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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82年春，司马炎率文武百官南郊礼毕，沾沾自喜地当众问司隶校尉刘毅：“你觉得我可以和汉朝哪个皇帝相比拟啊？”刘毅毫不思索地回答：“可以和汉桓帝、汉灵帝二帝相比。”桓、灵二帝是汉朝典型的昏君。毫无思想准备的司马炎不禁惊呼：“我虽然德行不及古人，但也算严于律己，何况又平定东吴，统一天下。你把我比拟桓、灵，是不是太过分了！”刘毅面不改色地回答：“桓、灵卖官，钱入官府，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陛下其实是不如桓、灵的。”司马炎哈哈大笑地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天我有你这样的直臣，这样看来，我其实还是胜过他们的。”
在旁的散骑常侍邹湛赶紧抓住机会吹捧司马炎说：“以前冯唐应对不逊惹得汉文帝大发雷霆，今天刘毅言语犯顺而陛下却十分欢喜，这样一比较，陛下的圣德比汉文帝强多了。”
这是一次司马炎接受臣子劝谏的情形。还有一次，司马炎和右将军皇甫陶在一起论事，皇甫陶是个正直的人，经常给皇帝提意见出建议，这次竟然与司马炎争论起来，而且争得很凶。散骑常侍郑徽趁机上表司马炎说，君臣之间有自然的尊卑，言语之间有自然的顺逆。皇甫陶这是在犯颜犯上，请求给他判罪。谁知司马炎却说：“忠诚正直的言论，我唯恐听不到，郑徽逾越职位，胡乱禀奏，这岂是朕的意思？”于是免去了郑徽这个乱打报告者的官职。
为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司马炎做了高度评价，“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说他气量宏大宽厚，调查事理，善于谋划，容纳得下直率的言论，从未在人面前失去庄重的脸色。
难道，司马炎真的能跟唐太宗相媲美，堪称虚心纳谏、敢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明君么？显然不是。
比如，针对人才选拔、干部考察等一些重大事情的劝谏，司马炎经常是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套用史书上的话就是“帝虽善其言而终不能改也”。
西晋的人才选拔还是沿用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做法，主要原因是“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士”，所以把选拔干部的权力交给地方上有威望的人。到了西晋，这种制度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大臣刘毅向司马炎上书指出九品中正制的种种弊病：过度偏向世家大族；中正官职责很重，而选择中正官的过程却很轻浮；用评定的品级反过来认识一个人的才德水平是本末倒置；对中正官的错误裁断没有司法救济途径；作为一个人，中正官的认识有其局限性；九品制度对有虚名者有利而对有实绩者不利；只划定品级不考虑专业和特长是瞎用人；中正官经常借机培植私党。奏疏的最后，刘毅还痛骂：“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他建议要全面改革人才选拔制度，让真正有才的人脱颖而出为朝廷出力。
结果，司马炎很是赞成刘毅的观点，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没有实施改革，估计是想再等两年，等朝廷更加安定、皇权更加强大之后再废除九品中正制。但随着西晋的灭亡、东晋的门阀、十六国的群雄争霸，改革九品中正制成为泡影。
公元268年，司马炎命令河南尹杜预对官吏的进退升降进行考核。杜预上奏说现有的考核制度有很大的弊端，程序化、形式化越来越严重，为官之道越来越虚伪，腐败现象越来越突出。他建议，委任信得过的官员，各自考核其所统领范畴内的官吏，每年都进行考查，议论其优劣，这样连续六年，六年成绩都是优良的人，可以超格选拔；六年成绩都是劣的，就要废黜免职。优多劣少的人平级调任，劣多优少的人就要降职。有对优劣的品评徇私情，不符合公正的议论的，应当交付监察部门进行劾察。
司马炎听听觉得有道理，但这件事也到底还是没有实行。
对敏感的话题，司马炎则是根本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臣子们上奏类似的奏章。他的同母弟弟司马攸生性温聪慧，有治理才能，颇有建树，西晋建立后封齐王。司马炎晚年，朝廷内外要求司马攸继位的呼声高涨。司马炎身边的宠臣荀勖和冯紞等人阿谀奉承的行为，让司马攸非常反感。荀勖二人担心一旦司马攸真的继位，自己就会被贬谪，于是借故以正太子名位为由要将齐王调回封国。司马炎表示同意，下诏太常寺讨论应该给司马攸赏赐哪些东西作为临行礼物？
此时，负责教授、课试的秦秀、傅珍等多位博士上表说：“现在假如齐王贤德的话，那么就不应当以同母之弟的尊贵与亲近去担任鲁、卫之地的寻常职务；如果他不贤德，就不应当开拓疆域，在东海边建国。总之，齐王是不能离开京都的。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天地四方都成了自己的家，应马上遵循古时候的做法，让齐王参与议论太平的基业。现在反而派他出去，离开都城二千里，这样做就违反了过去的规定了。
这件事被他们的上司、太常（掌宗庙礼仪之官）郑默、博士祭酒曹志知道了，曹志（他是曹植的儿子，认为司马攸的遭遇很像他的父亲）悲伤地叹道：哪有这样的高才，这样的亲族，不让他稳固根本辅助教化，而让他远去海隅呢？晋朝的兴盛，大概危险啦！
曹志就上奏疏说：“现在圣朝刚开始创业，开始就不诚信，以后的事就难以做好。想争取人心的人，应当先有如盘石般的基业；想享有万代利益的人，应当和天下人共同讨论国政。我认为应当按博士等讨论的去做。”
司马炎一向信任曹志，看了他的上奏，非常生气地说：“曹志尚且不明白我的心，更何况四海之内的人！”于是下诏说：“博士们不回答我所问的，却回答我所不问的，肆意制造不同的议论。”随后命令有关部门免去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的郑默的职务；同时把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曹志、直接责任人秦秀等人以越犯职权、脱离职责、蒙蔽朝廷、尊崇粉饰邪恶的言论，却假托直言无忌的罪名予以拘捕，交由廷尉治罪，依法追究责任。
这样看来，史书上那些谏臣与皇帝的经典故事，可能都不过是表演罢了。换而言之，皇帝为了突出自己的宽容大度，所以大力宣扬臣子如何劝谏自己，自己如何接受劝谏。臣子为了配合皇帝，也就得作着种种似是而非的表演。但真正的劝谏会怎么样呢？不要说面对一个可以决定你命运（升降沉浮生死贵贱）的皇帝，就是面对一个生活中的上司或长辈，在指出对方错误时，也是需要讲技巧的，而绝不会板着脸给对方讲大道理。何况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呢？他的面子他的尊严比任何人都要大。
当然，司马炎把劝谏当成一场权利游戏，最终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选拔人才尽出豪门大户、干部考察流于形式走马观花，导致西晋的官员们不仅攫取钱财，沉湎享乐，而且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错选白痴儿子司马衷作为王朝接班人，致使一上台就权力失控。王公外戚只顾个人利益，相互残杀，最终导致西晋的灭亡。
这些病根不能不追溯到司马炎对劝谏的这种游戏态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探春的口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此言深刻，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