，致使“内政无一不破坏，政权无一不堕落”。在邮政方面，蔡锷认为，“一国交通之枢纽，除铁道电信之外，即以邮政为之大纲。邮政之不完全,则交通已障害。 况被人剥夺而破坏之,则国不成为其国矣。”在详细分析邮政与军事、经济、财政、行政、学术上的关系后，蔡锷指出，“云南邮政之不挽回，则将来（云南在）军事上之利用，经济上之发展，财政上之转阛，以及行政上之措施、学术上之交换，必受绝大之影响，以蒙其障害。”在货币方面，蔡锷揭露了法国通过东方汇理银行和中法实业银行，将金融势力逐步伸入云南，并在昆明、蒙自、个旧等地设立机构，大量发行纸币，依靠其政治特权与雄厚资本，贬低滇币价值，操纵外汇，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罪行，痛陈法币亡滇的惨状和殃国的祸心。并指出，“一国之货币，既关乎一国之政体，一国政体之破坏，即一国主权之衰亡。法货币既行使中国之云南，即法国财务行政之权力，足以支配中国之云南。既足以支配云南者，即足以支配南清各省。南清各省既蒙其危害，则全国即受其影响。”在西江警察权问题方面，蔡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广东三水和江根墟等口岸，英轮由香港、广州至三水、梧州自由往来航行的强盗行径，并指出，这是英人灭埃及的故技重施。“按国际法，此实国内河流，非国际河流也。今与英人以缉捕权，是举水上警察之行政权以授外人矣。将航路所到之地，皆英国国权所到之地。西江流域之行旅居民，皆为外人管辖鞭挞之下。此一举也实可制两广之死命。他日长江流域，航路所到之地，皆将以此为嚆矢。”此外,蔡锷将日法帝国主义“以华治华”、互保在华利益的新阴谋揭露无遗。他认为，《日法协约》中关于“日法两国同盟之目的，共保清国领土及清国独立并保护各国在支那之商业”的条文，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日本以东亚和平的幌子灭亡韩国就是前车之鉴。他指出，日法协约真正的目的就是“号召群雄，操戈而起，以我东方老大帝国为众矢之的”，“吾人默观大局，敢一言以断之，瓜分云南则自英法协约始，瓜分云南以瓜分中国者，则自日法协约始”。
2、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在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行径的同时，蔡锷对清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一味退让、丧权辱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首先，批评清政府“不知处置保护国”，对英、法国侵占缅甸、越南“熟视若无睹”，“听其割地，听其偿金，不出一兵以声援，不发一言以抗议”，以致其得寸进尺，势力达红河、河内、海防等处，直接威胁西南边境的安全；其次，批评清政府的投降主义外交政策。他指出，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利权“捧而献之乐人”，“遂使列强攘臂相争，危迫以至于此”。第三，批评清政府丧失主权的所谓开放主义是“开门揖盗”、“引贼入室”之主义。他指出，航路、铁路、矿产、海港、渔林、关税，皆国家之命脉，“而政府慷慨大方，如弃敝屣，如赠桃李，以送外人。只固已位，奚什国亡；只顾己乐，遑计民苦”。第四，批评清政府各级官员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他指出，“滇中大吏奏准英法（在云南）合办之隆兴公司，规定章程约二十四款，犹自以为得计。不知抛弃土地，丧失主权，污辱国体，莫此为甚”。“滇吏以矿产荒废为词，而矿产非荒废，实滇吏之荒唐也”。并进一步指出，“滇吏督办滇矿，盘据数十年，忝额窃位，滥耗国款。既无能力以收实效，又负国债难以填偿，遂援外人塞责也”。而清政府对于疆吏失地失权之请，则是“允之无疑，而偶有一抗争之奏议，政府往往迟徊不决，而终归于失败”。面对如此昏庸之政府及官吏，他悲叹道，“物必自腐然后虫生之，人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其理有毫不容爽者。”
3、提出挽回外交失败、夺回利权的办法。为了挽救清政府外交失败，收回丧失的利权，蔡锷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箝虎夺食”的措施。在铁路方面，他提出了设保护铁道队限制法兵入境、鼓舞民气收回滇越之路权、拒绝英人干涉滇缅铁路等主张。在矿产方面，他认为，“隆兴公司之章程，以法律论之，则一契约也。以事实论之，则一特权也。”因而要求清政府废除隆兴公司章程，收回矿产权。在商埠方面，他提出了设立裁制所以重司法独立权；派遣懂外国民刑诉讼等法律的裁判官；制定国际警察法令；杜绝外人运送军火或估抗关税；根据外国及国内商律制定规则，一面筹抵御外人方法，一面整顿本省商务等18条措施。在民政方面，他要求清政府不准外国在中国设立裁判所，更不能设民政厅。在邮政方面，他要求清政府与法使交涉，须撤去在滇之法邮政局，并号召滇省人民联络自治团体，力申禁例，无论何人不得与法邮政局交通，徜政府不能强硬交涉，则像抵制美货那样，自发抵制法邮政局。在货币方面，他要求清政府不准法币再输入云南，同时设立银行及制币局，改造本国货币，统一银币款式与质量，另铸补助小币，并发行纸币，方便流通；对已流通的法币，规定期限，逐步收回。在西江警察权问题上，他号召两广人民“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贵无贱，无贫无富，人人皆能持急激主义”，“结大团体，挟逼张督，内以抵抗政府，外以抵制英人”。他认为，结成团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欲合百万之众，必先自十万起；欲成十万之众，必先自一万起；欲成一万之众，必先自千百起”。这样才能像军队那样，做到“秩序不乱，有所统一”。他相信，两广人民如“有数十万有秩序、有条理、坚固持久、同死共生之团体，则事犹有可为。各省闻之，必有兴起而取法者，必有奔走而来归者，必有挺身以相助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蔡锷在这些文章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列强侵略和破坏中国各种主权以及清政府丧权卖国的事实，阐述挽回国家利权的主张，反映了他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维护国权的思想。尽管蔡锷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如希望列强遵守国际法，清政府运用国际法原则与列强谈判修约等，实属幼稚天真，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他那高扬国权旗帜，维护国家利权的思想在客观上有助于国人认清帝国主义列强贪婪无道的本质和清政府昏庸无能的现实，对于启发国人的国权意识和推动当时收回利权运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03
蔡锷的《军事计画》
辛亥革命后，虽然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已成立，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此，作为民国地方行政长官和高级军事将领的蔡锷有着较清醒的认识，对帝国主义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对于英帝国主义在西南边境的骚扰，蔡锷一方面从谈判角度考虑，指示李根源“多派委员周流逑江流域，搜集属我之证据”，并“派遣测绘生循高黎贡山脉，北至藏境，绘图备用”；一方面从军事角度出发，主持制定《五省边防计画草案》，积极倡导滇、川、桂、黔、粤精诚联合，共同以武力对付英法帝国主义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活动。对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分裂活动，蔡锷多次致电北京政府指出，“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现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同时，明确表示云南愿出兵援藏。在蔡锷的再三要求下，北京政府乃正式同意滇军与四川方面联合进藏平叛。1914年秋，日本侵占青岛后，蔡锷在参政院会议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指出，“此次青岛之役，日本所持之态度，亦尽人所知，其无非欲施行其近20年之大陆政策……质言之，即吞并我中国之政策也。”他还大声疾呼，“中国处此时代，较庚子、甲午及光复之际，尤加十倍危险。如处今日之中国，欲谋国家之保存，外交既不可恃，惟有全仗己国”，“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非合全国之力以谋之不可，必须上下一心”。并要求政府迅速研究应对之策。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蔡锷即表示坚决反对，又在参政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主张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并制订了秘密的对日作战计划，以防不测。在坚决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分裂活动的同时，蔡锷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因此，他与蒋方震等组织军事研究会，研究和探讨建设现代化国防问题，并撰写了《军事计画》，就建设现代化国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国防建设必须从属于国家政治，为国家政治服务。蔡锷认为，“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是为近世战之特性”。在吸收伯卢麦、毛奇、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最新战争理论的基础上他指出，“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以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以实行其政略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同时，他还认为，练兵要有目的，“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这就是说，国防战略产生于国家政略，同时又是为国家政略服务的。政略定，国防建设才有方向，练兵才有目的。有了方向，有了目的，国防建设才有可能取得实效。
第二，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增强综合国力。他认为，“武力者，国家所用以贯彻其国是之具也”，“兵力者武力之主体”。而武力的大小，兵力的强弱皆取决于国力。什么是国力呢？蔡锷认为，国力有五个要素：人力、经济力、地势、交通和政治力。他认为，人力包括国民之体力、智力和道德力，其中以道德力（节俭、忍苦、果敢、坚毅、富于爱国心而重义务）为主，这是国力转化为武力的重要内容。经济力包括农业（粮秣）、工业（武器）、矿业（铁、煤）、牧畜（马、驴）以及国家的财政，其中又以财政为武力“最要原质”，这是国力转化为武力的基础。地势和交通包括国土之广袤、人口之稀密、国境之形状、国内之地势及国内之交通线，这是国力转化为武力的条件。而政治机能（政治力）则为“至高无上，为国家存在之源，即为武力发生之本”，是国力转化为武力的关键。蔡锷指出，政治力即国家政治之机能，其能力之大小，则取决于国家的政体、制度、行政，这些“皆所以为武力之原动者也”。如何才能实现政治力转化为强大的武力呢？蔡锷认为，第一，“必其元首公明而有定力”，如果“主宰无定力，则众说纷拿，而能力骞滞”。第二，“政府勇敢而极锐敏，其各机关又能各竭其能，而互相为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宪制度。他认为，“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有了立宪制度，则各阶级平等于法律之下，人民即有与闻政治的权利，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这样国家才可能有强大的武力。
第三，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全民皆兵的国防体系。蔡锷认为，近百年来，“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者，则义务兵役制是也。”并认为义务兵役制与立宪制度对于新国家来说，“犹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立宪制度者，求其个性之发达，故自由者，义取诸分，对内者也。义务兵役者，求其团体之坚固，故强制者，义取诸合，对外者也”。实行义务兵役制既能让全体国民懂得保卫国家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聚国民而为一大团体”，也是解决国家军费不足的有效途径。因为它可以“用养一兵之费”，“更番而训练之，能者归之野，更易时新，以二年为期，则四年而倍，十年而五倍之矣”。这样就能“以少数之经费，得多数之军队，而又能不失其精度是已”。因此，他建议政府颁布征兵条例，规定除重罪之刑者和废疾不具者外，凡十七岁至四十七岁的男子，皆有服兵役的义务。并建议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后备兵役、补充兵役、国民兵役四种，国家的国防力量相应组建为以常备役为主体的野战军，以后备役为主体的守备军，以补充役为主体的补充军，以国民兵役为主体的国民军和以常备军为主体的特种部队。他认为，这样“有战于外者，有守于内者，有维持于后方者，有应变于临时者”，全民皆兵的国防体系就形成了，“国乃可言战”。
第四，改革军事教育，提高军队的作战水平和能力。对于军事教育，蔡锷历来十分重视。在他看来，“军事教育之主体在军队”，“平时军队之唯一事业教育是也”。怎样进行军队教育，使之成为国防的干城？蔡锷认为必须改革军事教育，以兵与器一致，兵与兵一致，军与军一致，军与国一致等四个“一致”为军队教育之纲领。所谓兵与器一致，就是通过教练使兵卒有娴熟的军事技艺，达到心、身与武器的一致，以提高单兵的军事素质。所谓兵与兵一致，就是要教育兵与兵精诚团结，苦乐与共，生死相依，形成一坚强的战斗集体。所谓军与军一致，就是教育各部队之间要协同配合，“使各知其联合之要领”。所谓军与国一致，就是要教育军队爱其国，通过升国旗、唱国歌、学习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等形式，增强军队的国家意识，培育其为国献身的精神。此外，根据战争之特性，他认为平时还要加强军队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机智灵活、临机应变等方面教育和修炼。
此外，蔡锷还就国防武器装备建设、国防军编制、人事和后勤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总的看来，蔡锷的国防思想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尤其是对于国防战略与国家政略、国防建设与义务兵役制、国防力量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论述深刻、观点新颖，基本上反映了国防建设的客观规律，具有相当的真理性和时代开拓性，不仅为其后蒋百里、杨杰等人的国防思想的崛起开辟了道路，而且对于我国当代国防建设仍具一定的借鉴意义。
护国战争胜利后，社会各界对蔡锷誓死反对帝制和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蔡锷却认为，“咄，不算回事，战胜于国外乃为雄。”由此可见，蔡锷学习军事，研究国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抵御列强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是蔡锷始终不渝的坚定立场和政治抱负。他以武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调的反帝爱国思想应时代的要求而发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深化和完善，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进步思想，是我们应当认真汲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载：《怀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