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魏晋风度”一般认为是魏曹芳正始年间到东晋灭亡这近200年间名士们表现出的风度。“风度”是指魏晋时品评人物的词语。据《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记载与“风”有关的品评词语有“风貌”“风操”“风力”“风流”“风采”“风神”“风韵”“风格”“风骨”等等。这些都是从汉末到晋品评人物的术语。
《世说新语．德行篇》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为已任”此处 “风格”我们可以理解为高远的志趣。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们追求不流于世俗的境界，趣味格局高不高远，品行高不高尚是衡量上层人士的标准。
到了魏晋使用比较多的品题多是：“风貌”“风观”“风姿”等对人外在体貌的评价，这一时期人们重视人的外貌和气度。因此在《世说新语》里我们能看到专门关于外貌和风姿描写的一章——《容止》其中何晏，潘安仁，卫玠等就是典型的美男子，而左思，张载，支道林等则是其貌不扬人士的代表。
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外貌跟一个人的才能并没有直接联系，慢慢人们将品题转向了人物的精神气质，开始出现了“风神”“风骨”“风韵”等。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它是人们发现自我，解放自己个性的一个前奏。魏晋风度也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萌芽生长的。
是什么推动了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发展呢？我们可以从下边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社会变革和选官制度。门阀世族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中所起的统治和主导作用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具备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当时的选官制度互起作用。比如曹操先后在建安十五年春颁布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冬的《赦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建安二十二年秋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这三令对当时人才选拔的思想起到了很大巅覆作用。特别是第三道令中：“今天下无有得至德之人……..或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三令的发布，标志着当时的社会道德思想上的重大变革，其意义并非只限于在人才选拔上，儒家道德观念也在此濒临破产。
正是因为曹氏在人才选拔上的不拘一格，使知识分子分子们摆脱了繁文缛节，知识分子的性格开始以各种姿态出现。到了曹丕建立魏国，九品中正制开始形成雏形。朝廷任命中正负责人才的选拔。中正分为大中正和中正属员（即小中正）大中正一般由朝廷高级官员担任。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兼职，这些高官平日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属地的知识分子，选拔人才的任务就交给了小中正，这些人向大中正推荐，大中正进行级别的品评，分为九个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一开始品评的标准还是多元的有三个：才，德，家世。可是因为前两个标准不好衡量，家世开始成为最重要的标准。以致于后来出现了《刘毅传》中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
其实说到底九品中正制起到的作用就是为品评人物创造了体制条件。一个人的才能大小开始与他的舆论影响力有关，再加之魏晋之际钟会引导的关于才性的争论，对知识分子的个性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使的知识分子开始注重风度气质的培养，此时放达务虚的玄学压倒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精通不精通玄学成为上流社会认可的标准，如果儒学世族不入玄学派就产生不了名士，也就不能在官僚阶级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个例子在魏晋之际数不胜数，假如不是谢鲲、桓彝的由儒入玄，以及谢尚谢万、桓温的实权的巩固就不会有陈郡谢氏及谯郡桓氏家族的壮大，两晋历史上玄学与清谈是一个家族进入世家大族的标志，与立功绩掌握实权是互为补充的，这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里讨论的很明白了，不赘述。
其次，上层社会的个人行为的影响。上面我们说了曹操任人唯贤对魏晋风度的影响，但是曹氏对儒家三纲五常的破坏也不只在于此。正如傅玄所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这是晋人对曹氏父子的评价。曹氏父子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由于他们的好法术，慕通达导致天下礼教崩坍。《曹瞒传》中说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戏弄言诵尽无所隐。” 曹操这种不治威仪不拘小节的性格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世说新语》说：王粲病逝，掩埋之后曹丕对吊唁的人说，王粲生前好听驴子叫，我们每个人都叫一声来缅怀他吧！说完就学着驴子叫了起来。于是王粲的墓园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世说新语》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主角是孙楚）曹氏父子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并不是个案，他们给魏晋风度起到了风向引导作用，但真正推动历史的在于它对魏晋社会思想的冲击。如果我们把曹氏父子的行为看作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颠覆，那么生活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竹林七贤嵇康则是对虚伪儒家伦理道德的反抗，而阮籍则是一种不配合，东晋的风度又是在前人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的模仿了。
再次，玄学出现，道盛儒衰。生活在正始年间的何晏和王弼相继注述《老》《庄》，立论以“天下皆以无为本”玄学由此产生。这时在曹操和仲长统等人的斗争下，神学已被逐出了哲学范畴。在玄学家的话题里已经没有了鬼神的踪影，只有圣人，圣人也只是人而已。何说圣人与人无同，“（圣人）无喜怒哀乐”王说“（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这都是人们对于个人精神的一种自省即我与自我的觉醒。到了王戎他说：“圣人忘情，最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是对魏晋风度产生最好的诠释。圣人可以忘掉普通的感情不为情所累，天下真正能理解感情的人正是我们这种还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专注于七情六欲并受其煎熬。正是因为都不是圣人他们能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情欲放浪形骸。正如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对这种感情的描写：“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有情有欲超越自我才有情和欲的解脱而表现出的个性张扬。西晋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名教表示否定，崇尚自然，行放浪形骸之事。在其《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到“仁义”“谦让”皆“非自然之所出”，并指出儒家的传统观念是对人性的扼杀“六经以抑引为主，而人性以欲为欢”又为魏晋风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在当时这样说出的言论是要付出代价的。先是嵇叔夜的“每非汤武而薄孔周，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山巨源绝交书》）再到嵇康之死。玄学的第三宗的向秀目睹了好友嵇康的死偏向于中立，郭象与其说是对玄学三宗各观点的总结和发展不如说是对统治者的妥协，甚至是利用道教来为儒生自居的司马氏的统治服务了。对魏晋风度未起本质推动，但是他们却为后来东晋的魏晋风度风格转换起了铺垫作用。至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才趋于和谐统一。
当然，魏晋风度亦受一些社会风俗所影响，比如药石与酒。当时人好服食五石散，这种药石会使人意识麻痹，产生幻觉。所以说到魏晋风度我们总会联想到魏晋人的嗔，癫，痴的时代特征。
服食五石散后要及时“行散”，行散时要穿宽大的旧衣服，所以我们见到画中的魏晋人总是或宽衣博带，或坦胸露乳。这些方面对魏晋风度的影响只是外在之形，东晋人的风度也是如此，虽然诗人杜牧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但事实上这个时代的晋朝人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没有了矛盾冲突的社会就没有了反抗斗争，东晋人的风度也只是有风无骨。
魏晋风度这种特殊历史现象也说明了孔孟之道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文化传统，非但不能代表，一旦儒家的三纲五常被突围，中国文化将会以奔腾澎湃之势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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