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新教改革的意义
对于中国的君王来说是太难了
这甚至不是一道超纲题
而是当时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
文| 于宙
70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
3、谁的“傲慢与偏见”?
中外交往史中,若论心态之健康、活动之积极繁荣、功绩之大、思想之深刻、意义之深远,各方面“综合评分”,可能在明朝后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要排第一。后世无数传教士和汉学家都为自己起了非常浓厚中国气息的中国名字,例如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有:杜德美、卫匡国、艾儒略、罗雅谷、戴进贤、雷孝思、邓玉函、蒋友仁、龙华民、汤尚贤、冯秉正、柏应理、德天赐、王丰肃、郭居静、钱德明、瞿安德、徐日升、罗明坚、范礼安、安文思等;除了历法专家以外,康熙也任用西洋人作为政事顾问。戴进贤(Ignatius kogler),1680~1746年担任历政顾问。这个名字很明显不是译音,而是精心挑选的中国名字,不仅具有极强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儒家色彩,甚至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官场——朝廷特色。这些名字非常中国化,往往质朴方正,可以说与中国士大夫的名字别无二致。
但在所有人中,最理解中国、最融入中国、最尊重中国的利玛窦并没有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味的名字。利玛窦绝不是不熟悉中国文化之人,他中文熟练,对中国文化把握精深,还翻译了四书。今天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神的称呼“上帝”就是利玛窦所译。利玛窦认为中国敬拜祖先、敬拜孔子并不算崇拜偶像,并且提出了“合儒、补儒、超儒、附儒”的主张,中国的士大夫徐光启(也是最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三大基石”之一)曾经这样称赞利玛窦:“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今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必然也是少之又少。利玛窦认为中国上层都是有道德、有智慧的人,因此除了在道德上认可中国并得到中国的认可和支持以外,要在智力上打动和征服中国精英,于是“利玛窦路线”除了“入乡随俗”,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科学传教”和“知识传教”。这也就导致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积极地介绍当时西方的最新科技成果,涵盖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几何、医学、药学、化学、机械、建筑、绘画、音乐等,几乎无所不包。但利玛窦逝后,他的传教路线受到了挑战,那就是由他的继任者挑起的“礼仪之争”。礼仪之争的一方是没有中国名字的利玛窦,另一方却有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华民。
利玛窦
但龙华民对于中国的立场和作为,并不如他的名字那样友好恭顺。龙华民反对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路线,但他在利玛窦生前没有表露出这一点,取得了利玛窦的认可,在利玛窦逝后接替了利玛窦的位置。他认为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是崇拜偶像,天主教徒不可为之。龙华民坚持将这样狭隘固执的认识和主张传递给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对此的态度随着教皇的更替、罗马教廷内部权力的斗争和当时国际势力的消长而变化。葡萄牙是“亚洲的发现者”,还向罗马教廷取得了远东地区的“保教权”,即排他的传教权和对于亚洲地区教务的管理权。正是“保教权”让法国路易十四派出的传教士必须以“国王数学家”的称号进入中国。因此尽管耶稣会发源于西班牙,但葡萄牙是背后的大力支持者。耶稣会为自己的“利玛窦路线”力争,但来自西班牙的圣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则站在龙华民一方,反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反对“科学传教”和“知识传教”,也反对了解、尊重和融入中国文化。
围绕“利玛窦路线”的“礼仪之争”同样延续到了康熙年间。嘉乐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11月到达北京,清廷厚礼相待,召见11次,赐宴两次,康熙亲执金樽劝酒,又赐御服貂袍。因为已经得知罗马教廷的不满,康熙谦虚地说“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即如利玛窦以来在中国传教,有无不合尔教之处,尔逐一回奏。” 使者禀报康熙帝罗马教廷的意见,并且将罗马教皇的信呈给康熙帝。
信中提出
第一,“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第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做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为异端相。
第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在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第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第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
第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事,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
第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牌位上边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
这些要求不仅在地位上压低了中国的古老传统和现实生活方式,让中国人感到否定和屈辱,而且势必得罪以儒学治天下的中国统治者,也会排斥大量的儒生甚至是中国的普通百姓进入天主教。康熙阅后愤怒地批示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罗马教廷的态度和要求,彻底地推开了堪称“护教者”的康熙皇帝。
祭祀孔子的康熙皇帝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
中国计划出版社
康熙后来又派耶稣会传教士艾若瑟再赴罗马教廷解释,艾若瑟来到罗马教廷,罗马教廷的态度已成定局,这一禁令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才解除,而且解除的契机更让中国人五味杂陈:罗马教廷首先在已经强大起来了的日本的压力下承认了“伪满洲国”为“中国”,然后由于日本要在伪满洲国推行祭孔大典,于是要求天主教徒同时可以祭天祭祖祭孔。罗马教廷不敢得罪日本,于是终于解除了康熙年间的禁令,允许了“中国”——其实是当时得到了罗马教廷承认的伪满洲国也可以祭拜祖先。
康熙的使者、法国人艾若瑟在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之间沟通无果,焦虑痛苦,最终忧劳成疾,死于印度洋,最终葬于中国广州。
由于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的交往局限于上层,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影响还是触动,都远远不及后来伴随着经济与军事侵略的新教国家传教士,因此这段历史常常被遗忘,“礼仪之争”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也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的失误。但是,重翻故纸堆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重大的启示。究竟是谁的傲慢与偏见造成了历史的遗憾?是谁给了谁启蒙?西方曾经错过了什么?西方正在错过什么?对于今日的西方来说,“礼仪”是什么?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礼仪”是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天重演“礼仪之争”吗?
4、渔阳鼙鼓动地来——新教新人新时代
就在乾隆朝,中华帝国迎来了另一些外国客人。这就是可能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最熟悉的中外交往活动——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看似都是“外国人”,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列强”,但马戛尔尼与郎世宁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西方世界已经改天换地,这时候踏上中国国土的外国人,不再来自在欧洲处于守势、行走在没落之路上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而是来自经过了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新教国家——英国,它来寻求的不再是文化交流,而是新的市场。乾隆可能并不知道这背后的深刻差异(如果他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洞察力,则必不至于做出拒绝的反应),但他是否模糊感受到了这一批外国人的态度已然与他在宫廷中接触和熟悉的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不同?是否这种模糊的感觉也是造成乾隆断然拒绝马戛尔尼的原因之一?
亚历山大所绘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
可能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模模糊糊以为马戛尔尼使团是明清两朝漫长海禁期间唯一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还被乾隆以极其无知自大的心态极其傲慢无礼的态度给赶走了,从此错过了走向现代化的机会,迈向了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之路。但事实上明清两朝外国传教士往来不绝,只是中国确实在明清两朝奉行海禁政策,天主教传教士主要走上层路线,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民间来说外国仍然是隔绝的世界,这些与皇帝和达官显贵相当深入而密切的交往同样很少为今天的大众所知。但这些上层高雅的交往,并不说明耶稣会士都是善男信女,真的在全世界只传播福音。在拉美天主教传教士(同样是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政策是把当地人圈禁起来,强制他们接受天主教信仰。而且,在这样的传教之后,随之而来的仍然是铁蹄和屠刀,拉丁美洲的人口被大规模屠戮,资源被抢走。当天主教传教士远行海外,他们最初想的可能就是单纯的传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欧洲的失地要到海外去弥补;但当他们发现面前的帝国愚昧贫弱(就像他们在拉美发现的一样),贪欲也使得他们无法像郑和下西洋一样相安无事甚至以礼相待(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厚礼),而是大开杀戒,残暴掠夺。从相去不远的历史中截然相反的做法,我们可以判断,哪一个民族的做法更文明?哪一种做法更野蛮?
中国与基督教文明在明末清初这一轮交往没有演变成战争和掠夺,首先是因为中国以自己当时还十分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赢得了天主教传教士的尊重。中国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让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颇多尊重甚至不无惊叹艳羡。这是一个值得他们平等相待的文明,有自己十分完善的信仰,道德礼义十分昌明。这可能甚至与中国人自己的一些认知不同。我们认为中国从明清两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觉得那时候中华帝国已经丧失生机,皇帝昏庸、官场腐败、民不聊生;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逃过了这一轮,却没有逃过接下来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徒们与中华帝国长久而影响深远的冲突。
但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采取与拉美不同的路线,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开明仁慈素质高。尽管沙勿略、利玛窦都肯定不是残暴之人,但在面对一个大帝国的时候采取怎样的传教路线绝不会取决于一二人的性格。天主教会对中国和拉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包括路易十四的法国)都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需要的只是直接的黄金白银,因此对于市场的需求并不那么强烈,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强大帝国面前,理智让他们很难起欺负之心,于是即使是后来罗马教廷不同意利玛窦的“入乡随俗”传教路线,在“礼仪之争”中发出了许多傲慢生硬的命令,仍然也只针对传教方式,对中华帝国并无侵犯之心。我们可以看到,“礼仪之争”的本质确实是“礼仪之争”,而不是“利益之争”。那时的罗马教廷和中华帝国都是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它们都将礼仪看得比利益更重要。而那时候国力上升、寻求全球市场的新教国家则不然。
恰好这时候清王朝日过中天,于是一升一落,在乾隆眼里都是“外国人”,但背后悄然的变幻对于古老的中华帝国来说,却实际上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破国灭家、丧权辱国乃至于亡国灭种的威胁已隐隐从大地深处传来。
5、人类门口的野蛮人——新教与资本主义
当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宫廷之时,新教刚刚完成宗教改革,努力在欧洲的宗教战争中立足,因此无暇向海外传教。到了19世纪,英美传教士开始踏向全球。如果说早期的天主教传教活动还是一种十分单纯的传教活动,而且心态和姿态都十分平等(甚至有些谦卑),那么后期的新教传教往往就跟着经济和政治上的殖民一同进行。可能的原因有:首先,当时的天主教在西方遇到了宗教改革的打击,因此信心不那么足;而且当时东西方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都尚未达到对比悬殊的地步,当时的天主教传教的目的也十分单纯,传教的动机就是扩散福音宣传天主。新教本身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殖民又必然带去他们的新教信仰,将新教传教士带到全球。而天主教的传教缺乏与寻求市场和政治殖民的密切联系。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采取的是比较原始的掠夺方式,直接带走资源(甚至直接带走货币——黄金和白银)和人口,带来的只是自己国家的通货膨胀,而没有真正变成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提升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没有推动文明划时代的进步。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最早崛起,却昙花一现,在欧洲的三十年宗教战争中就已经被完成了宗教改革的英国在海上打败,失去了霸主地位,从此再也不是欧洲强国,并且一直深陷泥潭,至今没有完全走出。许多人熟悉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毫无疑问可以解释这一点。宗教改革带来了资本主义。欧洲的30年宗教战争,与其说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过程,不如说是天主教与新教以及他们背后的经济方式的斗争的结果。经历了宗教改革的英国必然胜利,还在为天主教意识形态战斗到底的西班牙必然失败。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的几个明显特质:一,更加虔诚、更加富于牺牲和奉献精神;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与他们母国在华的经济与军事活动密切结合,而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传教;三,全方位、多方面、立体式地渗入中国,影响中国,改变中国。1840年前后崛起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与中国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对于西方怀着傲慢与偏见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而是因为新教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时候无论中国如何开明、友好和恭顺,都不可能避免利益受损甚至爆发战争的命运。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并非是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或者封闭与落后的结果,而且这两个描述都不成立;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而且很难说是文明的胜利——中西双方究竟谁是文明?谁是野蛮?法国的诗人维克多·雨果在听说了圆明园的暴行之后写作的文章曾给出公正的回答。
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认为西方科技发达,热爱求知热爱探索外在世界,而中国则相反,不重奇技淫巧、不重坚船利炮、不重科学技术、不重对于外在世界的探索,而过分注重道德伦理,注重人际关系而不重人与世界的关系。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而西方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全面影响和控制,恰好具有过分追求精神而忽略现世的特点;之所以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就在于那时的西方并不重视(甚至是严厉禁绝)对世界的探索和在现世世界的追求。而中国的整个历史都没有出现足以控制一切的宗教力量和追求。在中国与西方的基督教最为相近的是儒家,但儒家虽然同样具有精神追求,仍然与基督教有着极大的不同,儒家属于世俗的而不是超越的追求,儒家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着眼于此世和人间;而且儒家始终是一种学问和价值观,却没有如教会那样的组织机构。与新教改革之后和资本主义大兴的西方国家相比,儒家确实是比较重道德伦理而不那么重视科技探索;但是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却是更为世俗化、更重视现世的,不仅仅与中世纪欧洲相比如此,与其它许多文明相比,中国都具有更加世俗化的特点,这也使得中国在古代历史中始终独树一帜,生产力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都算是佼佼者,直到遇上了将创造现世辉煌作为荣耀上帝之责任的新教国家,这些国家在这样的精神追求下迸发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动力,在全球所向披靡,横扫的文明绝非中华文明一家,其它许多文明遇上这号猛人之后比中国更惨。
南京大学教授朱雁冰在《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提出:“耶稣会士的最大贡献是将中国思想文化介绍到了欧洲。”文章指出,“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这段历史中,究竟哪一方获益多一些,国人与西方学者评价大相径庭。”梁启超、胡适等都认为中国近代对于实学的研究,尤其是一些他们认为的“科学方法(诸如注重证据而不重义理的考据方法)”是受到了传教士的影响;
而李约瑟则提出:
“我相信,集中体现于宋儒的中国思想对欧洲思想方法的贡献比人们所已经认识到的还要大,最终这可以抵偿中国人对那些将欧洲时期和十八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带给他们的人所欠下的债务。一些欧洲最杰出的人物藉助于耶稣会士的书信及时研究中国哲学。”他还指出:“现代科学的种种发现更加符合宋儒之有机自然论,而不是欧洲的唯灵论”。李约瑟将中国科学的停滞归罪于心学这样的神秘主义思潮。
事实上,中国的劣势到18世纪才显现,关键的转折点就在于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国家。
新教改革的意义就在于:
一,形成民族国家;
二,形成强大的王权;
三,将精神追求的方向从天上拉到了现世。
新教改革主要发生在德国(路德新教)、英国(圣公会)和日内瓦(加尔文新教),其中前两者影响主要局限在本国,而后者则影响范围更广,更加国际化。众所周知,英国和德国后来都成为了欧洲大陆的超级强国。而法国尽管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却用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效果,那就是路易十四通过法王个人的权力集中和扩大而完成了宗教改革在其它国家的作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达到了专制的顶峰,路易十四的名言是“朕即国家”。法国王室是波旁王朝,与天主教在欧洲的最牢固基地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属于同一家族,因此法国尽管紧邻加尔文新教的发源地日内瓦,却没有进行新教改革。但是,宗教改革对于这些国家真正的巨大意义并不在于对宗教本身进行的改革,而在于通过宗教改革在思想上建立起了精神追求和现世生活的联系,将二者统一起来,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将二者对立起来。
乾隆和嘉庆那时的积弊对于中国来说不过是王朝更替中某一个王朝正常的衰败,可能和前面那么多王朝差不多,接下来出现了几个奸臣几个昏君(严格意义上来说清朝甚至并无昏君),出现了一些匪寇骚扰,还有中兴之主。看出新教改革的意义,对于中国的君王来说是太难了,这甚至不是一道超纲题,而是当时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因此,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和挨打,是中国错了吗?即使不谈道德和公理,中国也难称有错。小时看过关于“中国为什么有许多奥赛冠军,却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答案是奥赛是有答案的,而诺贝尔奖只会奖给关注没有答案问题并且第一个提出(应该说是得到认可的)答案的人。事实上当时无论是宗教改革领袖还是新教国家君主都未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传统中国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冲突既是又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既是又不仅仅是经济方式的冲突,在西方世界内部甚至是欧洲内部同样存在这样的冲突。直到今天,我们并不一定真正认识到了这种冲突的意义与深远影响。
作者:于宙
原创首发|尽情分享朋友圈|转载请联系授权
点击标题一键阅读
是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带来了近代的落后与灾难吗?(上)
北京之春:与风景的相遇
身体是写作者最大的本钱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