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读本》
作者：马穆德・曼达尼
出版：行人
出版日期：2017/01/25
译者：王智明、沈思、陈耀宗、杨雅婷
ISBN：9789869358873
语言：繁体中文
策划：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
出版赞助：亚际书院
【作者简介】
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
为当代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1946年于孟买出生，1974年于哈佛大学获得非洲历史与政治研究的博士。曾任教于坦尚尼亚的三兰港（Dar-es-Salaam）大学、乌干达的马凯雷雷（Makerere）大学、开普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曾担任泛非思想团体「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之主席。于2008年被Foreign Policy (US) 与Prospect (UK) 杂志列入「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他的著作包括：《从公民到难民》（From Citizen to Refugee）、《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公民与子民》（Citizen and Subject）、《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好穆斯林，坏穆斯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救世主与生还者》（Saviors and Survivors）等。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
【目录】
导论(陈光兴)
Introduction (Kuan-Hsing Chen)
当代非洲的国家与公民社会：重新理解国家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民众运动的挫败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Reconceptualizing the Birth of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at of Popular Movements）
移住民什么时候成为原住民?反思非洲赤道与南非公民身份的殖民根源
(When Does a Settler Become a Native? Reflections of the Colonial Roots of Citizenship in Equatorial and South Africa)
超越纽伦堡：南非后种族隔离转型的历史意义
（Beyond Nurember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st-apartheid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移住民殖民主义之今昔
（Settler Colonialism: Then and Now）
在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去殖民与非洲高等教育在独立后的一些尝试
（Between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the Scholar:
Decolonization and Some Post-Independence Initiatives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一个非洲思想家的形成：与马穆德•曼达尼访谈（陈光兴等）
The Formation of an African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Mahmood Mamdani
【导论节选】
一、前言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在历史与结构位置上一样同属于第三世界，两岸四地及包括新马的华文世界，其实与亚、非、拉各地其实分享着诸多共通的经验：殖民、内战、冷战、移民、难民、后发资本、压缩现代、威权统治、强人政治、族群矛盾、民主转型等等，但也正因为这些经验所带来的迫切压力，造成我们惯于将目光投向试图学习、超赶的欧美，而与这些地区缺乏更为积极、具体的认识与互动，无法建立更为多元的参照，丰富我们的自我理解、定位与认知；特别是处于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少了亚非拉的知识视角，对于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颇。
因为推动2015年「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动的缘分，结识了非洲当代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一年多来阅读了他的重要专著，一起贴身工作，阅读、对话与相处中受到相当多的启发。透过初步的译介，期待耐心的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慢慢发现他在朴实无华的书写中所展现的思想方式，暗含了寻找另类知识出路的可能性，他极为落地的理论化工作是建立在历史的分析上，不仅有见地，有解释力，也对现实的困境有胆识地提出解套的政治想象，我想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共同分享的情怀，不会只满足于所谓客观、抽离式的分析，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以知识介入重大的议题时，都是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对于问题有完整的把握，又具有冷静论辩的理论高度。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曼达尼在过去四十多年的知识积累中，体现出一个立足非洲／第三世界、面向世界史的思维方式(mode of thought)。这是我们投入翻译计划的核心动力之所在。
非洲与亚洲地区的构成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又有许多经验与我们互通，藉由彼此的相互参照，相信能开展出新的问题意识，相互揭示遮蔽掉的核心议题。特别是有幸透过曼达尼与去年离世的友人Sam Moyo接触到泛非思想团体「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简称CODESRIA），这个跨国平台四十多年间深耕出属于非洲的现代知识传统，造就了有前瞻性视野的分析，也形成了跨越国家的非洲区域内与跨洲比较研究的视野与能耐，在世界范围内是独具一格的知识社群，在许多方面比我们超前。希望藉由把曼达尼的思想工作带入中文与亚洲的语境，让我们能够开始与非洲的思想界形成目前无法预测的互动关系。也期待在过去有远见的前辈们已经开启「第三世界」的道路上，会有更多有心的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展与亚非拉地区的知识连带。
作为初步对于非洲思想界的译介，本读本翻译了曼达尼的五篇文章与一篇访谈，这些文章的论据立足非洲而所触及的议题──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众运动、人权／和解、移住民的殖民主义、大学的去殖民等──对中文世界并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来理解非洲状况的衔接点，或许可以激发我们自身语境的讨论，工作团队也特别制作的访谈希望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命轨迹与其所处大历史之间的勾连，期待在未来能够陆续以读本与专著翻译，让读者能够对非洲当代思想有更为进一步的认识。
二、曼达尼的思想及其时代
曼达尼是非洲当代主要的思想家，1946生于印度裔穆斯林第三代移民家庭，成长于殖民时期的乌干达。少年时期亲身体验英国殖民体制的种族隔离状态，受到民族主义反帝运动的洗礼。1962年乌干达独立，在全球冷战的竞争中美国政府提供了二十个奖学金的名额作为贺礼，曼达尼因为成绩优异，次年被选派至匹兹堡大学学习工程，碰上全美六〇年代的学运热潮，开始卷入政治活动，因而转系攻读政治学，参与民权运动。1967年毕业后进入塔虎托大学的Fletcher学院攻读政经发展与法律外交，1969年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班就读，学习期间完成第一本着作《人口控制的迷思：一个印度村子里的家庭、阶级与种姓制度》（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Family, Class and Caste in an Indian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该书以印度农村的经验为论证的基础，指出第三世界控制生育人口政策的失败，不能孤立的以老百姓非理性的态度来解释，而在于整体社会条件的恶劣，要能改变更为宽广的贫困、阶级、种性等结构性问题，才可能改变农民的态度。
1972年他回到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府）在马凯雷雷（Makerere）大学担任助理，同时进行博士论文田野研究。此时碰上军事强人阿敏（Idi Amin）政权的「排亚」政策，因印裔身分流亡伦敦，滞留难民营期间完成第二本的专书《从公民到难民：乌干达亚裔赴英记》（From Citizen to Refugee: Uganda Asians come to Britain, London: Francis Pinter Ltd., 1973），这本文情并茂的报告记录、分析印度移民成为代罪羔羊的政经、精神困境。1973年在友人安排下回到东非坦桑尼亚德雷沙兰（Dar es Salaam）大学任教，开始了尔后四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1974年完成博士论文，《乌干达的政治与阶级形成》（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这本专论成为理解乌干达现代史，特别是五〇至七〇年代转化的重要著作，展现了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底，也奠定了他日后其他著作将分析对象历史化、理论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德雷沙兰大学时期，对这位年轻老师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养成阶段，那是个思想喷发的年代，坦尚尼亚1964年独立建国，领导人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毛泽东农业集体化的影响，主导着国家各个层面的发展，校园里也出现各式各样的小型读书会，讨论《资本论》、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农业问题、乌干达的政治社会等等，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的思想在此时成为看待非洲问题的主要的理论资源。也是在七〇年代中后期，曼达尼与刚刚成立不久的跨国民间团体CODESRIA发生了延续至今的关系，他的泛非主义信念在这个团体的运作中找到了知识的归属，日后发展出以非洲作为整体进行分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成员来自各地的组织，经过长期的相互学习、论辩逐渐培养出来的。
1980年阿敏政权被推翻后，曼达尼重返乌干达，任教于殖民时期就已成立的马凯雷雷大学的政治系，在此期间碰上内战（1981至1986），思想空间萎缩，而因为政府与北朝鲜关系良好，与友人成立了「乌朝友好协会」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村庄设立五十多个分支机构，组织读书会外，支持劳苦大众，也因此有机会在八〇年代初期经北京访问平壤。《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4）一书的前身，就是为铁路工人所写的读书会教材，它解剖了阿敏体制内外关系中形成的基本性质，以「新殖民主义」概念串联内部的法西斯与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本着作所形成的分析架构，不仅对认识乌干达的政体留下了当时的思考，对战后第三世界各地出现的强人威权体制的理解，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启发（蒋介石、朴正熙、李光耀、苏哈托等）：在全球冷战美苏对峙的格局中，新兴独立国家体质虚弱、资源短缺但又百废待举，内部多种政治势力的竞逐，提供了国际强权介入的温床，新殖民主义以代理人的方式与在地军事强人结合，以经援、军援进行遥控，延续了旧殖民帝国主义对于相对弱势地区的宰制与分化，这样的格局在亚非拉各地维持至今。1984年，因为批评总统奥博特（Milton Obote）的政策，他的公民权遭撤销，禁止入境，直到1986年政权垮台才得以返国。次年，亲身感受到在政局动荡中更要维持独立研究的重要性，透过与CODESRIA的合作，他推动建立了乌干达第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基础研究中心」（Center for Basic Research, 简称CBR），在政权深入大学体制的外部搭起自主的知识网络，试图将当地的政经社会基本研究与更为宽广的非洲视野连接起来。
1991年曼达尼与印度著名女导演奈尔（Mira Nair）成婚。虽然本身为印裔，非洲的身分认同是他主要的归属，这个婚姻深化了他与南亚大陆长期的关系。
在主持CBR期间（1987至1996），曼达尼扩大了对南部非洲大陆的研究，完成了经典作《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续》（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Citizen and Subject（暂译《公民与子民》）一书的极大成就是将非洲当成一个整体作为分析对象，试图解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权力结构在当代非洲是如何在历史的变动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其组织的方式又如何制约（分化）了民众抵抗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曼达尼提出了一个以历史为基地的政治理论，解释当前非洲的政治困境，核心的关键在于殖民史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政治构造：表面上在独立建国中由黑人原住民取代了白人统治者，但是殖民体制中所构成的「分散化的极权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间接统治」形式下，依据所谓习俗法（customary law）所塑造、切割出来的多重「原住民权力当局」（native authority），以部落（tribe）为单位进行治理，各自为政，这样切割分化的格局并没有在后殖民的状态中经过民主机制改造，反而成为冲突矛盾、利益争夺的来源。简单的说，殖民时期二分权力结构──白人移住民（settler）是公民，黑人原住民（native）是没有公民权的子民──在独立后被复制：少数统治族群（以都会为主）成为公民，原来就已经被切割成众多的部落（以农民为主体），依旧是子民，中央政权逐步由黑人取代，地方状态却是殖民时期所建构出来的部落内部极权主义继续操作，间接统治延续的结果造成部落之间的族群分化。《公民与子民》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架构，为他后来的几本具有高度介入性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以非洲为整体的比较视野开创出新的学术思想方式。这种立足各地真实处境而又能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方式，对亚洲的学术思想界会是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
1996年，曼达尼以AC Jordan教授的名义受聘于南非开普敦大学，主持非洲研究中心，成为非洲第一个非洲研究的讲座。校方请他规画全校学生必修的「非洲研究」的共同课程，有关奴隶与南非历史的部分，特别是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遭到人文社会学科所中既有势力的质疑，引发公开辩论，聚集数百人围观。接着，曼达尼在讲座的就职演说，以〈移住民何时成为原住民？〉（“When Does Settler Become a Native?”）这个尖锐的话题作为讲题，激起各方关切。这个演讲中，他清楚的指出，native的概念是settler殖民政权所创造的产物，由于两者的共生性，所以必须同时被摧毁，除非能够转化成新的关系共生共存，setter是不会变成native的。在九〇年代中期，正当南非黑白种族隔离政策处于高度张力下的转变期，曼达尼在理论上的介入提供了思想上的出路，聚焦在大学体制，展现在课程结构与内容的层面上，其实正是至今依然存在的知识上的去殖民问题（后详）。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曼达尼事件」（Mamdani Affair）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曼达尼能够在面对周遭环境中出现庞大压力时，将逆势转化为知识上的公共论辩，杀出一条血路，开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思考，这种抗压精神能耐的养成，成为后来他思想上的特征，尔后的十年中，他陆续介入处理了更具争议、更为棘手的问题，包括卢安达的种族灭绝、九一一后的反恐战争、拯救苏丹达尔富尔（Darfur）的群众运动，一直到近来挑战帝国（主义）人权观，以及美国的移住民殖民主义至今未能去殖民化，等重大议题。
1999年，曼达尼暂时离开了非洲大陆，受聘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赫伯特•雷曼讲座教授（Hebert Lehman Professor）。初到哥大期间，他完成了重要专著《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卢安达的殖民主义、原住民主义与种族灭绝》（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Princeton UP;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2001）。这个研究计划肇因于1994年卢安达发生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惨剧，作为邻居的乌干达人，曼达尼试图解释20世纪末期会发生种族灭绝（genocide）的历史过程，并且寻求弥平冲突的解决之道。承袭了《公民与子民》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架构对于后殖民时期公民权危机的解析，《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更为深入的展开卢安达及区域历史的探究，追溯胡图（Hutu）与图西（Tutsi）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身分」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国家机构所形塑，并且经过政治的变动中不断产生变化。原先在非洲大湖地区使用同一语言（Kinyarwanda）所统合的人群，在18、19世纪期间逐渐被分殊，到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将乎图族建构成本土原住民，将图其族打造成外来者，以「种族」界定两者差异，至此种下日后冲突不断的政治根源，在1962年代独立后延续，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类似，以选举方式抢夺掌控资源的国家机器，往往成为族群动员的引爆点，三十年间冲突不断，最终于九〇年代导致不幸的全面性爆发，相互仇杀。这本研究种族灭绝的经典作，将人们无法理解、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彻底的历史化、理论化，并在分析后开始提出大方向的理论命题，他认为冲突对立的群体要在未来如果要能够共同生活的话，就必须重新界定正义（justice），不能继续被理解为胜利者（victor）的专属，而是所有生还者（survivor）所共有，能够透过协商、吸纳的民主机制，打破殖民体制留下的排他性，赋予所有住民同等的权利，才可能解决纷争。这本着作成为后来曼达尼继续深化种族矛盾问题探究的重要基础。
1999年开始执教于纽约的两年后，2001年碰上了九一一，曼达尼带着在非洲的养成──以知识介入政治社会，事件发生的一周后，他在纽约市的公共论坛中开始讨论要如何理解这个震惊全球的事件，一年半后完成了影响力最大的一本着作《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的根源》（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Y: Patheon, 2004），出版后很快速的被翻译成七种语言。这本书将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摆放在全球冷战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解析透过将文化政治化，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的连接被打造出来。被特别是美国在越战的失败，美苏的对立关系中，在世界各地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相互制衡，里根政府积极支持恐怖组织，造成后来的祸害，在冷战的尖锐对立退潮后，伊斯兰被建构成对立的它者，依附美国意识形态的是好穆斯林，反之则被树立为要别打倒的对象。曼达尼在纽约期间以论辩方式介入公共议题，发挥了他冷静思考、以研究调查为基础的辩才，2008年被美国Foreign Policy与英国Prospect杂志共同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前十名。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完成《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后，曼达尼往来于苏丹达尔富尔与纽约之间，最后出版了《救世主与生还者：达尔富尔、政治与反恐战争》（@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NY: Patheon; Dakar: CODESRIA, 2009）。这本书更是直接以知识介入政治的表现，挑战了美国以纽约为中心上百万人参与横跨左右的「拯救达尔富尔运动」（Save Darfur Movement）。他的分析完整的暴露拯救运动不接地气，完全以美国自身的主观需求去投射达尔富尔的状况，以救世主（saviors）的心态将冲突矛盾武断的定位为种族灭绝（genocide），迫使美国国家机器介入苏丹内部矛盾，反而深化了对立，不只是对2003年前后近期的变化没有充分的把握，对于长期历史的脉络与冲突形成的条件与轨迹更没有理解。在历史上，以骆驼游牧为生的北达尔富尔群体，与以土地耕种为生的南达尔富尔人原来一直可以共存，到了英国殖民时期，20世纪前半部落化的政治过程中，土地政策逐渐将游牧群体与农耕群体区分开来，前者变成了移住民，后者成为了原住民，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权为后者所有，至此种下冲突与危机。一九五〇年代苏丹独立，民族国家化开始出现了问题，没有土地的游牧群体与农民，为了各自的生存发生争执，特别是天候干旱时，游牧人要找寻出路向农地移动，在八〇年代后期三波矛盾中步步升高，「土地所有拥有权」（耕地部落）与「公民生存权」（游牧部落）之间的矛盾，以族群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准内战的冲突，但从来不是外部所理解的「种族灭绝」。曼达尼以分析、论辩为武器，一人单挑以国家为后盾的百万人群众运动，这个极具知识勇气的介入是以《公民与子民》为立论基础，是《当受害者成为杀人者》成型的方法与思路的延展与深化，进入达尔富尔的历史语境，从在地、国家、区域与全球的多层次进行剖析，展现了历史分析的解释力，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在于外部美国与联合国的军事介入，而是在苏丹国家内部与区域性非洲联盟合作建立起和谈机制，促使各方政治力量坐上谈判桌寻求和平解决。从《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到《救世主与生还者》，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一直是他分析的基地，但是所触及的问题已经是全球性的，或许（修正沟口雄三的讲法）可以称之为「以非洲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这个思路会在尔后的写作中延续下去。
在哥伦比亚大学十年全职任教期间（1999至2010），曼达尼继续与非洲保持紧密的关系，1999至2002年期间，他担任CODESRIA的主席，协助该组织完成过渡转型；2003年休假期间，他回到长期任教的马凯雷雷大学，组成研究团队开始了四年的研究调查，最后完成了《在市集中的学者：马凯雷雷大学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困境，1989-2005》（Scholar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 Reform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 Dakar: CODESRIA; Kampala: Fountain Press, 2007）。该书以马凯雷雷大学为分析焦点，凸显出世界银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在所谓「结构性再调整」（structural readjustment）的整体方向下，改变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建设方案，以市场为导向，透过私有化与商品化的两种过程，彻底改变了非洲的高等教育，破坏了大学各个层面上作为公共机构的特性。对于非洲大学体制的分析，让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要如何使得批判性的知识生产能够在非洲延续生根，促使他2010年全职回到马凯雷雷大学任教，以参与实践来改变大学所面临的危机。他接掌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理念是要建立起一个跨领域的博士班，提供社会理论、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化为基本的训练，培育立足非洲的批判学术人才，也因此非洲过去发生过知识上的辩论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但同时也将他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关系带回非洲，让学生能够透建立起更为宽广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设计承袭着CODESRIA长期以来的知识积累，但补足了过去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高等研究人才的缺憾，透过博士班的建立使得泛非主义的分析视野能够得到继承，同时能与世界各地形成对话关系。期待他的努力能够在下一代学子身上开花结果。
除了以上提及颇具影响力的十本专书著作外，曼达尼有六本编著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与接受媒体访问评论公共事务。他最近期的著作《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分》（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Harvard U, 2012）是在哈佛大学纪念W. E. B. Du Bois的系列讲座，可以说是将他过去对现代非洲（殖民）政体研究的理论性总结。此书将「间接统治」思想形成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程中，英国在印度、马来亚，以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出现统治危机的调适方案，在20世纪移植到非洲大陆；其基本的理论已经不再是过去老帝国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而是「界而治之」（define and rule）：将被统治的原住民分割成不同的人群后，进一步积极的去界定、定义、恢复、保留、规画他们的传统与文化，透过法律制度、政治机构，更为主动地去塑造不同的原住民主体性；换句话说，「原住民」、「部落」、「移住民」等都是殖民时期的历史产物，之前人们处于相对自然状态的文化与经济生活中，没有明确的分类系统，也没有清楚的边界，在殖民体制的现代国家到来后，经过统治机器主动的政治过程纳入了治理方案；也就是在特定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中，身分认同被政治化、固化，透过行政、法律的实际运作，部落边界被建立起来，从而回头去挖掘、打造它的传统，规范原住民的行为举止与生活方式，所以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结果。正是在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识成为治理的依据，而殖民学术却也造成深远的影响，在独立建国后国族史的自我的认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如何从已经构成的政治体制与历史认识中解放出来，成为至今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拆解殖民史观，如何打破间接统治的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机构是非洲大陆漫长的努力方向。
本文转自公众号“亚际书院”2017年4月8日的推送
主编：何明
编辑：马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