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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职场，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遇上一位好的上司，而是你的上司能不能遇上如你一样好的部下。晋朝的应詹就是一位很好的部下，上司看不到、听不到、想不到和做不到的，他随时为自己的上司看到、听到、想到和做到。同时他也很幸运，遇到的都是好上司。在他看来，好的上司，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你能自律，在你的建议下，他能自省。
应詹一生命运坎坷，充满传奇色彩，所处的背景是乱世。都说越是动乱年代越能检验人心和人性。西晋王朝大厦将倾，有人想趁机捞一把，有人投靠依附胡人，有人慌忙逃窜南下，应詹却想力挽狂澜，如果救不了朝廷大局，那至少也得让一方百姓免于灾难。东晋立国之初，有人想玩弄权术，有人趁机及时享乐，有人整日沉浸在抑郁中，应詹想的却是怎么样稳定民心，造福社会，延长国祚。
晋武帝时，应詹出生在汝南南顿一个官宦之家，幼年时就成了孤儿，一直由祖母抚养。十几岁时，祖母又过世了，他在守丧期间，身体憔悴哀毁，需要拄杖才能起身，便以孝顺而闻名。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生活的磨炼，使应詹具备了顽强的性格和豁达的心胸，这为他以后功成名就打下基础。不过，他家境很富裕，年纪还小的他，就请族人与自己一起居住，把财产交给他们，就像对至亲的人一样，世人都惊讶于他的与众不同。他的性格宽宏雅正，他人虽然时有冒犯他而他却不与人计较，淡淡一笑泯恩仇。司徒何劭十分欣赏他：“这个人是个君子啊！”
应詹最初被公府征辟，担任太子舍人，从此踏上仕途。从政不久后他遇到了一件事，就是他的好友诸葛玫背弃长沙王司马乂投奔司马颖，大谈司马乂的过错。他得知后，批评道：“诸葛啊，怎么像乐毅那样不忠诚呢！”并且与之断绝了来往。
他很幸运遇到第一位好上司，是时任镇南大将军的刘弘，他是应詹的祖舅，请应詹担任自己的长史。由于应詹的才华和能力很让上司欣赏，刘弘对他说：“你器识宏大深远，以后应该在荆南一带接替老夫了。”接着，托付他军政大事。刘弘在汉南的功业，有应詹很大的功劳。后来应詹调任南平太守，30岁的他已是西晋王朝的地方大员。
第二位上司是荆州刺史王澄，这个人是个清谈分子，不务正业，整天夸夸其谈，不过他对应詹很是信任，除任南平太守外，又让他兼任督管南平、天门和武陵三郡军事。当得知洛阳被刘曜攻破的噩耗时，应詹撩起袖子痛哭流涕，劝他的上司王澄派军支援，王澄就让应詹写发兵檄文，应詹下笔便成，檄文豪壮激越，众人看了都情绪激动，但终究由于力量悬殊没有前往救援。
恰好在这时，他治下天门、武陵的少数民族也纷纷造反，蜀中有个叫杜弢的人趁机叛乱，率兵攻打应詹治下各郡。面对严峻形势，应詹沉着应对，一方面拜访少数民族头领，铸铜券和他们订立盟约，稳定民心；另一方面联络重兵在握的好友陶侃，在长沙大败杜弢，稳定了局势，同时截获金银财宝无数，但应詹一无所取，只把搜集了一些图书，当地夷人都对应詹心悦诚服，好几个郡都因此获得安宁。
在那个动乱年代，只有应詹治下仍能保持安定，人民免遭涂炭，原因就是应詹主动为为上司看到、听到、想到和做到的，主动担当、有所作为。应詹后来迁任益州刺史，兼领巴东监军，他离开南平时，士庶百姓都拉着车子哭着不让他走，如同眷恋自己的亲人一样。人们作歌称颂他说：“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第三位上司是晋元帝司马睿。东晋初年，皇权未固，面对世教日衰、虚浮日盛的颓废之风，上司没看到的，应詹替他看到了。应詹对时政提出建议，认为“今大荒之后，制度改创，宜因斯会，厘正宪则，先举盛德元功以为封首，则圣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上疏说：“自元康年间以来，轻视典籍，崇尚道学，把玄虚弘放视作平达，把儒术、清俭看作鄙俗，如今应当尊崇和奖掖儒官，来革新风俗教化。”司马睿很是看重他的才能，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应詹“独耽书史，置身名教，留心经世之学”，开一代敦行儒教之风，成为“行业聿修、文史足用、嘉谋屡陈，惠政斯洽”的贤臣。
社稷初建，国库空虚，为减轻百姓负担，应詹在管辖地方积极组织官兵和流民垦荒种田，兴修水利，治溪筑塘，修桥铺路，挖井引泉，开发荒蛮之地，既可治乱安民，减少国家开支，造福一方百姓。他还上表《请兴复农官》，“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上司没做到的，应詹替他做到了。应詹的做法，很受司马睿重视，便颁布诏令在地方和军队实行屯田制，并作为官吏升迁依据之一，推广各地。
晋明帝司马绍是他遇到的第四位好上司。那年王敦叛乱，命王含等率军逼近建康，司马绍向应詹问计。应詹表情严肃情绪激昂的说：“陛下应发出君王的威严，臣等当全副武装作为前驱，希望凭借宗庙之灵，不战而胜。如其不然，王室必危。”上司没想到的，应詹替他想到了。司马绍任命应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假节，又都督朱雀桥南。叛军从竹格渡江，应詹与建威将军赵胤等率军将其击败，斩杀叛军将领杜发，斩首数千级。君臣同心，应詹表现出了超凡的政治才干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新生的东晋王朝兴国安邦立下赫赫功绩。
他在平南将军、江州刺史的任上，针对汉宣帝以来官员选拔升迁制度“迁不足竞，免不足怯”，以致“博采未精，职理多阙”的弊端，上疏司马绍痛陈，“参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他提出“今凡有所用，宜随其能否，即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职之吝”，主张凡用人失察或不当，举荐人应负举荐不当之责，这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应詹平叛有功，从政有方，累迁封侯，却淡泊名利、志趣高洁。司马绍曾经赐食邑一千六百户，绢五千匹，应詹坚辞不受，还向司马绍上书明确提到“今之艰弊，过于往昔”，他承受着故乡不存、故土难回、宗亲星散、宗系难继的家国之痛，目睹“经略区区，仅全吴楚”的东晋王朝，北伐遥遥无期，心头总是萦绕着一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绪，所以他恳请皇上收回圣命，“乞回谬恩，听其所守”，虽没被皇上批准，却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
咸和元年（公元326年）七月二十五日，积劳成疾的应詹在任上逝世，享年五十三岁。临终时，仍然不忘国家安危，给陶侃去信，望他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 他担心这个好友也会不会禁不住权力的诱惑，像王敦那样叛于朝廷。
应詹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敢于担当，尽职尽责，以文韬武略平敌安邦、富民兴教、嘉惠一方，犹如一颗流星，在天际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西晋的高官和东晋的皇帝遇到应詹这样的部下，实乃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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