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老鼠的智慧和命运
——说李斯
文：过常宝
李斯有着奇特的人生经历：倏然而起，直上云霄；忽然而败，身丧人手。而左右其人生的却不过是老鼠的智慧，这其中的辛酸、狡黠、无奈、悲凉，可谓五味杂陈，能使我们对人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复杂的慨叹。
仓鼠哲学
李斯年轻时，见到厕所的老鼠，不但所食肮脏，而且多被人犬惊扰；他又见到粮仓里的老鼠，吃着很好的粮食，住在宽敞干净的大屋下，而且不受骚扰，过着富裕安静的生活。李斯由此得出结论：人过得好不好，要看他处在什么位置。这就是李斯的“仓鼠哲学”，它的含义是，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能不能为自己找到最有利的位置，善不善于利用自己的位置。
官仓鼠
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传统的礼教文化，还是新兴的儒道墨各家，都构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实现价值的方式，为士人提供了多种人生选择。而李斯的仓鼠哲学，正是其所信奉的法家思想的一个缩影，不谈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不接受道德规则的约束，藐视一切理想主义的观念，所以它可能很高效，但却是粗鄙的，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此外，李斯用老鼠来比喻人生，还能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一个机会主义者来说，人格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但安全感却永远是一个无法摆脱的焦虑。
李斯悟出了这个道理后，就决定跟荀子学“帝王之术”，也就是治理天下的学问。荀子从根本上说是儒家学者，他研究的是如何以礼来治理国家，不过，荀子的礼制有强制性的特征，近乎法，可以称为礼法。而李斯不讲礼，只讲一个“法”字，又从其他法家那里继承了“势”和“术”，于是，“帝王之学”就成了专门维护帝王统治的学术。
荀子的“帝王之学”是为了通过改变帝王而改变天下，而李斯的“帝王之学”是为了迎合和维护帝王而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在告别荀子时强调了两点：一是人应该为处于卑贱的地位而感到可耻，那些身处卑贱之位却批判社会、向往无为的做法，都不是出自真实的性情，也就是说，精神价值、社会理想都是无意义的，只有富贵才是人生唯一的目标；二是秦王那里有自己的机会，体现了仓鼠哲学的机会主义实现方式。李斯到秦国后，迎合秦王统一天下的野心，主张更为激进的兼并政策，为秦王所赏识，被拜为客卿。
正是机会主义，将“仓鼠哲学”和“帝王之术”这两个渺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成就了李斯，也成就了秦始皇。
2. 谏逐客和议焚书
秦宗室大臣利用韩国人郑国事件，建议秦王驱逐所有外国人，李斯也包括在其中，于是李斯上《谏逐客书》，劝阻秦王颁布这道法令。
《李斯列传·谏逐客书》
毛氏汲古阁本
这是一篇我们都很熟悉的文章，它的中心思想在最后一段：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结合整篇文章来看，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客中不乏忠于秦国，并为秦国的强大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二，秦王既然喜爱外国的物品、歌舞、美人，自然不应该排斥客；三，如果客被从秦国排斥出去，那么他就只能为外国服务，从而使敌人强大。这三个观点都非常清晰，它的核心是客有用、可用。在证明客可用时，李斯的逻辑是，既然秦王能用外国的宝物、美人、歌舞，也就可以使用客，不然就会“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这句话看起来义正词严，但它却将客和物品同等看待，实际上贬低了人的价值。仓鼠的比喻，已经暗示了人是没有尊严的，只有事功才有价值，这是秦王和李斯共同的立场。于是，秦王保留了客的地位，也保留了李斯的机会。
秦一统天下后，李斯因功被任命为丞相，这只厕鼠成功地变成了仓鼠。有儒生建议秦始皇“师古”，分封子弟，恢复分封制。李斯认为分封不利于秦始皇的集权统治，并由此认为，儒生论政是以古非今，影响了皇帝和法制政令的权威，他说：
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秦始皇采纳了这个建议，下禁书令，要根除一切与“法教之制”不同的异端学术，包括在先秦时期形成的各类经典和诸子百家之说，目的是使整个国家只存在皇帝的意志，国家统治不受任何质疑，国家变成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
《焚书坑儒》连环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对于臣民而言，它不允许在事功之外有其他价值存在，因而就不能有立场，不具有辨析和批评的能力。这种观点，是仓鼠哲学和帝王之术结合的必然产物，它在客观上否认了事功之外的多种社会价值形态、是非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定律令、同文书等，都是为了使得国家统治、社会生活标准化、机械化，希望由此保证新兴国家的长治久安。
3. 未知所税驾
仓鼠哲学，由于目标简单，没有任何价值的顾虑，相对容易成功。李斯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士人。他举行家宴时，“门廷车骑以千数”，他不由得感慨：“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税驾”就是“脱驾”。这句话是说物盛则衰，祸福相倚，这是自然之理。但一个机会主义者将自己置身于弱肉强食的生态之中，是没有安全感的。当他处在向社会进攻的阶段时，他所能看到的只是各种机会，可是一旦享受社会时，那些曾经的机会都变成了隐患，安全感就成了他最大的焦虑。“物极则衰”，这是历史的智慧，儒家、道家讲究及早回避，或者急流勇退，回归到个体精神价值中来。而李斯直到人生顶峰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此外，除了个人的富贵之外，李斯不能容忍别的价值观，个人的精神空间狭小，主动停下来就意味着空虚；而由别人强迫自己停下来，则意味着彻底失败。所谓“未知所税驾”，就包含着无法停下来，以及终究会被人强迫停下来这两方面的意思。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注定的悲剧。
如果盛衰祸福之逆转是不可避免的话，而李斯所能做的，就只能拖延。处在人生顶峰状态的李斯，不再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而是采取被动和防御的姿态，小心翼翼守护着自己的粮仓。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4. 矫诏之后
秦始皇巡游天下，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随从。赵高为皇帝掌管车驾，巡行时兼着符玺令的职事，职位不高，但由于贴近皇帝，所以是个重要的角色。巡行队伍中，还有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秦始皇巡行到沙丘时突然病重，自知不治，下令赵高准备诏书，令长子扶苏到咸阳会葬。
扶苏
图出《公子扶苏连环画》
江苏美术出版社
当时扶苏和蒙恬带兵驻扎在上郡。诏令还没有发出，秦始皇就死了。由于担心变故，胡亥、赵高和李斯对外隐瞒了皇帝的死讯，将尸体放入大车中，官员奏事、随从进食等等，一切如常。扶苏曾多次劝谏秦始皇，并且和将军蒙恬关系很好，对善于阿谀奉承的赵高应该没有什么好感，所以赵高意欲篡改秦始皇的旨意，改立胡亥为皇帝。在赵高看来，胡亥更容易控制，而且，自己有立君之功，地位会更高，于是，他隐瞒了秦始皇的诏书，并且巧言劝诱胡亥接受君位。这个阴谋必须要得到丞相李斯的支持才能成功。
李斯最初反对赵高的阴谋，他说：
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
李斯自认为是个忠臣，不能辜负秦始皇的信任；此外，他还认为置换太子会引起国家的动乱。此时的李斯已经是做稳了的仓鼠，在大屋美食之外，进一步期待着自己处境的合法化、有价值，从而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相对而言，主流价值能给自己一片更为牢固的立足和庇护之地。
但是，李斯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做一个忠臣只是安全的需要，并非出自人生的信念，所以，赵高很容易从安全的角度要挟李斯。赵高指出：李斯在功劳、谋略、声誉、以及新皇帝的信任等方面，都比不上蒙恬，所以，如果扶苏当了皇帝，李斯将失去丞相的位置，而失去丞相的地位，就有可能被诛亡，只有选择胡亥当皇帝，才可以“长有封侯，世世称孤”。面对着有可能得而复失的仓鼠地位，李斯做一个忠臣的想法顷刻崩溃。这很悲哀，厕鼠、仓鼠，终究不能衣冠而立。
于是，他们假称秦始皇旨意，立胡亥为皇帝，又改写了秦始皇的诏书，以诽谤、怨望、不孝的罪名赐扶苏自杀，以不忠的罪名赐蒙恬自杀。这样，一个惊天的阴谋得以实现，李斯由于机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被迫成了同谋者，并且从此不得不听命于胡亥和赵高。李斯的人生进入了下坡阶段。
秦二世和赵高当权后，采取了更为残暴的统治策略，大臣和诸公子被纷纷处死，甚至有公子主动上书请求准予自杀；又建阿房宫，重赋敛，全社会人人自危，并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造反。
阿旁宫
李斯有意进谏，但为二世所不许。秦二世还给他出了个难题：《韩非子》说尧住的房子连破旅店都不如，穿衣吃饭连守门人都不如，禹疏通水道，死于外地，所受的辛劳比奴隶还要多。可是，聪明人统治天下，应该拿天下供奉自己的享乐，如果自己不能获得好处，怎么能治理天下呢？二世问李斯，我怎样才能做到纵情享乐，永久享有天下呢？李斯是读书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秦二世残暴，自己又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当时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守，没能阻挡吴广过境，朝中有人指责李斯放纵盗贼。李斯非常恐惧。所以，面对着秦二世如此荒诞的问题，他不但要装聋作哑，还要顺着秦二世的意思，为他出谋划策。他说：“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尊贵如皇帝，当然要让天下人顺从自己，服务自己，皇帝要完全掌控天下而不被人所制约，为此，必须严格督责臣下。他说：“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也就是说要通过实行严刑峻法，将尊严和权势都收归皇帝。于是，秦二世颁行更加严酷的法令，结果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这是给危机重重的国家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对于李斯来说，这岂不也是自作枷锁，饮鸩止渴吗？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性命，他也只能违心为秦二世奉上一柄双刃利剑。
5. 下狱死
赵高诱使秦二世远离大臣，大臣只有通过赵高才能与皇帝交流，皇帝也只通过赵高颁发命令，赵高的权势越来越大。
李斯已经算得上是赵高的同党了，虽然如此，赵高还是忌惮作为丞相的李斯，并将其看做是自己为所欲为的一个障碍。一个机会主义者和一个阴谋家，这中间有着层级的差别，两相斗争的结果不难推知。得知李斯对修建阿房宫颇有意见，赵高就对李斯说：“关东起义军很多，而皇帝却大肆征集徭役修治阿房宫。我是想进谏，但地位低。而这正是您的事啊，你为什么不进谏呢？”李斯说自己无法见到皇帝，赵高就答应代为安排。当秦二世正与妇女宴饮作乐时，赵高告诉李斯说可以进谏了，这就招致了秦二世的反感：平时有空时丞相不来议事，非得等我宴饮时，就来请示事情，这不是让我难堪、鄙视我吗？赵高乘机罗列了李斯三条罪状：一是曾参与沙丘之谋，自居其功，想和皇帝分土而治；二是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与陈胜等暗地来往；三是在外朝的权力甚至大于皇帝。秦二世深信不疑，就决定先派人调查李由暗通起义军的事。
李斯嗅到了巨大的危险，只能与阴谋家赵高决一死战了。他上书揭露赵高权势熏天，擅自作为，积聚的财富与国家相等，“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皇帝早日除掉赵高。李斯不得已参与了赵高的矫诏阴谋，后来一直向赵高妥协，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但正是这一选择彻底动摇了自己的安全。这其中的必然联系是李斯本人很难理清的。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说：
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这个评论很有见地。显然，秦二世不会相信李斯，一再争辩，导致了更深的怀疑，而这一点再次被赵高所利用。赵高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秦二世令郎中令严审李斯，李斯的机会主义道路走到了尽头。
李斯入狱
图出《西汉演义连环画》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在狱中，李斯反思了国家的现状：“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不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乎朝也。”李斯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说明他毕竟不同于赵高，是有见识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一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反而以“谏而不听”来为自己辩护，这就十分勉强了。李斯经不住酷刑，承认谋反，但又不甘心就此伏罪，要求再次上书。赵高说：“囚犯怎么能上书给皇帝呢！”李斯被定为谋反，判为死刑，腰斩咸阳市。秦王朝大势已去，李斯却不得不为这个腐朽的王朝殉葬，这是令人悲哀的。
关于李斯的死，《史记》记载曰：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一辈子的寻觅、阿顺、攀附、成功等等，最终却落得个如此悲惨的下场，早知如此，还不如安居乡里，过着农夫的生活。这一段描写有些忧伤，显示了司马迁对才俊异能之士的同情，而且，一辈子超乎常人的努力，最终却归于虚无，也令人有着无限的伤感。
6. 总结
清人林伯桐评论说：“当其辞于荀卿，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困穷’，自言其所见也。只此二语，便足断送一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斯早年对卑贱、困穷的体认，以及他对富贵的艳羡，都说明了生命境界的狭隘，所以，在没有走到末路之前，无论如何是不会认同“牵黄犬逐狡兔”的平凡生活。他羡慕老鼠的狡黠，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不管在哪里，他终究是一只没有大志，没有安全感，并最终命丧人手的老鼠。这是机会主义者的不归之途，也是李斯悲剧人生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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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过常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韩国高丽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
《楚辞与原始宗教》
（东方出版社，1997年）
《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原史文化及其文献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
（人民出版社，2009年）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
（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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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郭英德
主编
李小龙 诸雨辰
图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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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莫雅 黄淑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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