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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作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韦君宜在她最后一部著作《思痛录》中提到她丈夫杨述有个堂哥，名叫杨肆，在抗战时期，奉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李克农之命，打入军统，从事情报工作，卓有建树。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加上种种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杨肆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破译日本使馆密电
杨肆，江苏淮安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1933年在南宁广西大学任数学助教。1935年秋，经他的表弟王维钧介绍，辞去教职，到南京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工作。
王维钧，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温毓庆博士的秘书，而温毓庆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此人精通无线电技术，后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局长。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又坚决主张抗日。他痛感中国急缺懂得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而王维钧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温毓庆的助手。
1934年底，电政司内架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
王维钧因交通部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在表兄杨肆到来并能独立工作后，即向温毓庆辞去密码研究工作，交杨肆负责，自己则专任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码检译所的管理工作。
杨肆凭借自己勤奋和聪慧，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的重要密码。
1936年，密码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并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对此很满意。不久，所内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实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
杨肆的堂弟杨述系着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读书其间做抗日救亡工作。“一二九”运动中，他负责宣传工作，并秘密加入共产党。他每次放假回家，以及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南下宣传抗日救亡时，都要路过南京和杨肆、王维钧见面。杨肆主动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告诉了杨述。
秘密会见李克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之前，交通部电政司连同下属的密码检译所已撤到汉口，继续进行工作。
在汉口时，密码所对外已改称军委会特训班交通队，也不再实行严格保密的制度，对外半公开了。杨述这时也来到汉口，常寄宿在研究组。在杨述的引见下，杨肆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双方做过长谈。杨肆很感振奋，遂与王维钧相约准备一起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这次特殊的会面是杨肆和王维钧正式和共产党方面建立秘密联系的开端。以后他俩又曾数次向李克农递送有关情报。
打入军统，接受秘密任务
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一个月，密码所准备迁至广西桂林。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湘南重镇衡阳，王维钧也到了衡阳。在衡阳，杨肆与上司温毓庆发生激烈争吵。当晚杨肆约王维钧到湘江边一家酒楼喝酒，表示不打算挽回此事，想脱离电政司密码所，投奔延安。王维钧表示不妨再等等，等和共产党方面恢复了联系，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再决定去向为妥。杨肆考虑再三，同意了。
1939年底，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电政司密码所几经辗转等到陪都重庆，与军统局做了邻居。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济济、卓有成绩的密码所，对温毓庆软硬兼施而未果。戴笠心有不甘，便要求温毓庆派出两名熟练的密码研究干部到军统做技术指导。温便将杨肆派往军统局。
自此后，杨肆去军统局本部上班。为避免暴露身份，杨肆和同样搞情报的表弟王维钧中断了联系。在这里，他主要搞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破译研究工作，还带了夏隆坚等几个助手。每隔一个星期，杨肆即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交给中共地下党一份，接头地点绝对保密，且做不定期变更，以防被军统特务察觉。
1940年夏，杨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怡的单线领导。
杨肆在军统的工作认真负责，令戴笠很满意。1943年，杨肆已由中校衔特研员被破格提拔为特种技术研究室少将衔主任。那几年里，杨肆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太平洋海军舰队的12种密电码及日本关东军的17种密电码，又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11军、13军等若干频加变换的密电码。这些重要的抗战情报，他都设法复制一份，及时提供，可谓功不可没。
1944年,戴笠(前排左三)和美国海军在重庆的合影。右一为电讯专家杨肆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克农将杨肆安排在调查部技研司工作。但是，由于杨肆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后来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当作战犯，关入徐州战犯管理所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
【原载《文史博览》2016年第11期作者/王炳毅 舒云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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