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此处为节选，全文链接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全文”。
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明确提示了明、清《会典》的学术价值，认为“研究《会典》之性质，实重要中之重要也”。[1]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律、例，关于《会典》的成果仍然很少，即使偶尔提及，也常数笔带过，不免令人遗憾。近十多年来，情况开始趋于好转，明、清《会典》逐渐成为法律史学的热点之一，成果有所增加，认识也正在加深。[2]
明、清《会典》之成为近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与数字化时代文献环境的改善有关，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法律史学不断凸显的问题意识：《会典》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文献，有无法律约束力，是现实行用的法典，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只是“营造太平盛世的氛围”“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争取官民拥戴”的形象工程？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们出于何种考虑，才花费这么大的精力，纂修规模如此宏大、卷帙如此浩繁的《会典》？如果《会典》是现实行用的法典，那么它与《大清律例》的关系如何，与各种事例、则例的关系又如何？这些法律又以何种形式共同构筑起整个清代的法律体系？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前贤时彦的成果基础之上。笔者从这些成果中获益匪浅，但又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通过对清代五部《会典》及《则例》的重新研读，笔者发现此前学者的不少观点，或只立基于乾隆、嘉庆、光绪《会典》，忽视了康熙、雍正《会典》；或只立基于《会典》正文，忽视了与之一体两面的《事例》《则例》。尤其是在《会典》的性质、《会典》在清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清代法律体系的结构等问题上，有待商榷和厘清之处甚多。笔者学力浅薄，加之文献浩繁，论述中之疏漏不当，恳请师友不吝教正。
一、《大清会典》的纂修及其结构
关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会典》的纂修情况，学者已有不少介绍，此处不赘。[3]为了讨论的方便，仅将基本信息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见，清代《会典》之纂修有以下几点尤值注意：
其一，清代君臣高度重视纂修《会典》。先后五次，共编成《会典》与《则例》3328卷。其中《康熙会典》近8000页，《雍正会典》13000余页，《乾隆会典》及《则例》5000余页，《嘉庆会典》及《则例》50000余页，《光绪会典》及《则例》15000余页，合计近10万页，超越了古往今来任何一部法律。即使晚清国势危殆，也未放弃纂修，其重视可见一斑。
其二，《会典》纂修团队精英荟萃。雍正、乾隆《会典》总裁之一张廷玉为三朝名臣，曾任《明史》《清世宗实录》总裁，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嘉庆会典》总裁之一董诰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直军机先后四十年，熟于朝章故事，有以谘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4]《光绪会典》总裁徐桐、翁同龢等也都是当时最顶尖的学者。此外，以学术精湛著称的纪昀、钱大昕、潘祖荫、李鸿藻、沈家本等也都曾参与纂修。
其三，继承中有发展，审慎中有创新。康熙、雍正《会典》继承了《明会典》的结构与纂修方法。从《乾隆会典》开始，创新性地采取《会典》与《则例》分编的方式。《嘉庆会典》又创新性地将《会典》《则例》《图》分编。与《会典》《事例》一样，《会典图》也是清代政治社会事务中必须遵循的规范。相比而言，《乾隆会典》最简洁，《嘉庆会典》最详尽，保存的史料最多，学者认为“最为得体”。[5]
其四，五部《会典》均以“以事属官，以官隶事”为原则，按照宗人府、内阁、军机处、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诸寺的编纂顺序，其中盛京五部、内务府的位置稍有变化。总卷数呈逐步上升之势，尤以《嘉庆会典》扩编最大。六部之中，礼部卷数最多。清代君臣商议政务，往往援引《会典》，其中尤以解决礼制疑难问题的最为频繁。工部职权较轻，涉及卷数最少，也在情理之中。明代以后的任何一部律典，内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也总是工律最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五朝《会典》中涉及刑部的卷数，呈现不规则的变化。康熙、雍正《会典》中刑部卷数渐次增多，嘉庆、光绪《会典》《则例》中也是如此，但乾隆《会典》《则例》中，刑部卷数一共只有四卷。其缘由较为特殊，因为乾隆帝认为，《大清律例》《督捕则例》《三流道里表》等“皆已刊刻颁行，只备参考，无庸复载於此”。[6]嘉庆朝以后将《大清律例》等重新纳入《会典》，则进一步确认了《会典》相对于律、例的上位法地位。
二、《大清会典》是清代的根本法
“根本法”是一个现代法学概念，对应概念的是“普通法”。两者的关系是：根本法规定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位阶，制定、修改过程均极为审慎严格；普通法是根本法以外的所有法律的总称，居于根本法之下，不得与之相违背，制定修改也相对简易。由于规定最基本制度和居于最高位阶的特性，根本法的违法主体也不同于普通法，往往是国家机关、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违反根本法的案件量，也必然少于违反普通法的案件量；对于违法行为的惩处方式和程序，也与违反普通法不同。
不少学者认为“根本法”是现代法学概念，或者与“宪法”概念混为一谈，因而不敢将其用于法律史研究。其实，这两个概念很容易区分：前近代国家没有宪法，不等于没有根本法，古代统治者往往用“国之大事”“王者之制”“大经大法”等词语指称他们的根本法。近代国家制定宪法之后，宪法成为一国的根本法。因此，“根本法”概念可以用于法律史研究。此前学界关于《会典》性质的五种流行观点，大多就是基于“前近代国家没有宪法，因而也没有根本法”这种认识偏差而产生的。
（一）关于《会典》性质诸观点的辨正
1.史书说与政书说
这两种观点最为保守，仅将《会典》视为清代官方编纂的史料汇编，而非现实行用的法律，其立论基础是《四库全书》将《会典》归入“史部”。[7]诚然，清代政府组织编修过一些“官修史书”，如《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但它们与《会典》绝非同类文献，无论是纂修团队还是体系内容，都不可同日而语。[8]
“史书说”令人误以为，清代五次纂修《会典》只是出于君主好大喜功，实践中不过具文而已，这绝对是一种错觉。事实上，《会典》是清代君臣经常查阅援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绝非“史书”或“史料汇编”。《康熙会典》中明确声明，其绝非“缘饰虚文，铺张治具”，而是“常作之师”。[9]道光时期的一份谕旨也明确警告，勿将《会典》视为具文，应按照规定参奏违反《会典》的官员。[10]
“政书说”[11]是“史书说”的细化，但不是更准确，而是更“偷懒”，其立论基础是《四库全书》及《清史稿》将《会典》归入了“史部?政书?通制”类。[12]要知道，“政书”只是清人对书籍的一种归类，在两《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的《艺文志》中就没有这种归类。[13]也就是说，即使对中国古代学者来说，“政书”也不是一种常用的分类，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更已沦为死语。更何况，《清史稿?艺文志》中，编者将“政书”分为通制、典礼、铨选科举、邦计、军政、法令、考工七种，划分标准显然是“总则+吏户礼兵刑工分则”。如果将《会典》归为“政书”，那么与之同列的《中枢政考》《八旗则例》《军器则例》《大清律例》《督捕则例》等也只好归为“政书”了，这岂不是越解释越糊涂。
2.行政法典说
“行政法典说”是关于《会典》性质的最流行、最具迷惑性的观点，梁启超、[14]浅井虎夫、[15]织田万、[16]林乾、[17]鞠明库[18]等学者均持此说，法律通史著作和高校法律史教材亦多采此说。[19]其立论基础，是“法律体系=一国+现行+全部+部门法+有机整体”这种近现代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会典》只能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中的一种，似乎只有行政法相对适合。这就好比用“弦乐器=钢琴+提琴+竖琴+吉他等”的分类法，硬把二胡归入小提琴、把琵琶归入吉他、把古筝归入钢琴一样，令人啼笑皆非。
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对“行政法典说”提出批评，如柏桦先生认为，将《明会典》视为行政法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未免有些偏颇”。[20]李秀清教授认为，该观点“使人有张冠李戴之感”。[21]在笔者看来，该观点更严重的疏漏，在于忽视了康熙、雍正《会典》收入《大清律》，嘉庆、光绪《会典》规定了刑法基本制度和原则并将《大清律例》收入《事例》这一重要现象。如果《大清会典》是行政法典，那么收入《大清会典事例》的《大清律例》岂不也成了行政法中的行政法？
3.根本法与行政法合一说
该说实为“行政法典说”的变形，意在兼取两长，实则两失，而且陷入了相对主义。[22]诚如吕丽教授所说：“对历史问题应当历史地去分析”，不应过于僵化地“按近现代法的部门分类去衡量中国古代的法典”。因为中国古代的立法者，是不可能站在“法律体系=一国+现行+全部+部门法+有机整体”的理论体系下思考问题的。将现代法律体系概念，生搬硬套到清代法律体系上，难免枘圆凿方、牛头马嘴。
然而很可惜，吕丽教授还是不愿“按近现代法的部门分类衡量中国古代的法典”的分析框架，并为之自圆其说。她一方面以中国传统社会有“人治”“行政权力支配”为由，试图证明《大清会典》可以既有行政法面貌，又产生根本法效果，另一方面又引用《不列颠百科全书》“宪法和行政法之间很难划分界限”的话，试图证明根本法与行政法是可以“合一”的。[23]她忽略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只能适用于英国（独特的柔性宪法国家），并不适用法国或美国，更不适用于古代中国。至于“人治”或“行政权力支配”，与法律体系的内部结构全无关涉，根本不能推出行政法与根本法合一的结论。
4.综合汇编式法典说
与上述两说类似，该观点也肯定《会典》是现实行用的法典。其错误在于，将中国古代皇帝的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混为一谈了。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认识。诚然，中国古代的皇帝确实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但不表明这种权力总是会得到法律的认可。[24]该观点还认为，《会典》是“营造太平盛世的氛围”，“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争取官民拥戴”的形象工程，又与其“综合汇编式法典说”自相矛盾，此处不再赘论。
综之，行政法典说、根本法行政法合一说、综合汇编法典说都肯定《会典》的法典性质，但都否认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严重低估了其法律效力位阶。
（二）《大清会典》是清代的根本法
此前已有学者认可《大清会典》的根本法地位，但未见详论。[25]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称《会典》为“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则实万古之大经，莫能易也。”[26]近代以来，也有学者将《大清会典》视为“宪法”。[27]连行政法学巨擘织田万也承认，《大清会典》“固为经久常行之法”。[28]
如岸本美绪教授所言，精确理解当时的“语言”，是研究法律史的关键。”[29]古汉语中的“典”字，本就有“根本法”之意。对此，孔颖达有权威的解释：
经之与典，倶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皆可为后代常法，故以“经”为名。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故名“典”不名“经”也。[30]
也就是说，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夏代以前根本法可为今用者，称为“经”；商周以后根本法可为今用者，称为“典”。清代《会典》的行文中每每模仿《周礼》的语气，以彰显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原因即在于对于立法者来说，《会典》正是居于原本由《周礼》占居的位置。[31]
在纂修过程中，立法者也一再宣谕《会典》的根本法地位，并反复强调“不得摭例以淆典”，以维护其最高效力位阶。如《康熙会典》纂修之前，熊赐履将纂修目的概括为“上有道揆，下有法守”。[32]《康熙会典?御制序》中，自称“大经大法”“大中之轨”“一代之治法”。[33]《雍正会典》中，自称“大经大猷”“规型之尽善，仪典之大成”。[34]《乾隆会典》中，自称“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35]《嘉庆会典》中，自称“大经大法，美不胜书”，等等。[36]
《会典》的纂修过程，也体现了其根本法地位，其他法律都必须以之为准绳。如《康熙会典》强调“纲维条格，甄录无遗，终始本末，犁然共贯”。[37]除编入“本朝颁行诸书”，如《品级考》《赋役全书》《学政全书》《中枢政考》《现行则例》外，还要编入皇帝诏敕、谕旨及部院衙门的题准、覆准、议准等，以实现法律的统一和协调，解决“条例事宜多散见于卷牍，百司既艰於考衷，而兆姓亦无由通晓”等问题。[38]《雍正会典》同样将“各部院衙门礼仪条例，悉行检阅，照衙门分类编辑”，“非徒缘饰虚文，奉行故事”。[39]
清代统治者纂修《会典》的目的，正如康熙帝所言，是希望“群臣勤修职业，每建一事，布一令，务期上弗戾於古，下克誡於民”。[40]也就是说，制定和执行规则，既要有合法性，又要有可操作性。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序》也说每修成《会典》一卷，即副以《则例》一卷，先发该衙门校勘，实无遗漏讹错，然后进呈，恭竢钦定。要以《会典》为纲，《则例》为目，则详略有体，庶与《周六官》《唐六典》遗意犹为仿佛。”[41]
当然，历史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清代统治者对于《会典》的态度，也并非绝对一成不变。[42]纂修之初，他们确有模仿《周礼》《唐六典》《唐会要》的初衷。[43]但是，从正式纂修之后的状况，以及纂修之后的实际运行看，又有了新的发展。[44]从康熙朝，到雍正朝，再到乾隆朝，立法者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会典》是其整个国家的“大经大法”，用现代法学语言来表述，就是“全面规范国家各项基本制度、经久常行的根本法”。下文将就清代《会典》的现实行用，作进一步的论述。
三、《大清会典》的现实行用
一部文献是不是法律，主要看两方面：形式方面，文献制定者是否宣称其为法律；实质方面，文献公布后是否现实行用，并留下行用的证据。举例来说，唐代公布《六典》后，既未宣称它是法律，也未在实践中行用，所以一般认为《六典》并非法律。[45]唐亡之后，后梁焚毁唐代法律，不包括《六典》。后唐在定州发现“本朝法书具在”，也不包括《六典》。
《大清会典》与《六典》不同，是一部现实行用的法典，而且地位崇高。[46]清代立法者的宣谕中，对其性质和地位有明确的定义。如《康熙会典?凡例》规定，收入与否的标准是“经久可行”和“奉旨特行”，如“事属权宜”则不收，就是说，收入的必是可“行”的。[47]《乾隆会典》的纂修者也反复强调，纂修《会典》并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不是“每朝迭修为故事”，而是整齐“经久常行之制”，让官员们“知宰世驭物所由来”，日常公务中尽量少出差错。[48]
当然，立法者的自我宣谕，有时有夸大之嫌，属于“有意史料”，证明力相对低一些。与立法者的宣谕相比，史料中保留下来的与《会典》有关的颁行、查询、援引、解释、增修、删除以及强调应当遵循《会典》、恢复《会典》的休眠条款、对违反行为进行制止惩处的“无意史料”，能够更有力地证明《会典》是清代现实行用的根本法。[49]
（一）颁行
顺治时期，已有官员建议将《明会典》改名《清会典》颁行全国。[50]康熙九年，根据江南道御史张所志的建议，《康熙会典》在全国颁行。[51]康熙四十一年，山西道御史张瑗又提出相同请求，也得到了批准。[52]这可能是因为《康熙会典》初刊量较少，中央官员近水楼台，比较容易读到，地方官则只有在省署才能读到，所以康熙时的两次颁行建议，都来自道台一级的官员。
关于《乾隆会典》的颁行情况，史料互有参差。乾隆元年的一份敕谕中说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53]乾隆六年，礼部官员在讨论中又提到《会典》所载颁行已久。”[54]合而观之，可知《乾隆会典》也颁行于全国，但范围仍比较有限。乾隆中期，一位名叫顾鋐的官员，竟然用六百里加急请求朝廷在各省颁发《会典》，乾隆帝斥责其滥用“加急”，但并没有反对其建议。[55]将《会典》颁行于全国，应该是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共识。
道光七年，发生了一起与《会典》颁行有关的事件，颇为有趣：
济宁城守营都司徐万荣，坚执远年未经修改《会典》，内有掌印佥书都司‘见各道平行’一语，辄与运河道文移抗不相下。经该署河督查明新修《会典》，发给阅看，并面为开导，犹复盛气相向，藐抗不遵。实属蔑视上官，故违定制。徐万荣著先行撤任，交部严加议处。[56]
这位名叫徐万荣的都司，认为依照《会典》，自己应与道台平行，没想到他依据的是旧版的《乾隆会典》，上司向其出示新版的《嘉庆会典》，他并不服气，结果遭到惩处。此案表明：其一，《乾隆会典》颁行更广，已经达到道台、都司一级；其二，地方官非常重视《会典》，将其作为行事准则，绝非具文；其三，《嘉庆会典》卷帙大增，新旧衔接不佳，部分官员未能及时掌握；其四，新《会典》一旦颁行，旧《会典》即归失效，无论是否知情，都须遵循新版。
为了解决《会典》难以普及的问题，清政府有时会颁行一些专条汇编。如乾隆时，礼部“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57]道光时，为了抑制婚丧浮奢风气，“依《会典》仪制，刊布规条，宣谕民间。”[58]光绪时，又将《会典》中“有关民间吉凶礼节者，刊布通行”。[59]其后，又将“嘉庆十八年以后增定一切典礼，及修改各衙门则例，编辑成书，颁行中外”。[60]
清末印刷条件进一步改善，《会典》颁行范围又有扩大。光绪二十七年，《会典》被列为翰林院编修以上官员的必读书。[61]次年，分赐各省学堂《会典》一部。之后又加印五百部，分发中央官署及各省衙门。[62]清代后期各级官员阅读《会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查询
由于清代在全国颁行《会典》，后期范围更广，各级官员都能较方便地阅读《会典》。清政府还不定期颁行《会典》中某些方面的专条汇编。中央和地方官员在处理军政、民政、刑政事务时，都养成了查询《会典》的习惯。这是《会典》现实行用的基础和保障。
清代官员查阅《会典》的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朝廷议政时，“谨按《会典》”“谨遵《会典》”“《会典》开载”“《会典》并未开载”等，都是惯用之语。如顺治时，官员蒋永修查阅《会典》后，认为州县呈送勇士的标准是“力胜五百觔或四百觔、三百觔”，而他见到武场试录却不及三百觔，“与《会典》之例不符”。[63]魏象枢以母老请求终养，也以《会典》为据。[64]乾隆二十八年，朝鲜英祖李昑令其孙李祘“以孙承祖”，却称为“世子”，而非“世孙”。乾隆帝听取报告后认为不妥，命令礼部“检查《会典》，该国从前曾否有似此立孙之事”，作为决策参考。[65]
地方官办理军政事务时，也会查阅《会典》，一旦发现《会典》没有规定，就会请示朝廷，请求补充规定。一些大臣也会以《会典》为后盾，抵御官场中逢迎谄媚的歪风邪气。乾隆二十八年，一位广西官员奏称，总督巡视时总兵应如何接待“《会典》内并未开载”，请求朝廷确定仪注以便遵照。[66]同治四年，曾国藩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他正在核改《水师章程》，需要了解提镇至千把的养廉钱数额，苦于无书可查，要求“翻会典查出寄来”。[67]
为了督促官员遵守法纪，连皇帝也会经常查阅《会典》。[68]《清实录》中多处提到道光帝“每宵旰筹思，昨阅《会典》，内称……”云云。[69]还提到他“详加披阅”《会典》，发现官员在奏折中提出的“严禁僭用服色”，其实《会典》中已有规定，遂否决该项请示。[70]清代有不少勤政的皇帝，道光帝是其中之一。他甚至将《会典》与其他法律文件对勘，寻找其中的不同或差错，并要求改正。[71]
由于礼仪是展现中央（尤其是君主）威权的最好机会，《会典》相关规定极为细密，由其产生的疑难也最多，因此，官员查询《会典》礼制规范尤其频繁。如乾隆五十年，乾隆帝将十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为了确定固伦额驸的服色穿戴，军机大臣“查阅《大清会典》”，确认“并未详细开载”，不得不参照乾隆十二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娶固伦和敬公主的做法执行。[72]
此外，各省府州县编写地方志时，也往往查询《会典》。一旦遇到其他文献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数据记载与《会典》不合，往往会舍弃其他文献而采信《会典》。[73]
（三）解释
官员办理军政、民刑、刑政事务时，或在文书中引用《会典》条款时，难免会对《会典》条款产生不同的理解，需要朝廷作出权威的解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同官位和品级的官员，也会对《会典》条款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乾隆时期有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件。当时，根据《会典》规定，五品官嫡母在世，生母不得并封，但可捐封；嫡母去世，则生母可以获封。一位名叫张卿云的五品官，嫡母已经去世，生母本来无须捐封，但他错误地理解了《会典》例义，将妻子也开列在了请封的名单中。吏部认为他“冒领封典”，予以参劾。案件进入审理后，刑部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张卿云只是不明《会典》例义而已。他们建议允许他另捐一份封典，与生母一并受封，得到乾隆帝的批准。[74]这起案件显示，由于《会典》的现实行用性，不同部门和官员会对相关条款产生不同理解，需要上级官署裁定，最终则是由皇帝钦定，以确认何者为最权威的解释。
在雍正四年发生的“王九格案”中，同样涉及对《会典》条款的解释。旗人王九格状告陆灿、陆焕系伊家投充即汉人奴仆，陆氏兄弟呈辨自己并非奴仆，王九格之状告为旗棍讹诈。该案久拖不决，多次会审未果，官员们对《会典》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最后，直隶总督李绂会同布政使德明、按察使张廷柱覆审，对《会典》“父兄伯叔住种满洲房地，子弟侄看守故土坟茔，查其输粮在先红册载名者，即断为民”作出有利于陆氏兄弟的解释，判决王九格败诉。[75]
（四）修改
由于《大清会典》袭自《明会典》，一些条款原样照抄，另一些稍作变更，难免出现难详其义、有悖常情、条文乖违、不孚实用之弊。为此，清政府不得不经常修改相关条款。如乾隆十二年，将祭享太庙献爵献帛“例用侍卫及太常寺官”，改为“用宗室人员”。[76]乾隆十四年，修订“相沿前明敝典未更”的旧制，规定“斋宫致斋，勿鸣鼓角”。[77]这些修订使条款更优化，衔接更合理，保证了《会典》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从留存的例证看，清代对《会典》的修改，大多与加强中央（尤其是君主的）权威有关。乾隆十五年，湖北巡抚奏称，此前旌表守节妇女，率由督抚、学政给扁汇题，有“人臣得操表扬之柄”的嫌疑，建议“敕内阁拟字给扁”。礼部议准，乾隆帝钦定“清标彤管”四字，“载入会典遵行”。[78]乾隆三十年，根据军机大臣的建议，将《会典》中规定的亲王冬用全貂坐褥，郡王冬用貂缘坐褥，分别降低一格，以体现皇帝、亲王、郡王的等级差别。[79]
当《会典》条款明显不妥时，清代君臣并非一味僵化死守，而是设法予以调整，使之适应实践所需，不至于沦为制度枷锁。如乾隆元年，废止了《会典》中关于“提镇到京，赴部投文，听候引见”的规定。[80]乾隆十一年，户部同意四川巡抚的建议，对采炼过于艰苦，难以达到《会典》四六抽课标准的部分四川铜矿，改为二八抽课。[81]
更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四川酆都知县杨梦槎、县丞倪鹏、吏目罗载堂三人因公殉职，按照《会典》规定，只有知县杨梦槎可以加赠荫恤，倪鹏只是县丞，罗载堂只是吏目，据《会典》并无赠条。朝廷同意四川总督的建议，适当变通规则，对倪、罗二人分别予以加赠荫恤。[82]
从上述事件也可看到，只有在必须变通，且无明显危害时，清政府才会予以变通《会典》规则，总体上非常慎重。哪怕只是一字之差，也要详细调查讨论。如乾隆四十二年，军机大臣提出《会典》中“遣奠”一词不详“遣”字之义，经反复商讨，认为是孔颖达解释《仪礼》时“牵合成文”所致，才决定将“遣奠”改为易于理解的“飨奠”。[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