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期间与秘密社会的关系

  1934年 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 ,从湘赣根据地开始长征 ,于 10 月到达黔东根据地,与红三军会合, 红三军此时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10 月, 红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从南腰界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后 ,由 “神兵 ”改编而来的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 与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敌周旋了一个月之久, 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为二、六军团主力攻占永顺、大庸、桑植创造了条件1 。神兵是湖北、贵州一带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原先是为了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而组织起来的 ,其成员大多是不脱产的农民。

  1934年 6月红三军占领四川秀川南腰界后 ,沿河 、印江一带 “神兵”代表冉少波就主动向红三军军长贺龙等人汇报了黔东的情况, 转达了“神兵”的要求 。 6月 15日沿河 、印江两县交界沙子坡的 “神兵 ”与刚抵达那里的红三军取得了联系。次日贺龙和夏曦 、关向应、卢冬生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 、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内称:“亲爱的`神兵' 同志们:你们受不了苛捐杂税的剥削 ,起来反抗万恶的军阀和区长 、豪绅 ……我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有百万以上的工农红军 ,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 ……因此我们与你们正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

  《告神坛诸同志书 》接着分析了“神兵 ”历次失败的原因 :“

  第一 , `神兵'只是以反抗派款子为目的 。没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计划 。

  第二 , `神兵 '只是组织神坛 ,没有自己组织的政府, 没有训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 ,怎能与反动政府的军队抵抗 ?

  第三, `神兵 '没有代表工农穷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来作为斗争的目标 ,来巩固自己的联合 ,常常混入投机取巧的豪绅与反动政府妥协 ,跑去招安 ,使 `神兵 ' 的事业中途停止和失败;

  第四, “神兵” 没有像苏维埃一样有全中国的联合, 各地 `神兵 ' 没有联络 。所以`神兵' 牺牲了很大的力量, 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告神坛诸同志书》表示最诚恳地希望 “神兵 ”来参加苏维埃革命 , “希望各地神兵随时派代表来同我们接洽, 商榷一切 , 我们誓以诚意与你们建立亲密的革命的联合 ”。四川黔江、彭水等地的 “神兵 ”, “现在参加我们红军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他们并自己起来组织红军游击队 ,保护自己的地方 ”。

  《告神坛诸同志书》还对印江、婺川、德江、沿河一带的 “神兵 ”提

  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五点意见 , “

  (一)工人组织工会 ,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神坛应该赞助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的一切行动 ,完全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二)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 铲除暴绅军阀, 保护自家;

  (三)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

  (四)彻底反对豪绅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 ,不招安, 不妥协;

  (五 )信教自由 ,保护神坛和不信神的自由 ”2 。

  当天沙子坡、枫香溪等地的“神兵”被红三军收编, 组成直属红三军司令部的黔东纵队 。

  7月 21日至 22日夏曦在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分局进一步阐明了 “神兵 ”的光明出路, 继续进行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 “组织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 ,成立工人农民的红军。”3上述政策得到了广大 “神兵”的拥护和响应。 7月下旬冉少波部千余神兵加入红军与各独立团一部合编为黔东独立师。沿河县邮政局长在给省局的报告中承认, “神兵”热烈拥护红军,红军攻克沿河县城后 “神匪归者络绎不绝 ,闻风响应者, 各地皆是 ”4 。至 1935年1月中旬 ,又有 2000余“神兵”被收编 ,组成红十七团 。“神兵 ”工作的顺利展开促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1935年 11月红二 、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开始长征 。 1936年 2月红二 、六军团在长征路经黔西北大定时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布告 ,号召包括绿林民团在内的“一切反日反蒋的武装队伍不分政治派别, 不论成分, 一律联合起来 ,组织抗日救国联军 ,与红军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以扩大民族解放战争 ”5 。不久红军在黔西 、大定、毕节三县及较大的乡镇陆续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和九十多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的游击队, 壮大了抗日的力量。

  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是赫章县汉族人 ,他在与云南镇雄县彝族安家争夺土地的长期械斗中形成了一支千余人枪的队伍 。1934年席部遭到滇军一个旅的大举进攻 ,住房全部被烧。席被迫率部至贵阳投靠王家烈 ,被王收编为一个营 。 1935年蒋介石势力进入贵州改编黔军时, 席返回赫章老家 ,组织人枪继续与云南安姓武装对抗。 1936年 2月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席部在毕节加入贵州抗日救国军后 , 3月随红军大队北上 ,经赫章时席大明又擅自脱离大部队, 结果被安姓地主武装配合滇军击溃6 。

  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上校参谋 、新兵团团长。 1935年省政府改组落伍返毕节海子街老家后, “拥有枪支数十 ……暗地抢劫 ,彼则坐地分肥 ”7。他是与中共武装有联络的绿林武装首领 。 1936年 4月周部遇国民党军围攻,周质夫战败被俘 。以阮俊臣为司令员的第三支队也是一支原先由红军改编的游民武装8。这些绿林武装的加盟加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毛泽东后来赞扬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讨了巧 ”, “没有吃亏”, “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9 ,这与贺龙等人对秘密社会的积极联络和争取有一定的关系。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 ,开始长征。 12月在湖南通道境内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放弃原先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统辖的黔军派系矛盾严重, 战斗力不强 ,因此未能阻止红军入黔作战。 12月下旬收藏有 《告神坛诸同志书》的黔东“神兵 ”首领向黎民在贵州余庆县某镇入伍的神兵朋友赵力士 (沿河县城郊人 )的介绍下 , 率 50余 “神兵 ”弟兄走出深山前来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 。向黎民, 大学毕业 , 1930年即抵婺川、印江一带 ,参加 “神兵”, 担任小神坛主 。 1933年春德江之役, “神兵 ”五六百人被敌击溃后所剩不到百人 ,余部有的被神坛主带去投敌 。向黎民在德江无法站脚,于是率数人逃至距石阡县境不到 80里的深山里 。经过一年多斗争,向的队伍才发展到 50余人 。后经红一方面军教导师保卫科长征求意见, 除少数体弱有病或自己家庭有困难者发给路费回乡外, 其余 40余人均愉快地接受改编 ,编入教导师的特务连10 。

  1935年入据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为了防范红军对贵阳的进攻 ,由驻贵州的第五别动大队长兼省会警察局长肖树经、别动队分队长兼第三分局长杨子知等人找贵州洪帮首领邓占奎 、蓝克安商议, 运用帮会力量协助国民党中央军侦察红军的动向。具体方案是在修文、贵筑 、清镇 、尤里、息烽、广顺、惠水八县各组织帮会分子 200 人, 由县警察局领导 ,与乡镇保甲配合行动。遵义 “同义社”曾截杀过红军的后队 。

  5月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渡过金沙江后 ,川军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团长余味儒率全团在大渡河南岸安顺场布防 ,准备阻截 。名山百丈场袍哥首领、营长韩槐堦奉命负责北岸的防务 。韩槐堦曾在安顺场附近流浪多年 ,酷好赌博,与当地豪绅恶霸十分熟悉 。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分析敌情时指出:“安顺场守敌不多, 也是一个营 , 虽是刘文辉的部队,但只是当地袍哥一类人组成的民团武装 。”11韩槐堦部自然不是红军的对手,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韩被撤职查办12。

  1935年 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 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作战略转移后, 一些袍哥土匪乘机反攻倒算 。剑阁袍哥首领陈天宝在红军走后肆意迫害游击队和苏维埃干部, 于5月间收罗袍哥 408人,在三朗庙自称虎威山励仁社社长。他常以治匪为名 ,使有枪者枪丢人亡, 在三朗庙一带建立起他的帮会霸权13 。

  4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主力逼近涪江上游 。邓锡侯 、孙震部担任封锁土门和守备北川河谷的任务。他们积极调动主力防范红军渡江的同时 ,拉拢川西袍哥土匪刘先 、赖华山、罗金广 、唐登域、谢用之、冷开泰等人组成 “剿共 ”自卫团 。刘先 、赖华山分任团长和前敌指挥, 其他人均为大 、中队长, 经费分别由邓、孙两部按月补助 2000元 、1000元 ,口粮由安县、绵阳两县负担 。该团在安县花街场集结,任务是侦察红军动向 、偷袭红军, 并通过帮会系统收罗炮灰 ,及时补充缺额 ,阻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 。

  同年 11月红四方面军穿越夹金山 ,接连攻克天全、芦山, 南下直抵名山时 ,范绍增的第四师奉刘湘电令率部火速增援 ,在百丈关与红军激战 ,解了刘湘之围14 。百丈关一役历时 7 昼夜, 红军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歼敌 1.5万人, 最后依然未能获胜15。在名山等地指挥川军与红军作战的刘湘特别注意收罗袍哥武装投入反共战争。他任命某部团长、袍哥头子刘树成为邛崃特组“剿匪”义务队指挥官 ,收罗邛崃、大邑 、天全 、芦山 、宝兴等县的地主、袍哥武装编成 7个区队 ,配合川军偷袭红军。 1936 年春名山 、邛崃战事结束后刘树成宴请了团队和各路袍哥土匪。第四区队队长、天全哥老会舵把子岳梧岗还因此被刘湘委为懋功县县长。刘树成还奉刘湘之命在百花潭开办秘密训练班 ,招集川西袍哥土匪数百人受训, 以备他日反共或反蒋之用。新津袍哥匪首袁树江、李元亨被相继委以区队副、游击大队长、公安大队长、警察大队长、侦缉大队长等维持地方治安的公职16 。

  中国工农红军对国民党政府利用帮会从事内战早有觉察。 1935年 1月总政治部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 “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在四川贵州广大区域中与敌人主要 (是 ) 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决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完全胜利 ”, 为此必须 “争取哥老会等秘密会社中被欺骗的贫苦的分子 ,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其领袖”17。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离开长征队伍 ,在地下党员、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教师席懋昭的护送下去上海 ,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 ,设法寻找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8。陈云说 :“由一小学教员 (灵关小学 ) 席哲明 (即席懋昭 ———引者注)带上山 ,经土匪区,依靠哥老会关系,重进天全城 ”, 再经过雅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 ,陈云买票去重庆,再从那里乘船去上海19 。

  同年 8月 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 提出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 ,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 ,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 ,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 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 ,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 ,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20 。其中各团体中已经明确包含了洪门致公堂。

  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 , 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了西北地区一小块贫瘠的土地 ,主力红军才 5万余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得悉 “哥老会的组织, 遍于陕甘宁绥西北数省 ,在农村中 ,在城市里 ,在敌人的士兵中 ,其会员散属于白区或苏区……即红军中亦有曾入哥老会的分子 ”。在陕北,张廷滋 、史文华等利用和组织哥老会 , “作为进攻与骚扰苏区的别动工具及前哨 ”, “即在正规红军中因哥老会关系而领导拖枪投敌的也有数起 ”21。此外受命围困苏区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 、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 、第八十六师第一一五团团长张云衢等相继允许在军内外公开哥老会, 作为破坏苏区的工具 , “高双成 ,马鸿宾等部队之士兵亦多为哥老会分子 ”22 。东北军一些散兵游勇流窜至宜川 、延长、富县三县交界无人地带后成了哥老会土匪23 。

  同年 11月 28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 :继东北四省之后, 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 。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 。在亡国灭种面前, 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陆海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 ,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宣言 :“不论任何政治派别 ,任何武装队伍 ,任何社会团体, 任何个人类别, 只要他愿意抗日反蒋者, 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 而且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同时提出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24。

  1935年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日之间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通过了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 要求共产党人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实行最广泛的联合, 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12月 27日毛泽东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 , 总结了历史经验, 纠正了关门主义路线的错误,为联合包括哥老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抗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至 1936年 6月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汇报说 , “在延安 、清涧一带工作开展迅速 。……对哥老会,也已帮助他们开过几次`山堂会 ' ,把大部分大爷团结了起来 ;他们积极支持我们的抗日政策 ,给我们送情报, 和地方团队交朋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后来积极动员哥老会的大爷争取民团 。经过多次耐心说服 ,这些民团中的几个队长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劝告。情愿在条件成熟时起义参加红军。这对瓦解延安城里敌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25 。

  1936年 7月 15日 ,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 》,指出 :“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 ,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 ,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团结 ,共抱义气 , 共赴国难”。中国民族的死敌是日本帝国主义 。哥老会素以打富济贫为宗旨, 曾积极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曾历次宣言 ,号召凡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不应分党派和阶级亲密的团结起来,一致去打我们的共同敌人。并提出“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 ,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 ,共抱义气 ,共赴国难, 这是你们的神圣义务, 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义务”26。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 ,切实做好争取哥老会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 7月 16日又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刊登在党内干部中传阅的《党的工作 》上 ,就中共对哥老会的策略方针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 》提出 “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的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的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 ,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 ”27 。《指示 》还提出要“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中共中央团结哥老会共同抗日的主张很快得到了苏区内外哥老会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8月 26日陕甘宁苏区政府在河连湾召开哥老会大会, 到会者共80余名,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将 “打日本救中国 ”等十条作为将来开山堂会讨论的中心 。最后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宣布, 成立省哥老会招待所招待积极抗日的龙头大爷及江湖好汉28。 9月间宁夏回族哥老会马怀蔺被委任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 自保安到定边 ,与中共三边(定边 、安边 、靖边 )特委书记贾拓夫会商联合行动大计 。 10月 27日陕甘宁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前后, 组织抗日救国江湖委员会作为 “群众性武装组织, 主要任务是争取哥老会,造就抗日救国声势,协助红军扰敌和牵制敌人 ”30 。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争取西北哥老会共同抗日的工作有利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是建立西北大联合的一个必要之举。它为 1936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师减少了阻力 ,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

  注释

  1 《中共党史资料》第 16 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2 页 。

  2 《贺龙元帅丰碑永存》,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56— 58页。

  3 《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34页 。

  4 转引自《贺龙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62 页。

  5 《黔山红迹》,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127 页。

  6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 第 225— 229 页。

  7 《黔山红迹》,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127 页。

  8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 第 222页。

  9 《红二方面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508 页。

  10 《革命史资料》第 19 辑, 第 204 页。

  11 《刘伯承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124 页。

  12 《四川文史资料》第 22 辑, 第 255页

  13《剑阁文史资料选辑》第 6辑, 第 238— 240页。

  14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 解放军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471 页。

  15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抗日潮流的起伏》,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760页。

  16《新津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50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448— 451页。

  18 19《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6、178 页。

  20《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学习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273 页。

  21中央档案馆馆藏:周恩来对哥老会工作的指示信(1936 年 10月 6 日)。

  22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争取哥老会的重要及方法》(1936 年)。

  23《王平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0页。

  24《毛泽东军事年谱》,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99页。

  25王英:《周恩来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革命史资料》第 20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7 页。

  26《毛泽东军事年谱》,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36 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52— 56页。

  28《红色中华》第 301期(1936年 8月 29日)。

  29《红色中华》第 301期(1936年 9月 18日)。

  30《王首道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85页、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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