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弘 译
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
“生产空间”(to produce space)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
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空间中的生产并未消失，而是被引至不同的方向。我们可以言及一种流动经济(economy of flow)：能量之流、原料之流、劳动力之流与资讯之流等。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各单位之间，不再是相互独存与孤立的。
这种转变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都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这种空间规划的要素。虽然在法国特别明显，但空间规划的影响却遍及各处。
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一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
过去留下了痕迹作为一种铭记，但是空间总是现在的空间(present space)，一个目前的整体(current totality)，而且与行动相互扣连衔接。事实上，生产及其产物乃是同一过程里不可分割的两面。
社会空间不能以自然(气候与地理形势)历史与“文化”来解释。更甚者，生产力也不构成一个空间或一段时间。中介与中介者在其自身之间插入调停；以其引自知识、引自意识形态、引自意义系统的理性来停。
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空间在目前的生产模式与社会中有属于自己的现实，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一样有相同的宣称，而且处于相同的全球性过程之中。
自然空间(natural space)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虽然它当然仍是社会过程的起源，自然现在已经被降贬为社会的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了。
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了空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
因此，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但这个事实却未获认知。社会以为它们接受与转变的乃是自然空间。
所有的社会空间都有源自这个自然基础的一段历史：的确，在任何地方，自然总是有其特殊性质(气候、地理状况等)。
但是如果空间有一段历史，空间若具有依据时代、社会、生产模式与关系而定的特殊性，那么就会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空间，亦即有布尔乔亚阶级所管理支配之社会的空间。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
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反映了商业世界，以及货币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politique)。这个抽象空间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所构成的巨大网络。我们也可以见到公路、机场和资讯的网络散布在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
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
抽象空间相对于时间显露了其强制与压迫的能力。它将时间视为一种抽象而予以抛弃——除非它关涉到工作、物品的生产者和剩余价值。时间被化约成空间的限制：例如时程表、机器运转时间、铁路交叉点、运载量等。
1．资本主义空间的各种功能
生产资料
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构成空间的那些交换网络与原料和能源之流，本身亦被空间所决定。生产资料自身也是产物，不能与生产力、技术和知识分离；不能与社会劳动的国际分工分离；不能与国家及其他上层结构分离。
城市、都市空间以及都市现实(reality)，不能被认为仅仅是消费货物的地方(商业)与生产的地方(企业)之总合。
城市、区域、国家或大陆的空间配置增进了生产力，就如同工厂中或商业里的设备机具一般，但是却属于另一层次。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
消费对象
如同工厂或工场里的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一样，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
当我们到山上或海边时，我们消费了空间。当工业欧洲的居民南下，到成为他们的休闲空间的地中海地区时，他们正是由生产的空间(space of production)转移到空间的消费(consumption of space)。
政治工具
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如果每个阶级都有其聚居区域，属于劳动阶级的人无疑比其他人更为孤立。
阶级斗争的介入
今时更甚以往，阶级斗争介入了空间的生产。只有阶级冲突能够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
因此，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
历史在世界性的层次上开展，并因之在这个层次上制造了一个空间：诸如世界市场的成形、国家及其问题的国际化，以及社会与空间之间的新关系。世界空间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其中创造出来的场域。
随同这个世界空间，以及抹除了旧矛盾的那些新矛盾的出现，新的仇恨亦将现身：例如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及其相互对抗的策略。
2．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
这个空间——由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所生产——有其内在的矛盾。
主要矛盾
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 of 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
以可再制者为取向的空间……
以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为取向，空间的生产发动了均质化(homogeneity)的逻辑与重复策略(strategy of the repetitive)。但是这个科层制的官僚空间与自身的条件和结果发生了冲突。当空间具有此种性质，被占有、控制与朝向“可再制者”的时候，那么它将很快见到自己被“不可再制者”包围了：例如自然、场所、地域性(在区域的、国家的、乃至于世界的层面上)。
基础的、不连续的与多重的活动，迅即提议重回前资本主义的空间。有时提出一个反空间(counter space)，将所有以国家——官僚理性组织起来的空间挤向爆炸。
……而且否定了差异
这个形式的与量化的抽象空间，否定了所有的差异，否定那些源于自然和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族群的差异。因为这些因素的意涵，正好掩饰与驳斥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属于富裕与权力之中心的支配空间，不得不去形塑属于边缘的被支配空间。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中，经济与政治倾向于汇合，但是政治并未掌控经济。冲突因此在霸权式的国家——仍然不是事物的掌控者——与这些事物的拥有者之间发生。
3．普遍性的空间爆炸
由于这些矛盾，我们发觉自己正面对一个不寻常却又很少被人知觉的现象：空间的爆炸(the explosion of spaces)。资本主义和国家都无法掌握这个它们生产出来的混乱、充满矛盾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各个层次上目睹空间的爆炸。
在即时的、生活的层次上，空间在所有的方面爆炸，不论其为生活空间、个人空间、学术空间、监狱空间、军队空间或医院空间。在各处人们都理解到空间关系也正是社会关系。
在城市的层次上，我们不仅见到历史性城市的爆炸，也见到藉以控制都市现象的所有行政架构的爆炸。
在区域的层次上，边缘正为它们的自主性或某种程度的独立而奋战。它们采取行动，挑战其相对于国家、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从属地位。
最后，在国际的层次上，不仅是所谓的跨国公司，还有伟大的世界性策略，预备且引向了不可避免的新空间爆炸。地中海区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因为它唯有在许多因素累积起来之后，才会成为一个策略性空间。这个网络(指地中海)，包含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关系，容纳了宏伟的城市与港口，近来被完全转变为工业欧洲的休闲空间。后来，这个空间则被能源与原料之流交错充斥。最后，它成为一个几乎是过度工业化的空间，边缘设立了巨大的工业复合体(complexes)，不仅在弗斯(Fos)，在山根特(Sagunte)和塔兰托(Tarente)亦如是。这些现象显现了空间的激烈变化，使我们能够研究已经由当前的空间转变所提出来的问题。
4．质疑空间之使用的社会运动
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里，都存在有关工作、商业和工作场所之需求的古老运动；然而，目前的运动似乎是在世界性的层次上出现，虽然它们依旧是未统合的、未完成的，而且大部分尽管没有自觉，却已经要求重组工作场所以外的空间。
它们是消费者运动(consumer movements)。这些运动在美国经常发生，为数众多，而且多少质疑了空间的使用。
他们发现：
空间不仅是经济性的，并非所有的部分可以相互交换且具有交换价值。
空间不仅是用来均质化社会之各部分的政治工具。
相反地，他们表明：
空间是一个模型，是一个使用价值的永恒原型，它在均质化国家的权威下，抵制了资本主义中的普遍性交换与交换价值。
空间是一种使用价值，但是与之紧密关连的时间更是一种使用价值，因为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基本的使用价值。时间已经在现代性的社会空间中消失了。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生命时间已经失去了其形式与社会利益。经济空间使时间臣服，政治空间则由于时间威胁其既有的权力关系而加以抹除。经济的，以及特别是政治的优先位置，引致了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崇高地位。
左翼力量最重大的要务之一，乃是支持那些尚未找到发言权，以及那些局限于狭窄框架，以致失落其行动之政治意涵的消费者运动。
因此，左翼的政治角色之一乃是在空间中进行阶级斗争。
二、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
如同在它之前的社会一般，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生产自己的空间，不过是在完全意识到其概念与潜在问题的情形下生产空间。
现在很流行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落伍了，比较不能切合历史了。然而，正是在目前更甚以往，我们除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的光照下，将其修正以应用到特殊情境，否则无法分析世界的种种现象。
虽然《资本论》并未分析空间，某些概念，诸如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今日却可以应用在空间上。现在我们必须做一个马克思未提及的区分——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与对自然的取用(appropriation)。这个冲突在空间中层开：在被支配的空间与被取用的空间中。比起马克思的时代，自然在当前更加是所有使用价值的来源。
我们应当将空间社会化吗？当然不行：它已经在既有的社会和生产模式中被社会化了。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它接纳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最终结局还是一样，无论它怎么被分层与控制，它仍然反映了前一个社会的层级。
一个“不同”的社会，发明、创造、生产了新的空间形式，但是现在的财产和生产关系阻滞了这种可能性。有些人希望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里继续成长与积累，亦即持续在空间中生产事物。另一些人则希望打破这种生产模式。可是生产力已经有了大幅的改变，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为空间的生产。因此，必须先进到这个质的跳跃的最终结果。这包括持续量的成长，不是打破它，而是释放其全部潜力。
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
再者，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乃是量化与愈形均质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exchangeable)因而能互换(interchangeable)的商业化空间；是一个国家无法忍受任何抵抗与阻碍的警察空间。因此，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倾向于汇合一起，而消除所有的差异。
根据一些目前的趋势，在我们能够感知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s)。
1．社会运动的决定性角色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唯有工人和农民运动汇合与连结起来，扣连到事物的生产与物质性工作，以及使用空间的人，才能使世界改变。相应于空间的拥有与管理，都市社会运动并没有来自工厂、单位和生产分支的持续特质与制度性允诺。然而，如果来自基层(base)(消费者)的压力足够大，它将影响一般性的生产，使之朝向空间与这个基层的社会需求。
那些有利益牵涉的各种行动，将决定这些社会需求，而不再是由“专家”决定。设备(equipment)与环境的观念便因之能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脉络中解放出来。然而，社会基层的自发性爆炸，虽然是革命性且深刻的，却仍不足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一个适当的、操作性定义的空间。它将是这些决定要素的一个整合部分。但是社会空间的管理，像自然一样，只能是集体的与实际的，由基层控制，亦即是民主的。有“利害关系”的各方，有所“关切”的群体，将会介入、管理与控制它。但是，他们首先要引向所有强制安置的空间的终点——爆炸。
2．普遍性的自我管理
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普遍性的自我管理，亦即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完成各单位与生产程序的管理。只有以这种方式，生产工具的社会化才能包括空间的论题。若走其他道路，将“社会主义空间”定义为自然空间，或是定义为位居先前空间之上的公社生活，或是以“欢乐”(conviviality)来予以定义，都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最终目标与实行阶段；换句话说，那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定义成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这些社会需要大部分关涉到空间：住宅、家庭设备、运输与都市空间之重组，等等。它们延伸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趋势，但同时剧烈地修改了其产品。这样做有助于日常生活的转变，有助于以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来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
这种转变的开始必须等待思想、想象与创造性的转变，而这又有赖于克服“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分离，和“公众慈善”等混淆不清的社会的与集体的幻觉。
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只能藉由将空间的矛盾纳入其他经济和社会矛盾，才能解决空间矛盾。当然，来自基层的压力和空间的自我管理，不能将自己局限为改良主义(reformism)。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将世界“翻转过来”意味着颠覆支配性空间，将取用置于支配之上，将需要置于命令之上，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自我管理显示其自身同时是手段和目标，是一个战斗状态也是其攻击目标。在被转化了的空间中，可以(也必须)对生产活动里的关系重新定义，回归内部市场，慎重地朝向空间的论题。要被重新定义的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这将会引致转变与颠覆。
3．重新将空间定义为使用价值的一种函数——如何预知这些革命性的过程?
如果目前的情势不会化简为经济危机，反而呼求对社会与文明的深刻改造，那么它仍然提供了可以发动转变的参考点。因此改造可以这么定义：由交换手段和运输具有优先性的观点而生产的空间，将改由使用价值具有优先性的观点来生产。空间的革命暗含且扩大了革命的概念，后者被定义为生产工具拥有权的改变。它给予革命一个新的面向，由压制私有财产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形式——即空间——开始：包括地下空间、地面空间、大气层空间、星球空间，以及甚至是星际空间。
所谓的变革方案——国家控有土地、国有化、市场化——并未成功。然则我们如何能限制与压抑空间的所有权呢?也许可以藉由回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来解决：在必然会来临的某一天，对土地、自然及其资源的私人所有权，会显得如同一个人类的成员拥有另一个人类的成员一样荒谬、丑恶与愚蠢。
与生态学者视为基本的“环境污染”相关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但它们是次要的。在那种观点里，社会的真实问题及其转变，被转向自然主义了，例如其中的生物主义将人类空间当成动物空间来处理。
总言之，社会的转变预设了空间的拥有与集体管理，被“利害相关的各方”(interested parties)不断干预，即使它们有着多重(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利益。这种取向(orientation)能够克服（独特的）工作空间和（重复的）商品空间之间的分隔与脱离。
这是一种取向，既不丰富，也不匮乏。但是它的确指明了一种意义，也就是某些东西已经被感知到了，一个方向也被构想好了，一个有活力的运动正朝着界限渐次展开。然而，目前还没有出现称得上是具有系统性的成果。
上文译自Henri Lefebvre(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 W.(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285-295.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June 13, 1979).
译文转载自《现代性与空间生产》，第47-58页，包亚明 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主编：何明
编辑：马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