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隣，民国著名法律人士，国民政府官员
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九五四年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
一 、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不易
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粱任公先生曾指出过，在材料方面。其困难之点有三：（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史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二），“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三）“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詄荡之辞，失真愈甚……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先秦政治思想史﹝民国十一年﹞，页九至十）在作者主观方面，其困难有二：（一）“社会事项，最易惹起吾人主观的爱憎。一为情感所蔽，非惟批评远于正鹄，且并资料之取舍，亦减其确实性……政治上理论，出入主奴之见少甚。中国唐宋以后学者……之论嚣然，而斯学愈不可复理。……吾侪宜保持极冷静的头脑，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二）“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质言之，吾侪所持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决……虽然，吾侪忠于史者，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吾侪所最宜深戒也。”然而这两种态度，就是任公先生自己，也自病其“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他说：“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同上，页十二，十三）以学术修养如任公先生的人，尚有此叹，那么其他的人更可知了。
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钱宾四先生指出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外两种困难。（一）“我族传统政治思想，都渗透包会于各家思想之全体系……种种哲学思想上之本体问题，与其政治思想息息相关，水乳难分。非于哲学有专诣者，难于胜任而愉快。”（二）“中国政治思想，随时于制度中具体实现。思想之表达，实际已不在文字著作，而在当代之法令，历朝之兴革，名臣之奏议。举凡兵刑礼乐，户役赋税，所谓托之空言，不如寄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非于治史有专精，尤难抉发其底事。”见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
但是，写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掉上面所说的以外，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因为对于过去有关政治问题的思考，作一项历史性的观察——就是说，从历史的立场上予以观察，也就是说，研究这些思想在时间顺序上的演变，和它们与时代背景的交互影响——完全是近代西方学术的观点（所以在和西方学术接触以前，两千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这一类的著作。而在西方也是比较晚近的事）。所以要作这一门学问，一种适当的现代西方学术的训练——最重要的，即所谓一个有科学训练的头脑scientifically trained mind——是一个起码的条件，而且必须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也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作比较正确的评价。不然的话，只是在故纸堆中打滚，而想在顾亭林，王船山诸人之后，在这一方面，再如何重要的贡献，恐怕就很难了。但是有了西方学术训练，还必须在国学方面，先打好了比较深厚的基础才行。近来若干作家，有的对于训诂学问太生疏，有的在材料评价上太外行，因而制造了不少的笑话，都是国学修养太差的缘故。也就是说，要作这一门学问，必须在西方现代学术，和中国国学方面，同样的有比较高深的修养，才能望其成功。这一点困难确实是很大的。而也就因为这一项困难很大，所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人非常的少，因之可以利用的现代材料，也非常缺乏；不但关于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多，就是关于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思想家的比较现代的著述，也异常稀少，所以要作这一门的研究，差不多处处都要从处理原始材料开始。（西洋人作同样学问的，在五六十年以前，就已经有很多整理好的材料，可资利用。）而中国人之从事政治思考，已经两千多年，时间是如此之长，人数是如此之众，要作全部的整理和探讨，真是谈何容易！于是努力的缺少，和问题的艰难，益发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二、本书的优点
萧公权先生是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研究政治学的。在民国二十六年，他用英文发表了一本《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这是讨论西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部出色的著作，这一点说明了他对于西方学问的修养。但是在二十七、八年前，我曾经看到他翻译的几十首英文诗，一律填成阴阳四声十分严格的中国“词”，这一点至少说明了他国学的深厚根柢；和他好学深思的精神。以他这样西学和国学的优良基础，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从基本条件上讲，就已经胜人一筹了。
英文版《政治多元论》
萧先生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单从内容的范围来看，就在这一类的著作中占第一位。全书六册，约七十三万字，从孔子起，到辛亥革命（关于国父的一章，尚待完成）。所包含的时间，上下两千五百多年。其中经过比较详细叙述的，约有六十多人，内容可以说是相当完备。所以在今天研究这门学问，不管教学用也好，参考用也好，萧先生这部书，是不能缺少的。
现在再试就质的方面，举出它的几项优点：
1、高度的系统思考
以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故，其和古人不同，因之比较可能超过古人者，主要的是因为现代人的思考，比较有系统systematic之故。所谓“有系统”者，就是能“分析”analysis。而这个分析，包括两方面，一是种类的分辨，即所谓“分类”classification 是也；一是价值的分辨，即所谓“评价”evaluation是也。过去中国人读书，多半长于领会（所谓“心领神会”），而不长于作系统性的探索。所以虽然也谈到“条理”，而不知道注重“分类”，也谈到“要领”，而不知道利用“比较法”。可是他们十分相信自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天赋能力，因而惯于下“以意逆志”的工夫，以为“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于是人人都自以为可以和周公孔子直接交通，而过去一两千年的学者，一个个全都大错特错。
一个善于作系统思考者，可以从古人一堆散漫的材料中，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他举出一个思想家的几项主要观念，而他的其他许多观念，就都成了这几项主要观念的推行和说明，而这几项主要观念本身，不但不彼此冲突重复，而且彼此间相互发明，相互支持，而形成了这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骨干。有了这种系统观念，再去读古人的原始著作，好像拿着一幅地图，去游览城市，胸中有一个全体的和方向的观念存在，不致于为斜街曲巷所迷。当然，一位后人，替一位前人整理思想，他所钩画出来的，不一定是惟一可能的体系。另外一个人，可能整理出另外一套体系来。再多的人，可能整理出再多的不同体系来。那么哪一个人整理出来的是最正确，最适当，那就要有待于读者多数意见的公断了。
萧先生对于古人思想的系统整理，有若干处，是十分成功的。例如书中对于孔子的叙述，说他“学术的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三）。他的政治思想的起点，是要恢复周礼（盛周时代的全部社会制度）（页五八），而“植本”于他所发明的“仁”的观念（即推自爱之心以爱人）页五九。他的“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养教之工具，为‘德’‘礼’，治之工具，为‘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辅，而教化又为孔子所最重之中心政策”（页六一）。对于孟子之叙述，萧先生特别举出三点：一、以人民为政治主体的“民为贵”的理论（页八九）；二、立新政权以恢复旧制度（页九四）；三、一治一乱的历史观（页九七）。对于墨子的学说，书中分就下列六点叙述：兼爱（页一二九），尚同（页一三三），明鬼（页一三七），尚贤（页一四○），节用（页一四三），非攻（页一四七）。以上三例，从三位大思想家广泛复杂的学说中，简单明了的指出它们少数几个中心思想，于是我们很快的就能切实的掌握住他们思想系统的主要骨干。再看书中对于三家思想所分析出的项目，或简或繁，其综合成一个项目的，不可强予割离；分别成个别项目的，不容强予归并，凡此种种，处处都是作者高度系统思考的优美表现。
2、立论的谨严和精辟
在近年来治国故的学者们中间，似乎流行着一种喜欢发新奇议论的风气，他们常常根据一点点不太靠得住的材料，就作十分大胆的，但是并不能满足逻辑条件的推论。于是乎许多“创见”和“发现”，不但丝毫不帮助我们对于古代事物的了解，而只是凭空的又多制造出若干笑话和麻烦。例如有人主张孟子的性善论，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人说从汉唐到清末，政权治权的重心，都在臣民，“皇帝几一画诺之虚号”，有人说，照唐律的规定，“丈夫对其妻，有告诉、骂詈、殴打、折伤、及骂詈并殴打其父母祖父母之自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萧先生在他书中，很少提出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内中也有我不大同意的少数几项，将在后面提出讨论。一般说来，在这方面，他是趋向于保守的。我们与其说他缺乏个人见解，不如说他态度谨严。而这正是在时下风气中难见的美态。
萧先生的态度虽然趋向于谨严，然而这个仍不妨碍他在若干地方作十分肯定的，非常精辟的论断。例如他指出宋后儒者每以臣下效忠君国为绝对义务，实则并非孔子之教（页六六），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页九一）。道法二家思想之相近者皮毛，其根本则迥不相同（页二四六）；先秦之法家思想，实专制思想之误称。若干条目，似与法治有关，实则皆失法律之平，为近代法治之所不许（页二六七）。以上数端，都是十分有份量的论断。
3、功力精深
如果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作一宗浩大的工程，则萧先生所表现的“不惜工本”的伟大精神，着实是可惊的。他所准备的材料极为丰富，工作十分仔细和考究。他不躲避任何复杂或艰深的问题，忽略任何和问题有关的著作，他如果把所参考过的书籍列一清单，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他书中每章正文后的小注，少的百节左右，多的一百八、九十节。占全书篇幅将近五分之二。内容包括古今中外，有考证，有议论，有比铰，有引申。最足以说明作者学问的渊博，用心的细密，和态度的谨严。读本书不细读小注，不容易看出他功力之深。
4、责任交代清楚
书中对于采用别人意见的时候，无不一一交代清楚，例如指出孔子设教授徒，遂打破阶级的界限，是章太炎之说（页五三），诗经尚书中极少见“仁”字，是梁任公说过的（页七九，注五四）；“墨之本在兼爱”，乃张惠言所举出（页一二九），叙墨家团体组织，曾参考过方授楚之书（页一五四注二九）等等。凡此种种，不掠他人之美，不代他人受过，本是作学问者应有的态度，乃近来似乎常常为作家们所忽略，还有书中引用二手second hand材料时，从不忽略把它明白叙述出来。这些也本是学者们应有的交代，但是现在的作家们多不肯如此做，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予以表扬。
5、态度谦虚
读萧先生这部书，予人最深的印象，是他那彻底谦虚的态度。在他叙述他个人的见解时，所用的语句，常常是“如我人所解，尚非大误，则……似乎…”；驳斥他人时，则说“或不足为完全持平之论欤”等等。甚至于有时候未免谦虚的过甚一点，例如“吾人之解释如不误，则严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尝有近代之民族观念”（页七二），等等，好像一个人过于揖让频繁，反倒有点像故意做作似的。但是和时下若干时髦作家那种自认为了不起的神气对照起来，却又只觉其难得而可爱了。
“汉语法学文丛”第四辑《徐道隣法政文集》
陈新宇、刘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本文收入“汉语法学文丛”第四辑《徐道隣法政文集》，陈新宇、刘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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