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文学现象十分复杂。一批从旧时代过来的作家有着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审美理念和不同的政治倾向。他们的作品与时代格格不入，不能完全合乎当时苏联新兴社会体制对文学的要求。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一部分作家遭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监禁。至于受到批判的，更不在少数，左琴科便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左琴科被判处了文学死刑”（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一
左琴科是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被誉为“苏联文学中唯一成熟的幽默大师”，以笔锋犀利、妙趣横生、针砭时弊的短篇小说最负盛名，曾在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许多作品被译介到国外。1939年，左琴科因文学成就卓著而获得苏联红旗勋章。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在评论界不断引起激烈的争论。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于1895年8月10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母亲是演员。左琴科从小喜爱文学，尤其对民间故事情有独钟，少年时期开始尝试写作。1913年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时年18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左琴科志愿参军赴前线作战，多次负伤，养伤期间又不幸煤气中毒，以上尉军衔退役。
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圣彼得堡，在邮政总局任管理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左琴科参加红军，任贫农模范第一兵团参谋，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1919年，因健康原因复员。此后几年，左琴科为了生计四处漂泊，他在自传中说：“三年之中，我的足迹遍及十二个城市，更换了十个职业。我当过民警、会计、鞋匠、饲养家禽的指导员、法院刑事侦查员、法院文书、办事员等。”（转引自《苏联文学史论文集》第334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不同的职业使他对俄国社会的人情风貌、生活习俗，以及各色人等的行为、思想、情感、语言有了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人们在旧社会所形成的粗俗、野蛮的不良习气和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印象深刻。这段生活阅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左琴科
1921年，左琴科定居圣彼得堡，致力于文学创作，他参加了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其成员大多崇尚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文艺的政治倾向，否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左琴科虽然受到上述观点影响，也发表了一些含有“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言论，但他思想中的主流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愿以自己的创作为人民造福，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正是在这样正确思想的主导下，他才对人们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市侩习气深恶痛绝，要以自己的作品揭露和鞭挞落后、丑恶的东西以及披着各种伪装的“市侩阶层”，而这也正是左琴科在创作生涯中浮沉的真正缘由。
1922年，左琴科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的故事》，一举成名。小说以独特的幽默情趣，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多次再版。此后，左琴科不断有作品面世，如《贵族小姐》（1923年）、《澡堂》（1924年）、《危机》（1925年）等等。这些作品用滑稽幽默的故事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情感，讽刺和抨击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落后、自私、愚昧、冷漠等旧社会的遗风积习，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据左琴科的好友、作家楚科夫斯基回忆：“他的书在书店一上架，立刻被抢购一空。没有一家剧院没有朗诵过他的《澡堂》《贵族小姐》《生病的故事》等作品。每家出版社都争着出他的书。”（转引自《苏联文学史论文集》第334页）左琴科因此而获得了幽默讽刺作家的声誉，受到了文艺界的高度赞赏。高尔基写道:“您具有讽刺作家的天赋，讽刺感十分敏锐，而又别具匠心地伴之以抒情笔调，在我看来，文学史上还几乎没有人能这样熔讽刺和抒情于一炉……”马雅可夫斯基称赞左琴科是“有专业水平，最受欢迎的大作家”。文艺批评家沃隆斯基指出，左琴科可喜地继承了列斯科夫和果戈理的传统，创造出“新鲜的、富有刺激性的、充满活力的语言”（转引自薛君智《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回归》）。但左琴科的作品也不断受到评论家的指责。有人认为，“作家在描写生活的阴暗面时，看不到革命给生活带来的光明，作家只看到生活中的缺陷，却不知出路何在”。有人认为，“作者不注意作品的思想教育意义，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过分渲染，以致歪曲了事物的真实”。有人甚至说，“左琴科本人就是个凡夫俗子，……他以自己的小市民的眼光观察生活，他本人就是个市侩”，还把他的作品归入“粗俗文学”。我国学者薛君智指出：“这些批判性评论，多半来自无产阶级批评家阵营，反映了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界曾经存在的极‘左’思潮、宗派主义情绪和庸俗社会学的偏向。”（《回归》第14页）
二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左琴科要求留在列宁格勒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但因健康原因未能获准，只得奉命撤退到大后方，居住在阿拉木图市，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1943年，左琴科完成了《日出之前》。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成分的中篇小说，作者将自己作为剖析对象，通过101件小事，记述了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以及治疗精神疾病的经过。其中的病例分析部分含有许多对人的心理、生理、潜意识、梦境和幻觉的描述。作者的意图是从中探寻痛苦与不幸的根源，以及摆脱它们的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幸——而我不知原因何在。我曾经想死，因为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因此，“我决心回忆一下我的过去，从中找到不幸的根源”。左琴科将小说交与《十月》杂志后，编辑部在发表前曾组织文学家和生理学家讨论，得到了肯定性的评价。于是，小说开始在《十月》连载上半部，受到了评论界的赞扬和读者的欢迎，同时也遭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批判和否定。同年12月4日，《文学与艺术》刊出德米特里的批评文章，指责左琴科在作品的回忆个人生活部分引用了“最猥亵的、令人厌恶和作呕的”事情，并批评他无视“社会因素和时代的伟大事件”。法捷耶夫在全苏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将《日出之前》认定为“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须经重新严肃的讨论，主席团决定停止继续刊出（转引自《回归》第31页）。直到1972年，小说第二部分才出版，更名为《关于理智的故事》。德·莫尔达维斯基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日出之前》远远超出自传和回忆录的范围，而是对时代作了多侧面的准确的描述，在世界文学中也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当代苏联文学》1988年第2期，第98页）
1944年初，《日出之前》更是遭到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严厉指责和粗暴批判，说这是一部“诽谤性小说”，作者“是个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无聊文人和下流家伙”。吉洪诺夫也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文章，批评《日出之前》是“和苏联文学的精神和性质完全不相容的现象”。该刊还发表读者来稿对左琴科进行谩骂。有的批评家给他扣上“有害的弗洛伊德信徒”的帽子，称他是“没有头脑的黄色作家”，把小说说成是用弗洛伊德学说写的“病态故事”，是“有害于社会的”。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十月》杂志以发表这部小说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而作了公开检查。正是这部被大张挞伐的《日出之前》和接下来的《猴子奇遇记》给左琴科招来灭顶之灾。
▲俄罗斯于1994年发行的左琴科纪念邮票
左琴科不顾这些打击，在卫国战争结束不久，于1946年在《星》杂志第5期和第6期发表了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作品通过卫国战争初期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一只猴子在一个小城里的“奇遇”经历，用滑稽幽默的笔致描绘了一系列战时日常生活细节，揭示了当时苏联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现象，对匮乏的物质生活、人们的鄙俗行为和畸形心态作了暴露性的勾勒，并让猴子评说和嘲讽这些社会现象。左琴科创作这个短篇的意图“完全是立足于二十年代已形成的艺术观，即：描述那些‘野蛮的、无文化的、甚至是可怕的人们’，以期他们能够‘在讽刺文学的帮助下教育自己，对生活中的畸形和鄙俗方面感到厌恶’，从而得到改造和提高”（《回归》第48页）。然而，这篇小故事竟然惊动了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对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粗暴的批判，他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说：“《猴子奇遇记》对于左琴科并不是超出他通常写作范围以外的东西。这篇‘作品’在批评界的视野里，不过是左琴科文学创作中全部否定东西的最鲜明的表现。”“就像在《猴子奇遇记》里一样，左琴科惯于嘲弄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用空洞娱乐和无聊幽默的假面具掩盖这种嘲弄。”“左琴科是让猴子扮演我们社会制度的最高法官”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猴子嘴里说出恶劣的、有毒的反苏的警句，就是所谓生活在动物园中要比在自由空气中好些，在笼子里呼吸要比在苏联人中间舒适些”。日丹诺夫还在批评《日出之前》中对左琴科进行诋毁，他说：“在这部小说中，左琴科把自己下流和卑劣的灵魂翻了出来，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带着享乐和好玩的心情，想向大家表示：——瞧一瞧，我是怎样一个流氓呀！”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中，指责左琴科是“文学无赖和渣滓”，其作品“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和苏联人民的卑鄙的诽谤”。（转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同年9月4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作出“开除左琴科的苏联作家协会会籍”的决定。
三
左琴科被开除作协后，万般无奈之下，呈书斯大林申诉自己的冤情。他在信中说道：“我从来不曾反对苏维埃。1918年我自愿参加红军，在前线与白匪作战半年。我出身于贵族家庭，可是在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上，我的态度始终明确，那就是和人民在一起，而不与地主阶级同流合污。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1921年开始从事文学工作以来，我怀着满腔热情进行创作，愿以自己的创作为人民造福。我嘲讽的是遗留在人们身上的、应该受到嘲讽的不良品质。”“如果说，有时在我的作品中能审查出一些观点模糊和不明确的地方，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我本人并不怀有恶意。”“现在我并不希冀命运的改善，我给您写信的唯一目的，是想以此减轻我的痛苦。如果您把我看作一个文学流氓，一个卑微的小丑或是地主财阀的走狗，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这样看待我是不公正的。请您相信我吧。”（转引自《苏联文学史论文集》第338页）一位作家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写出这种声泪俱下的信，足见左琴科当时所承受的压力之大、痛苦之深。
被开除作协后，左琴科在一些期刊编辑部、出版社、作家组织等机构担任的职务也被撤销，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喜剧电影脚本《罪与罚》及同名电影也被禁止发表和上映。这意味着他不能发表作品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搞点翻译。1951年，左琴科获准可以发表一些短文，他才在报刊上写点小东西，但再也没有发表重要作品。一个文学成就卓著、为苏联的幽默讽刺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作家的艺术生命就这样被宣判了“死刑”。1953年6月，苏联作家协会恢复了左琴科的会籍，但他的声誉并没有随之恢复。翌年的五六月间，左琴科曾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他不能接受1946年那场批判运动中给他扣上的一大堆侮辱性的“帽子”。对于一个蒙冤受屈多年的作家来说，这样的谈话理应得到同情、理解和尊重，然而，一些报纸、电台、作家组织却再次对他围攻，以致迫使他不得不在“接近昏厥的状态中”喊出：“讽刺作家在道德上应该是纯洁的人，而我却被侮辱，就像一个最下等的狗崽子！”（转引自《回归》第55页）
左琴科的晚景十分悲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总是陷入极度忧愁、苦闷、抑郁之中，生活境况也很窘迫，常常靠典卖一些日常用品换取面包度日，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甚至到了难以进食的地步。而最为悲惨的是，他已经对自己视若生命的文学事业彻底绝望了。在他去世前三个月，好友楚科夫斯基前去同他商谈出版他的文集时，“他只挥挥手，——‘我的文集？’——他用自己缓慢而冷漠的声音说，——‘我的什么文集？已没有任何人知道它们，我自己也忘了我的文集……’”（转引自《回归》第42页）1958年7月22日，左琴科在列宁格勒病逝，走完了62年坎坷的人生旅程，而他的艺术生命，却在其离开尘世之前就早已结束了，留给世人的是那个年代苏联文学生活中的又一幅凄凉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